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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祖禹在论湖北形势时说：“湖广之形胜，在武昌乎？在襄阳乎？抑荆州乎？曰：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8]指出了湖北地区的三个重心和各自的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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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重心得以形成，缘于历代的经营，而历代的经营是以地理形势为基础的。湖北主要是通过东、北、西三个方向与其它战略要地发生关系的。这三个方向均有延绵的山脉为之险阻，将湖北相对完整地围起来，长江和汉水向这三个方向延伸至境外，成为它与外部的往来孔道，从而形成能进能退、可攻可守的态势。这三个重心分别面向三个主要的方向。对于进取来说，存在一个前进基地的问题；对于退守来说，存在一个门户的问题，以进以退，都应经营好这几大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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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方重镇，襄阳的地位具有全局性的意义。在中国地理格局的大形势中，襄阳既是东西之间的一个联系枢纽，又是南北之间的一个重要接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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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阳所处的南阳盆地具有东西伸展、南北交汇的特点。无论是东西之争，还是南北之争，南阳盆地都是必争之地。襄阳地处南阳盆地的南部，依托湖北，通过汉水和长江，东连吴会，西通巴蜀；由南阳盆地，可以北出中原，可以西入关中，还可经汉中而联络陇西。南北对抗时，南方的军事防御线东西延绵三四千里，襄阳便处在这条漫长战线的东南段与西北段之间的连接点上。因此，襄阳作为湖北境内的一大重心，实已超出了局部地域性而具有了全局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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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对于南方还是对于北方，襄阳的归属与经营的是否得当，足以决定其在战略上是主动还是被动。南方如欲向北方进取或抵御北方的进逼，势必重视襄阳的经营。经营好襄阳，足以协凋整个战线。襄阳战区可在东、西战区之间左右伸缩，配合呼应，协同作战。桓温、刘裕、岳飞、吴拱等都曾藉襄阳而有所作为，李纲、陈亮等人也曾建议当政者经营襄阳，收复中原。对于北方来说、控制襄阳则可获得两个决定性的效果：一举截断南方漫长的防线；控制长江上游之势。西晋灭吴、隋灭陈、蒙古灭南宋都是大大地得益于对襄阳的控制和经营；曹操、苻坚、拓跋宏也都曾试图争襄阳而图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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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湖北与东南的关系而言，则武昌是一大关键。以武昌为中心的湖北东部地区是为长江中、下游之间的结合部。长江中游的主要支流大多在这一带注入长江，武昌遂成为长江中游的一个水运交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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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长江两侧地形地势的缘故，长江上下游之间，除长江一水可通外，并无其它畅通大道；长江出湖北以后，江面渐宽，无险可扼。这种客观的自然情况遂使上下游之间产生一种微妙的关系：东南地区必须倚荆襄上游为屏障，荆襄地区对东南却具有一种天然的离心力。在对抗北方时，荆襄地区常常是作为一个单独的战区，具有相对独立性，形成相对独立的力量中心，而一旦形势变化，这种相对独立的力量中心便往往容易构成对下游地区的压力。东晋南朝时期，据荆襄上游称兵反建康方面者比比皆是，萧衍甚至自襄阳举兵东下，取南齐而代之。荆襄地区地位的这种双重的特性遂决定了立足东南的政权力图在对荆襄地区的政策上体现出双重的意图：既要使其发挥可靠的屏障作用，又要将其威胁下游的消极意义降至最低。加强对上游地区的控制是其最终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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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强对上游地区的控制以实现这一双重意图上，以武昌为中心的湖北东部地区作为长江中、下游之间的结合部无疑能发挥重要的作用。东南的势力能否延伸到湖北，或者延伸到湖北后能否保持持久的控制，取决于它对武昌及其周围地区的控制。孙策击败黄祖于沙羡(今武汉市西南)，势力才延伸到湖北东南部，才有了日后的赤壁之战和袭关羽、据荆州。孙吴为巩固上游，两度迁都武昌(今鄂州)。刘宋元嘉年间，荆、湘二州时分时合，便是试图在这二个意图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刘宋孝建年间，干脆分割上游的荆、湘、江、豫诸州，另置郢州，治夏口(今武汉市汉口)，确保对上游的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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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就两湖盆地的内部形势而论，其重心则在江陵。江陵地处江汉平原，交通便利，经由长江可以连通东西万里。以江陵为中心，北据襄阳，南控湖湘，东连武昌，西守西陵，足以撑开两湖形势，足以应接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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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初，公孙述据益州，部下荆邯建议公孙述发国中精兵，遣将东出，据江陵，“临江南之会，倚巫山之固，筑垒坚守，传檄吴、楚，长沙以南必随风而靡。”[9]刘表初到荆州，荆州名士蒯越也建议他“南据江陵，北守襄阳，荆州八郡可传檄而定。”[10]诸葛亮在隆中对策时对刘备分析荆州的地位说：“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四通巴蜀，此用武之国也。”这种分析在一千年后的南宋仍得到回应。吕祉在上宋廷《东南防守利便》书中说：“不守江陵则无以复襄阳，不守江陵则无以图巴蜀，不守江陵则无以保武昌，不守江陵则无以固长沙。”[11]历代兵家看重江陵，正是看重江陵在两湖地区的中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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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重心得以形成跟湖北自身的地理形势也有关。湖北地域形状呈三角形，大洪山屹立于湖北腹地，将湖北分隔成三个相对独立的区域。襄阳、武昌、江陵分处这三个区域。在这三个区域之间的往来通道上分布着几处军事要点。从襄阳向南，沿汉水河谷穿越大洪山与荆山之间的空隙，可趋江陵；钟祥、荆门扼其咽喉。从襄阳向东，穿越大洪山与桐柏山余脉之间的空隙可通武昌，随州处其襟要。武昌与江陵之间则以长江为往来通道，巴陵(今湖南岳阳)是其咽喉，另可沿汉水一线往来，则天门、沔阳(今湖北仙桃)处于俯瞰这条线路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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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羊祜经营襄阳，智取石城(今钟祥)，控制汉水河谷两侧的山地险要，也就控制了襄阳与江陵之间往来的咽喉，孙吴屡屡北攻以争襄阳，却未能获利。