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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山脉则将河北与山西高原联系起来。北方的争衡常表现为关中与河北之间的争衡。山西高原如同一个楔子，楔入河北与关中之间。当河北与关中争衡之时，能不能控制太行山形势，常关系到河北势力的成败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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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行山山脉一线，有紫荆关、倒马关（在河北定州西北二百五十里）、井陉、滏口（在今河北武安县东南）等关隘扼其往来通道。其中，紫荆关和倒马关主要是扼守自大同盆地经桑干河谷而来的通道，此二关与居庸关共同屏护北京西、北二面，明代号为“内三关”；井陉关和滏口则扼守山西与河北中部、南部之间的往来通道，正定（古代常山、真定）、邢台、邯郸等地既依太行山地险要，又控上述关隘通道，遂得以成为一方重镇。经营好太行山诸关隘，可保右翼的安全，且自山西南下中原或西入关中，都有高屋建瓴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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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北平原腹地上有一些东西向的河流，如拒马河、滹沱河等，在中原政权抗击北方少数民族的战争中，也能够加以利用，建立河防体系。漳河自太行山而下，从河北南部横流而过，经山东北部注入大海，护卫河北南面门户。这样，河北的南面门户实际上是夹在山西高原与山东低山丘陵之间。如果说河北在东、西之间的战争中必须重视山西的话，那么，在南北之间的战争中，则必须重视山东。中国的政治重心东移后，南北关系重要起来，山东处南北之间，地位也随着重要起来。特别是京杭大运河开通后，山东处在监控大运河的位置上，地位更是举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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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河北对于中原政权而言显示出的战略地位，但要讨论河北的战略地位，又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汉人政权与塞外游牧民族的关系问题。在立足于河北的政权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塞外少数民族建立的。如十六国时期的后赵为羯族所建，前燕、后燕为鲜卑慕容部所建，北朝时期的东魏、北齐则是胡汉合流的产物，辽为契丹族所建，金为女真族所建，元为蒙古族所建，清为满族所建。对于由塞外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而言，河北尤其是河北北部地区的意义就在于它将农耕经济的中原与游牧经济的塞外联系起来。蒙古入主中原，择定都之所时，木华黎建议说：“幽燕之地，龙蹯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驻跸？之所，非燕不可。”[5]塞外少数民族看重河北北部的意义，正是因为它“南控江淮，北连朔漠”的地理位置将中原与塞外联系起来。这种联系在他们的统治受到挑战时显得尤为重要，他们的根基在塞外，形势不利，还可退回塞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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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形成河北地位的诸因素中，经济因素并不是最主要的。这跟河北地位的特殊性有关。河北是农耕经济的中原与游牧经济的塞外之间的重要衔接地带，农耕经济的汉族与游牧经济的少数民族在生产、生活方式上差异很大，从事战争所需要的经济支持也不同。当河北为塞外游牧民族所控制时，其战争策源地在塞外；而当河北为汉人政权所控制时，经济上则主要依靠南方尤其是东南地区的供给。当然，无论是汉族还是塞外游牧民族，当他们在河北建立起了全国性的政权时，其经济上的供给则都须倚仗东南地区。元代重开大运河，还经营海运，就是为了转输东南财赋以供给京师，明、清两代亦因循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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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河北的农业生产条件的确不如现在，而且，河北东南部在历史上频遭黄河溃口之患。古代河北的经济却自有特色。司马迁曾描述过西汉时的四大经济区，其中，河北南部处于他所概括的山东经济区内，河北北部则处于司马迁所概括的“龙门、碣石以北”。“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并称河北南部重心邯郸“亦漳（漳水）、河（黄河）间一都会也。北通燕、涿，南有郑、卫。”当时巨富郭纵即邯郸人，“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蜀地巨富卓氏，其先辈也是原赵国人，“用铁冶富”。“龙门、碣石以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以畜牧经济为主；燕蓟“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上谷至辽东……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邻乌桓、夫余，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6]这实际上是在中原与塞外、在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之间进行交互贸易的一种比较便利的条件。这种经济特色与河北作为中原与塞外之间的衔接地带的地位是相适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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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四角之地而兴起的政权各有其独特的社会基础。立足河北的政权，其社会基础也跟河北与塞外游牧民族的关系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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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过，建立于河北的政权，有相当一部分是起于塞北的游牧民族。