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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地叛乱的四国，合兵围攻悔约的齐王，顿兵临淄坚城之下达数月之久，汉军击破吴、楚军后，进击齐地，四王兵败。汉军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便平定了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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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定“七国之乱”后，汉廷继续推行削藩，武帝时，又实行“推恩令”。同姓诸侯王对中央政权的威胁才告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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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分裂之后，隋唐重新统一后，仍都关中。隋唐两代的农民大起义都是首先爆发于山东地区，而且都产生了全局性的影响，这也与山东在整个东部地区的地位有很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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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山东在南北之争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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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在南北之间具有枢纽性地位。这一方面是因为山东低山丘陵在中国东部大平原上可以作为凭恃，另一方面是山东处在监控南北之间水路运输线的位置上，因而南北对峙之际，山东常是争夺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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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如能占据山东，便取得了很有利的态势。对于南方而言，得山东，进可以问鼎中原，北临幽燕，退可以翼蔽淮泗，巩固江淮；对于北方而言，得山东，进可以南逼江淮，退可以翼蔽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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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刘裕北伐与宋魏对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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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和湖北犹如东南的两翼。以南方而进取北方，出江淮正面，不如出两翼。从江淮正面北出，出淮河一线太远，其攻守便失去依托：而出两翼则有比较有利的山河形势可以凭恃。在南北对峙的形势下，荆襄上游对于东南的意义，自孙吴时起便为建康方面所重视，而经营山东以固东南、并藉以进取中原，则自刘裕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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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末年，山东为后燕灭亡后慕容鲜卑残余势力建立的南燕所占据。南燕建都广固(今山东青州)。桓玄篡晋之时，南燕国中有乘乱南进之议，谓纵不能廓清吴会，亦可尽占江北之地。南燕虽未大举南卜，却也频频侵扰淮北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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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裕在消灭桓玄之后，崛起于东晋。东晋义熙五年(409年)，刘裕以南燕频频侵扰东晋兖、徐二州，上表北伐南燕。这年四月，刘裕率军北伐，大军自淮入泗，至下邳(今江苏邳县)后，留舰船、辎重，率军徒步取道琅琊(今临沂北)北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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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燕主慕容超闻晋军来攻，召群臣计议。南燕征虏将军公孙五楼提出御敌三策：“吴兵轻果，利在速战，不可争锋。宜据大岘，使不得入，旷日延时，沮其锐气，然后，徐简精骑二千，循海而南，绝其粮道；别敕段晖帅兖州之众，缘山东下，腹背击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险自固，校其资储之外，余悉焚荡，芟除禾苗，使敌无所资，彼侨军无食，求战不得，旬日之间，可以坐制，此中策也。纵敌入岘，出城逆战，此下策也。”[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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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孙五楼的意见的确很有见地。他提出的上、中二策，晋军方面已有人考虑到了，并深感忧虑。晋军进军途中，有人对刘裕说：“燕人若塞大岘之险，或坚壁清野，大军深入，不惟无功，将不能自归，奈何？”刘裕料定燕军“不过进据临朐，退守广固，必不能守险清野。”正如刘裕所断言的，慕容超未听取公孙五楼的建议。南燕太尉慕容镇也对慕容超说：“陛下必以骑兵利平地者，宜出岘逆战，战而不胜，就可退守；不宜纵敌入岘，自弃险固也。”慕容超仍不听。刘裕军过大岘，大喜道：“兵已过险，士有必死之志；余粮栖亩，人无匮乏之虞，虏已入吾掌中矣。”[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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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裕取道琅琊进军广固的捷径须越大岘山险。