“侯景之乱”时，侯景军占领郢州后，逆江西上，欲攻荆州，萧绎急派王僧辨率军戍守巴陵，扼守武昌与江陵之间往来的咽喉，侯景攻巴陵不下，只得引军东还，梁军则乘势东下以平侯景。显示出这三条通道上诸军事要点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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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营湖北时，对这三个区域及控扼其往来通道的军事要点予以全盘考虑的典刑例证是刘宋孝建年间郢州的设立。刘宋孝武帝为控制荆湘上游，分割上游诸州，置立郢州，治夏门(今汉口)。孝建初年的郢州八郡包括原荆州的江夏、竟陵(即钟祥)、随(即随州)、武陵、天门，原湘州的巴陵(即岳阳)，原州的武昌，原豫州的西阳。其中，竟陵、随、天门、巴陵即处于监控这几条通道的位置。襄阳、武昌、江陵在湖北犹如鼎之三足，撑开湖北形势，使湖北在面向不同的方向时，显示出不同的战略意义。所以顾祖禹说“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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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吕祉在《东南防守利便》之《江流上下论》中说：“江水源于岷山，下夔峡而抵荆楚，则江陵为之都会。故诸葛亮以谓荆南‘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也。’嶓冢导漾，东流为汉，汉沔之上，则襄阳为之都会。故庾翼以谓襄阳西接益、梁，与关陇咫尺，北去河洛，不盈千里，方城险峻，土沃田良，水路流通，转输无滞，进可以扫荡秦、赵，退可以保据上游者也。沅、湘众水合洞庭之波而输之于江，则武昌为之都会。故吴大帝常都于此，而东晋、宋、齐、梁、陈之际号称盛府者此也。豫章西江与鄱阳之浸浩瀚吞纳，而汇于溢口，则九江为之都会。晋之所谓寻阳北抚群蛮，西连荆、郢，亦藩任之要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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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守江陵则可以开蜀道，守襄阳则可以援川、陕，守武昌、九江则可以蔽全吴，夫蜀、汉、吴、楚并而为一，则东南之守亦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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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祉所言，是着眼于南宋与金对峙的形势。他建议宋廷经营江陵、襄阳、武昌和江西九江，以固长江上游之势，而后，“根本建康，左右淮浙，取资于蜀，调兵于陕，以天下之半而与敌争，庶乎可以得志矣。”[12]其经营规划可谓充分认识到了湖北的这几大重心在上游的战略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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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历史时期，天下大势不同，控制湖北的势力在湖北经营的重点也不一样，致使这三个重心的轻重关系亦随时势的变化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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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历代在湖北的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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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藉湖北而有所作为的是春秋战国时的楚国。楚立足鄢郢，北恃汉水、方城山等山川险要，抗衡北方诸侯，参与中原争霸战争。周惠王二十一年(公元前656年)的召陵之盟上，楚大夫屈完在答齐桓公的武力威胁时说：“君若以德绥堵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13]显示出楚国对自己国力和所凭地利的自信。周定王六年(公元前601年)，楚军在邲之战中大败晋军。楚的霸业达到顶峰，楚庄王因此得列“春秋五霸”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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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历史进入战国时，楚又得列“战国七雄”之一。苏秦策划合纵时对楚王说：“楚，天下之强国也，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陉塞、郇阳，地方五千里，此霸业之资也。”[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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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拥有的实力和地利的确可为“霸业之资”，无论是在“春秋五霸”还是“战国七雄”中，楚国一直是面积最辽阔的国家。但战国后期的楚国政治却再也没有显示出早期的那种蓬勃向上的势头，致使楚国在战国时期复杂的政治、军事和外交斗争中一再受挫。自张仪以连横破合纵之策、秦两诳楚怀王并乘势取楚汉水上游及黔中、巫郡之地后，楚国赖以立国的国防险要丧失，最终为秦所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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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国鼎立与荆州的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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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王朝经历了黄巾起义和董卓之乱后，皇权旁落，中国大地纷乱再起，逐渐演成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在割据的群雄中，刘表据有荆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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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表出任荆州刺史后，在南郡名士蒯良、蒯越等人协助下，迅速平定当地宗贼，然后将荆州治所移往襄阳，镇抚郡县，悉定荆州八郡。蒯越曾建议刘表说：“袁术骄而无谋，宗贼帅多贪暴，为下所患。若使人示之以利，必以众来。使君诛其无道，抚而用之，一州之人有乐存之心，闻君威德，必襁负至矣。兵集众附，南据江陵，北守襄阳，荆州八郡可传檄而定。”[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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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表本是汉末“党锢之祸”期间的“八俊”之一，很有清誉，加之北方纷乱而荆州相对稳定，因此北方流民及学士归之者甚众。但刘表只是清议政治中的名士，并无治国安邦的雄才大略，“不见事变，多疑少决。”[16]袁绍与曹操在北方对峙，刘表与袁绍结盟，但袁、曹大战，刘表却未能趁机有所作为。刘备在北方战败，投奔刘表，刘表有利用刘备之意，却又心怀猜忌。故刘表虽拥荆襄形胜之地，但其志望不过是“欲保江汉间，观天下变。”[17]刘表既无用荆州之志，又无用荆州之才，觊觎荆州者却大有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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