这些生长、生活于马背上的民族，男子皆精于骑射，个个都是天生的战士。平时游牧驰猎，战时出征打仗。他们的社会组织和生产活动方式都宜于征战。那些能够入据塞内的游牧民族大都能在不同程度上学习、接受汉族先进的文化，从而提高其社会组织上的效能。新兴民族初起的锐气、游牧民族惯于征战的天性和对于汉族先进文化的接受，几个方面相结合，形成一种独特的社会力量，这种力量至少在军事上是中原汉人所难与争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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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建立的政权入据中原之后，往往又会面临着如何适应中原农耕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如何处理民族关系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处理得是否成功，常常决定着他们在中原的统治是否稳固、是否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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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与塞外游牧民族的这种密切关系对于河北地区劲悍习战民风的形成也有很大影响。自战国时起，河北便一直是中原政权与塞外游牧民族碰撞频繁的地带，是中原政权抗击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前沿重地。自赵武灵王改制，胡服骑射，河北精兵，为天下雄。西汉初，陈豨将赴河北，韩信欲结陈豨以反汉，遂向陈豨指出：“公之所居，天下精兵处也。”[7]东汉初，刘秀在河北脱离更始政权自立，耿弇、吴汉发渔阳、上谷铁骑以佐刘秀，渔阳、上谷铁骑乃汉军精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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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天下皆知。古代河北的民风，据班固记载，赵、中山一带“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燕、蓟一带“其俗愚悍少虑，轻薄无威，亦有所长，敢于急人，燕丹遗风也。”[8]据《隋书》地理志所载，河北南部诸郡“人性多敦厚，务在农桑，好尚儒学，而伤于迟重。前代称冀、幽之士钝如椎，盖取此焉。俗重气侠，好结朋党，其相赴死生，亦出于仁义。故班志述其土风，悲歌慷慨，椎剽掘冢，亦自古之所患焉。前谚云‘仕宦不偶遇冀部’，实弊此也。”北部诸郡“人性劲悍，习于戎马。”并称：“自古自勇侠者，皆推幽、并。”[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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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河北地理的大致形势。拥此地理形势，妥善经营，足可争衡天下。战国七雄中，赵为东方军事强国。秦在兼并六国的过程中，所遇到的最激烈的抵抗，当数赵国。东汉初，刘秀在河北脱离更始帝自立，遂以河北为基础，扫平群雄，统一天下。东汉末，袁绍割据河北，成为曹操在北方的最大劲敌。魏晋南北朝时期，河北地区先后建立过六个割据政权，他们是：后赵、魏（冉闵）、前燕、后燕、东魏、北齐。杨坚谋伐北周，尉迟迥据河北起兵反对。“安史之乱”起自河北，历时八年，成为唐由盛到衰的转折点。唐末藩镇割据，河北藩镇称雄天下，最为嚣张，故前代史家称“唐之弱，以河北之强也，唐之亡，以河北之弱也。”[10]五代失燕云十六州之地后，契丹、女真先后自河北南下，饮马黄河，震动中原。也就是从那时起，辽、金、元先后入据河北，定都北京（或作为陪都）。明初，燕王朱棣以宗室强藩，坐镇北平（今北京），抵御蒙古残余势力。“靖难之役”，朱棣自河北南下金陵（今南京），取建文帝而代之，以后更迁都北京，外御蒙古，内制中原。满清入主中原后，亦定都北京。北京作为政治重心的局面，一直持续到当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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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唐以后，政治重心经中原而移至河北。辽、金、元、明、清几代均以北京为都（或陪都），元、明、清为全国性政权，并且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盛世局面。政治重心的移动，自有历史自身演变的逻辑。若单就地理形势上来说，政治重心移至河北，是有其全局上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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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切地说，自唐以后，经济重心在江南，而军事、政治重心在河北。江南地区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开发，经济上逐渐繁荣起来。自隋唐时起，江南的富裕已为天下所倚重。隋代开凿大运河，元代重开大运河，并为明、清两代所因循，都是为了转输东南财赋以供给北方。大运河作为南北之间经济资源流通的一条大动脉，纵贯于中国东部的大平原上，相对于以前“飞刍挽粟”、逆行西上转输关中时的艰辛来说，大运河还算是一条比较容易的转输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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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近代以前，中国所面临的军事威胁主要来自北方，尤以河北为急。自隋唐以后，中国国防形势有所变化，东北一带各少数民族陆续崛起，河北方面国防压力增大。唐以后南下中原的少数民族大都自河北而入。河北北部外围山脉为抵御塞外游牧民族南下的主要屏障，中原政权出于保障安全的需要，对河北的经营不由其不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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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政治重心集于河北，是一种能把政治、军事上的需要与经济上的供给相对完好地兼顾起来的格局。