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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闻金主南迁，即派木华黎攻取金北京大定府，又派大军围攻中都。金救援不及，中都陷落。幽燕之地遂落入蒙古控制之中。成吉思汗在河北建立行省，命木华黎经略太行以南。木华黎攻占东平以后，又分建行省，经营山东，以逼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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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迁都汴梁后，以重兵扼潼关，戍守黄河，众建城戍，专力守河南。蒙古借道于宋，经大散关、汉中，出南阳而趋汴京。金黄河防线遂被突破。金主又自汴京迁往蔡州（今河南汝南）。蒙宋联合攻金，金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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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人放弃中都南迁，是其灭亡的开始。金主若能听臣下之言，凭借燕山险要，“聚兵积粟，固守京师”，或许还能勉力与蒙古抗衡。燕京一弃，河北门户大开，沿黄河守河南狭长一线，夹在蒙占与南宋之间，岂是长久立国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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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灭夏、金、南宋，建立元朝，定都北京。元末政治腐朽，其统治在农民起义的冲击下风雨飘摇。朱元璋建立明朝，并举行了成功的北伐，将蒙古逐出塞外。蒙古退回塞北，残余势力仍很强大，时常扰掠明朝北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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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朱元璋的时代，明朝北方国防采取的是塞前歼敌的防御方案，集重兵于长城一线，依托塞前大宁（今内蒙古宁城西）、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等据点，以逸待劳，聚歼来敌于塞外。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又采取塞前出击的方案，明成祖五次出塞亲征，寻歼敌主力。明中期后，边防削弱，只得依靠沿长城一线的九座重镇作消极的防御，号称“九边”。“九边”中，在北京外围扼燕山险要的重镇是蓟镇、宣府和大同。（见图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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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燕山外围本来还有大宁、开平、东胜（今内蒙古托克托）等重镇作为燕山防线外围藩篱。“靖难之役”时，朱棣将大宁故地并给兀良哈，将大宁都司迁往保定。大宁内迁，东胜孤悬难守，不久也迁于内地。宣德年间，又将开平迁往独石（今河北赤城北独石）。这样，燕山外围藩篱尽失，北京外围只有燕山长城一线单薄的防御，缺乏防御纵深，一处被突破，北京便受到直接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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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刺首领也先率军自大同入侵。土木堡（今河北怀来附近）一战，击溃明朝五十万大军，俘明英宗朱祁镇，随后又以送还英宗为名大举进攻北京：一部经宣府趋居庸关，一部经古北口趋密云，也先自率主力出紫荆关，三路大军分进合击，进逼北京。明军在于谦的领导下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瓦刺的这次入侵却给了明廷以极大的震动，显示出了明朝国防的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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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后期，鞑靼兴起。张居正秉政时，厉行改革，整顿国防。对鞑靼“外示羁糜，内修战备”，在西线以和议安抚鞑靼，在东线则分别以名将戚继光、李成梁为蓟镇、辽东二镇的总兵，重点防守。其中，在燕山内侧的蓟镇以守为主，在燕山外侧的辽东则以攻为守。明朝北疆形势遂得稍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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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期间塞外的形势又悄悄地发生了变化。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女真人正在悄悄崛起。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后金，向明朝的统治发起挑战。经过抚顺、萨尔浒两战，后金取得了在辽东的战略主动权；又经过沈阳、辽阳、广宁诸战役，尽夺明朝在辽东的军事据点。明朝只能靠扼守山海关及宁远（今辽宁兴城）、锦州几处据点控制辽西走廊。（见图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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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哈赤死后，其子皇太极继位。他以武力迫降朝鲜，又征、抚兼施，消火察哈尔部，切断了明朝的左右两臂，保障了自身两翼的安全。然后，皇太极将进攻的矛头指向了明朝。他避实击虚，迂回入边，四次透过燕山山脉险要，攻入明朝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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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崇祯二年、后金天聪三年（1629年）到明崇祯十一年、清崇德三年（1638年），皇太极先后四次率军攻明。他避开明朝以重兵坚守的辽西走廊，从其西北迂回，在大安口（今河北遵化东北）。龙井关（遵化北）、独石口（今河北赤城北）、居庸关、青山关（今河北迁西东北）、墙子岭（今密云东）等处取得突破，毁墙入边，大掠河北、山西、山东等地。