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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至元八年(1271年)五月，忽必烈下令加紧对襄阳的围攻。至元十年(1273年)正月，元军攻破樊城。二月，元军将攻城战具移往襄阳城下，将攻襄阳。襄阳久困援绝，又慑于元军巨炮的威力，人情汹汹。元将阿里海牙至襄阳城下，宣元主招降诏，并折矢与盟，于是襄阳守将吕文焕率众出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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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军攻下襄阳后，阿术、阿里海牙向忽必烈建议乘胜灭宋。阿里海牙说：“荆襄自古用武之地，汉水上流已为我有，顺流长驱，宋必可平。”[58]忽必烈遂令大举伐宋：以丞相伯颜与阿术率主力沿汉水攻鄂州，再顺长江东下以趋临安；以左丞相合答与刘整率兵一部由淮西进取扬州，牵制两淮方面的宋军；另以少数兵力牵制四川的宋军。元军南下，一路势如破竹。宋廷沿福建、广东沿海一路奔逃。至元十三年(1279年)二月，元军攻破南宋最后的据点厓山，大臣陆秀夫抱幼主投海，南宋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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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单从军事上检讨南宋的灭亡，则襄阳的陷落实具决定性意义。襄阳的陷落使南宋的整个国防体系受到动摇。南宋国防主要是依靠江淮、荆襄和川陕二大战区形成“常山蛇势”，相耳配合，东西呼应。三大战区中，荆襄居中，尤其能在东、西两大战区之间左右伸缩，积极配合。荆襄战区中，襄阳是其北面门户，依山傍水，控扼经汉水河谷南下两湖的通道。襄阳在基本上没有什么有效救援的情况下，抗击蒙军优势兵力的围攻达五年之久，显示出了一方重镇在南宋国防体系中的支柱地位。一旦襄阳陷落，荆襄上游门户大开，上游防线即失去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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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不惜用了五年多的时间来围攻襄阳，正是认识到了襄阳的这种地位。那些向忽必烈进献攻襄阳建议的降将们可谓深知南宋国防的要点。如向忽必烈首建取襄阳之策的刘整认为：“攻蜀不若攻襄，无襄则无淮，无淮则江南唾手下也。”[59]攻取襄阳，可一举斩断南宋国防的常山蛇势，切断长江上、下游之间的联系，取得对东南的上游之势。蒙军攻占襄阳后，取得的正是这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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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治通鉴》卷八十 晋纪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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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六《形势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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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四 历代州域形势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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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江南方舆纪要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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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史记》卷九十一 鲸布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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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宋书》卷四十六 张邵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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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吕祉《东南防守利便》之《江流上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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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湖广方舆纪要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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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后汉书》卷十三 隗嚣公孙述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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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后汉书》卷七十四下 袁绍刘表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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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吕祉《东南防守利便》之《江流上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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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吕祉《东南防守利便》之《江流上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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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左传》僖公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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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史纪》卷六十九 苏秦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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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资治通鉴》卷五十九 汉纪五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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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三国志》卷六 魏书六 刘表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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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三国志》卷六 魏书六 刘表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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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三国志》卷三十五 诸葛亮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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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资治通鉴》卷六十五 汉纪五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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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资治通鉴》卷六十三 汉纪五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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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资治通鉴》卷六十八 汉纪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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