大岘山即沂山。山势险要，为齐南天险；大岘以南，处处狭隘，车不得并轨。因此，对于刘裕而言，突破大岘是其关键。对于南燕而言，抵御晋军之策，实不出公孙五楼上、中二策，尤其是上策，深得山东地形的要点：正面坚守大岘险要，阻击晋军；派轻骑循海南下，从东侧翼袭击晋军粮道；以兖州(南燕兖州治梁父，在今泰安南六十里)之军沿蒙山东出，袭击晋军之西侧背。此策的关键也是扼守大岘。慕容超却没有听取公孙五楼等人的意见，放弃大岘险要，洞开门户，纵敌入门。南燕覆亡的种子也就由此而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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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裕率晋军越过大岘以后，在临朐击破南燕主力，占领临朐，乘胜进围广固，尽锐攻城。次年二月，广固城破，南燕灭亡。山东遂纳入东晋版图。(见图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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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裕灭南燕后，欲留镇下邳，筹备西击后秦，却因国内局势变化而推迟了几年。此后，他先后镇压了卢循起义、消灭了刘毅、诸葛长民、司马休之等反对势力、讨平了割据益州的谯纵。东晋政局相对稳定，事权归一，刘裕遂谋进一步北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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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熙十二年(416年)八月，刘裕趁后秦国主姚兴死后诸子内讧的有利时机北伐后秦。其进攻部署大致分三个方向：淮河正面，王镇恶、檀道济率步军自寿阳向许、洛方向进攻，沈林子、刘遵考率水军溯汴水西进，作为后继；荆襄方面，朱超石、胡藩率军从南侧进攻洛阳，沈田子、傅弘之率军一部趋武关，作牵制性作战；山东方面，王仲德督前锋诸军由彭城溯泗水，开巨野泽入黄河，刘裕自统大军，待水路开通后，由泗水入黄河，再沿黄河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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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作战，布局宏大，几个方向的进攻，配合起来，足以撑开全局。山东方向，王仲德开巨野泽，打通由泗水入黄河的交通路线，是为晋军主力通行之路，也是晋军粮草补给的运输线路；另外，刘裕主力入河后，针对北魏在黄河北岸屯兵十万的严峻形势，在山东置立北青州，以向弥为北青刺史，镇守碻磝(今山东东阿西北)，掩护由泗入河之路，且监视魏军行动，保证后方的安全。由于刘裕处置得当，攻后秦之战得以顺利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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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裕从北伐南燕到灭后秦，收复了整个黄河以南地区，是为东晋南朝时期南方历次北伐中最成功的一次。刘裕一战而平南燕，收山东之地，改变了江南政权面向中原的态势。攻取山东，开创了恢复中原、进取关中、河北的有利局面。开山东巨野泽，将泗水与黄河连结起来，使江南的人力、物力能够便利地投送到北方地区，故山东一路对于此次北伐的意义尤其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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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裕灭后秦后，急回南方，代晋建宋。刘裕南归后不久，关中便被赫连勃勃夺占。这样，刘宋与北魏在东部大致以黄河为界形成对峙之局。刘裕死后，北魏乘丧南下，夺占刘宋河南之地，并频频扰掠刘宋在山东的青、兖二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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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文帝刘义隆即位后，有恢复河南之志。刘宋先后于元嘉七年(430年)和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大举北伐，两次北伐都以失败告终。(北伐经过洋见前面有关章节)元嘉北伐，声势浩大，却以惨败告终，每令后人扼腕长叹。其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刘义隆战争指导有误，特别是他的北伐目标很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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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义隆北伐只图河南，却不知河南四战之地，即令能攻之，未必能守之。元嘉七年，北魏已将赫连夏逐出关中，这样，北魏以代北为根本，左拥河北，右据关中，虎视中原。实际上，刘义隆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遏止北魏咄咄逼人的南进势头，而不是河南的攻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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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嘉二十九年(452年)三月，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被刺身亡，刘义隆又谋北伐。刘宋青州刺史刘兴祖上表，言进兵之策：“愚谓宜长驱中山(今定州)，据其关要。冀州以北，民人尚丰，兼麦已向熟，固资为易；向义之徒，必应向赴。若中州震动，黄河以南自当消溃。臣请发青、冀七千兵，遣将领之，直入其心腹。若前驱克胜，张永及河南众军宜一时渡河，使声实兼举，并建司牧，抚柔初附。西拒太行，北塞军都(居庸关)，因事指挥，随宜加授，畏威欣宠，人百其怀。若能成功，清壹可待。若不克捷，不为大伤。”[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