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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资治通鉴》卷十一 汉纪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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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资治通鉴》卷十一 汉纪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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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资治通鉴》卷十三 汉纪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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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汉书》卷四十八 贾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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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史记》卷一百二十九 货殖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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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汉书》卷三十五 荆燕吴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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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资治通鉴》卷十六 汉纪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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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60354
[28] 《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五 晋纪三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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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五 晋纪三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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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六 宋纪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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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八 宋纪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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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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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明史纪事本末》卷八 北伐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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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天下：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大势 [:1700158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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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天下：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大势 第三节 枢纽江汉，砥柱江南——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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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山川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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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南方地区，主要的联系纽带是长江。湖北居长江中游上通巴蜀，下达东南，在上下游之间居枢纽性地位。（见图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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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湖北沿长江上溯，穿越三峡，是为古代入川的两大通道之一。东汉岑彭攻公孙述、刘备据益州、东晋桓温灭成汉李势、朱龄石平谯纵、北宋刘光义攻后蜀盂昶、明初汤和攻明升等战役，都曾由此进兵。南方政权要控制四川，确保整个江南地区的完整，湖北是一大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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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上、下游之间对立，则湖北还可阻遏川中势力之东出。四川据湖北上游，自四川东出是为顺流之势，在湖北境内尚有险可扼，若其越湖北而东，则江面渐宽，其势难与争锋。在四川与湖北之间出现对峙时，据上游者往往扼守夔州江关(亦称捍关)，据下游者往往扼守西陵险要。历代战争中，遏川中势力之东出，做得最成功的当数陆逊、陆抗父子。陆逊在夷陵(今宜昌东)击败刘备，其后置立重镇，以备蜀汉。陆逊曾上疏孙权说：“西陵，国之西门，虽云易守，亦复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荆州非吴有也。如其有虞，当倾国争之。”[1]陆逊死后，其子陆抗继其任。在陆氏父子镇守荆州的年代，孙吴西境的安全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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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居东南之上游。立足东南的政权，无不恃荆襄为上游屏障。自古未有失荆襄而能保有东南者。相对而言，东南无四川尚可立国，若无湖北，则东南不可以立国。南北对峙之际，荆襄每为强藩巨镇，以保障上游。明末顾炎武在详考了立足于东南的吴、东晋、宋、齐、梁、陈、南唐、南宋八代政权的成败兴亡之后，指出了“厚荆襄”和“阻两淮”为东南立国之本。[2]孙吴、东晋南朝均以荆、扬二州为江南重镇，二州户口居江南之半。“以扬州为根本，委荆州以阃外”[3]成为六代在江南立国的模式。南宋与金、蒙古对峙，也倚重荆襄，屏护上游。从军事上讲，刑襄上游的意义甚至超过两淮。对于东南政权来说，“有江汉而无淮泗，国必弱，有淮泗而无江汉之上游，国必危。”[4]清末曾国藩、胡林翼等镇压太平大国起义，—改此前清廷以江南大营、江北大营在下游围困金陵的作法，而从上游的武昌、安庆着手，拔太平天国之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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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衡北方，东南政权要恃荆襄上游为屏障，但在江南政权内部，荆襄地区却每每成为一个隐患。“据上游之势”的荆襄地区常给下游建康方面构成很大的压力。东晋南朝时期，据荆襄上游称兵反建康方面者比比皆是。如东晋时期的王敦、桓玄、刘毅、司马休之，刘宋时期的谢晦、刘义宣、沈攸之、萧齐时期的萧衍，梁末的王琳等等。这使得江南政权对荆襄上游的政策往往表现出矛盾和复杂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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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北境内，就与北方的关系而言，汉水的战略意义并不亚于长江。南北对峙，南方联系的纽带是长江，其防守也主要是依托长江，但长江防线的稳固却有赖于江北的一系列山河为其屏障。东段有淮河，西段有秦巴山地，中部湖北地段则主要是以大别山、桐柏山至鄂西山地一线的山脉为其屏障。在大别山和桐柏山的连接带有武胜关、平靖关和黄岘关(三关在湖北广水和河南信阳交界处)可为往来通道。但三关两侧地形险恶，不利于人力、物力的大规模运动。历史上，南北对峙时争三关最激烈的是北魏与南朝的齐、梁。但这一时期对三关的争夺对双方都未产生决定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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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历代南北往来要冲的是汉水河谷低地，其枢纽即为南阳盆地。这里，四面都可进入，四面都可出击。沿汉水主干下行，由襄阳经大洪山与荆山之间的河谷低地可至江汉平原，并可进入长江；沿汉水主干向西上行可至汉中，直抵甘肃东南边缘；汉水支流丹江穿切秦岭，成为关中与南阳盆地之间的通道，“关中四塞”中的武关即设在此通道上；循淅川等支流上行，越伏牛山，即可进入伊洛河谷；其它支流如唐河、白河则伸向河南腹地。这样，由汉水及其支流形成的南阳盆地，成了关中、汉中、中原与湖北四者之间的一个旋转门，任何一方势力到达这里后均可纵横四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