但攻克北京和从山海关背后打通辽西走廊的企图却未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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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四次入边作战来看，明军只要坚守首都北京，扼守河北与辽东之间的主要咽喉——山海关，清军就算穿越燕山险要，透入河北，也不能站稳足跟。所以，这四次战役之后，明、清双方都加强了以锦州、山海关一带的争夺。明崇祯十五年、清崇德七年（1642年），明清两军主力在松山会战，洪承畴所率明军主力全军覆没。这年十一月，清军再次迂回入边，突入长城，大掠河北。这次入边大大削弱了明王朝的战争潜力，动摇了明王朝的根本，为李自成进军北京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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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李自成攻陷北京的消息传来时，清摄政王多尔衮急率大军西进，争夺北京。他打算避开仍由明军坚守的山海关，由蓟州、密云近京处入边，直趋北京。这时，形势急变。明山海关守将吴三桂降清，请求与清军联合进击李自成的大顺军。多尔衮立即改变进军路线，星夜兼程向山海关趋进。在山海关，清军与吴三桂部协同，以优势兵力击溃了李自成所率大顺军主力，并跟踪追击。李自成退出北京，撤回关中。清军占领北京后，以进攻大顺军为重点，迫击大顺军。清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李自成在湖北通县九宫山被地主武装袭杀，大顺政权覆灭。清军又击灭南明政权及起义军余部，统一了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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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清入主中原，决定性的一步当数山海关的打开。清兴自辽东，进入中原的主要通道是辽西走廊。虽然明朝在辽东的军事行动频频败北，但凭借山海关及宁远、锦州等据点，始终控制着辽西走廊。清军虽然数度自西北迂回入边，但效果主要是扰掠性的。李自成进入北京后，没有及时处理好对吴三桂的安抚和山海关的防御等问题，吴三桂举关降清，使清军争夺了几十年梦想打开的辽西走廊通道为之洞开，清军遂得以长驱直入。农民军无法抵挡清兵之锋锐，一再败退，中原遂落满清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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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定都北京，却单靠长城一线扼守燕山险要，这种防御体系实在是过于单薄。清军一再地突破长城防线，大掠河北，即证明了这种国防体系的弱点。明亡后，一批忠于明朝的知识分子如顾炎武、顾祖禹等对明朝的这种国防体系作了深刻的反思，对明廷放弃大宁、开平等燕山外围藩篱更是提出了沉痛的批评。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写道：“都燕京而弃大宁、弃开平，委东胜于榛芜，视辽左如秦越，是自剪羽翼，而披其股肱也，欲求安全无患，其可得乎！”他指出：“明代之都燕也，当法汉唐之成算，以开平、大宁、东胜、辽阳为河西、朔方之地。乃坐而自削，有日蹙百里之讥，无乃与都燕之初意相刺谬乎！”[32]这种批评相当中肯。燕山虽险，但实在过于单薄，一旦被突破，明统治重心即受到最直接的威胁。以顾祖禹之见，明朝定都北京，对于北京外围的防御，应当象汉、唐以河西、朔方等地作为关中外围藩篱一样，以开平、大宁、东胜、辽阳为北京之外藩，以加固燕山防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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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原政权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关系上，河北和关中，犹如中原政权面向北方的两臂。对于关中而言，早在秦汉时期，便已认识到了经营关中外围对于关中安全的意义。秦汉、隋唐均曾致力于经营河套、陇西、河西乃至西域，以巩固关中外围藩篱，确保关中的安全。而河北则主要凭恃燕山山脉，扼险拒守，这种防御格局却显得有些单薄。历史上，凭武力强行透入河北并建立起政权的少数民族屡见不鲜，有时甚至是先已入据河北的少数民族政权又受到塞外新兴游牧民族的侵逼。前燕之灭后赵、北魏之逐后燕、金之灭辽、蒙古之灭金、清之取明，均以塞外侵逼河北，契丹据幽燕之地，更是影响了五代、北宋几代政权的兴衰。即使是在中原政权强盛的时期，由这里发起的扰掠性入侵也是非常频繁。所有这些，都与河北外围屏障燕山防御体系的单薄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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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华湛恩《天下形势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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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读史方舆纪要》直隶方舆纪要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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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读史方舆纪要》卷十 直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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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宋史纪事本末》卷一三 契丹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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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读史方舆纪要》卷十 直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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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史记》卷一百二十九 货殖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