这种格局以明代为最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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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朝统治天下的格局中，我们可以画出两条粗略的长线，这两条长线在北京附近成交汇之形：一条是作为军事防御线的“九边”长城一线，另一条是作为经济运输线的京杭运河线，两条长线垂直交汇于河北北部。“九边”一线东起辽东，西经山西而联络甘、陕，东西横亘，屏护北方；京杭运河线作为南北之间经济资源流通的一条大动脉，北起幽燕，南经山东而联络江南，纵贯于中国东部的大平原上，连通南北，从而形成“以东南之粮，养西北之兵”的格局。这种格局能把政治、军事上的需要与经济上的供给相对完好地兼顾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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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元和清这样的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来说，他们作为全国性的政权，同样要倚仗江南的富裕和大运河这样的运输条件。但元、清两代本身就是起自塞外，它们得以入据中原，根基在塞外；入主中原后，其军事上潜在的威胁存在于南方而不是北方。元、清两代入主中原，对中原汉人始终怀着防范戒备之心，他们在中原的统治最终也的确是被中原汉人所推翻的。河北作为中原与塞外的一个重要衔接地带，它将农耕经济的中原与游牧经济的塞外连系起来，这种连系在他们的统治受到挑战时显得尤为重要。他们的根基在塞外，形势不利，还可确保退回塞外。后燕受北魏侵逼，残余势力即退回辽东，建立北燕；辽和金受到的则是塞外新兴民族的侵逼，金在受到蒙古的侵逼时，大臣中犹有重返辽东故地之议；明初朱元璋北伐，元顺帝即率蒙古残余势力退回塞北；清宣统帝退位后，清宗室耆善在出关时曾赋诗：“幽燕非故国，长啸返辽东。”也可说是满人某种心态的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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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河北的三个层次及其与太行山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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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山河形势，足为英雄凭资。天下纷乱之际，河北极易卷入争雄逐鹿的行列。另外，河北又是塞外游牧民族南下中原的一个主要方向。发生在河北地区的战事不外两种类型：一是内地政权或割据势力之间的战争，一是内地政权与塞北游牧民族之间的战争。战争类型不同，角逐的重点可能会不一样，但角逐方向却都是南北向的。这是由河北的地域形状及其与其它地域的位置关系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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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地区南北狭长，东、西山海夹峙。太行山既是其西部屏障，又是与其它地域产生重大利害关系的地带。河北的这种地域形状及其与太行山的关系，遂使得河北地区呈现出这么三个层次来：以北京为重心的北部地区，以正定、河间为轴线的中部地区，以邯郸（或邢台、或邺城）为重心的南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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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地区之所以呈现出这么三个层次，与太行山两侧的地理形势有很大关系。太行山与河北平行列峙，西侧有大同、太原和长治等战略要地与河北的三个层次之间平行对应，几条交通孔道将他们联系起来，几处重要的关隘又扼守这些交通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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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北部地区在上古为幽州，后或称燕郡，或称蓟州。《读史方舆纪要》称这里“关山险峻，川泽流通，据天下之脊，控华夏之防。巨势强形，号称天府。”[11]这片地域的意义主要体现在河北与塞外的关系上。燕山山脉和太行山东北支脉构成其外围屏障。对于中原政权而言，这里是抵御塞北游牧民族侵扰的前沿。对于塞北游牧民族而言，他们要透入河北，能否突破燕山和太行屏障是关键；而当他们透入河北之后并建立起了政权，这里又是联系中原与塞外的一个衔接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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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河北北部隔太行山而相对应的是大同。大同盆地北部山地低口为塞北游牧民族的涌入提供了一个便捷的通道。游牧民族涌入这片地域后，沿桑干河及其支流河谷低地向东，即进入河北，抵达宣化、怀来一带，这一带是燕山山脉与太行山脉交汇之处。这是一条比较平易的进军路线。塞北游牧民族若是到达这一带，便已绕过了燕山山脉的主体，只相隔着太行山东北支脉而与燕京一带相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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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处重要关隘扼守着它们之间的往来通道。沿桑干河正东方向有著名的居庸关，南侧则有飞狐口（在今河北蔚县南）、紫荆关、倒马关。居庸关一带山势较险，且地近燕京，历代经营有素，防卫较重，不易突破；而紫荆关、倒马关一带山势较缓，且隘口较多，易于突破。北京作为都城时，出这里入侵造成的威胁更显得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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