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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汉中在南北之间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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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北对峙的形势下，汉中对于南方的意义比起对于北方的意义来要重大些。这一方面是由于嘉陵江和汉水的原因，汉中与南方的联系更密切，另一方面是秦岭之险峻比大巴山更甚。自汉中越秦岭北进较难，越大巴山南进却较易。双方以秦岭为界，可共享秦岭之险；若以大巴山为前沿，则地理上的优势在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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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蜀汉开国到灭亡一前一后对汉中地区经营的得失及其影响，可比较典型地看出汉中在南北之间地位的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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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初定益州，曹操即率大军入汉中讨张鲁。刘备部属黄权恐曹操趁势侵蜀，对刘备说：“若失汉中，则三巴不振，此割蜀人股臂也。”[2]曹操击降张鲁，略定汉中。司马懿建议曹操乘势取蜀，曹操未从，留兵屯守汉中，自回北方。蜀汉法正建议刘备攻取汉中，他说：“曹操一举而降张鲁，定汉中，不因此势以图巴、蜀，而留夏侯渊、张郃屯守，身遽北还，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将内有忧逼故耳。今策渊、郃才略不胜国之将帅，举众往讨，必可克也；克之之日，广农积谷，观衅伺隙，上可以倾覆寇敌，尊奖王室；中可以蚕食雍、凉，广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为持久之计。此盖天以与我，时不可失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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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黄权、法正的看法，取汉中是一举数利的事。若能取得汉中，今后无论是进取天下，还是退保益州，都是一种有利的形势。刘备遂引军北争汉中。其间，刘备驰书留守成都的诸葛亮请兵增援。诸葛亮问从事杨洪，杨洪回答说：“汉中，蜀之咽喉，存亡之机，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发兵何疑！”[4]建议火速发兵增援。刘备击斩夏侯渊，夺占汉中；曹操引军来援，不利而退，刘备遂据有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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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三国鼎立局面形成。蜀汉重戍汉中，以保益州。蜀汉自丞相、大司马至大将军皆屯汉中。魏将曹真、曹爽等先后引兵来攻，均为蜀汉扼险所拒。诸葛亮矢志北伐，亲自坐镇汉中，把汉中建为北伐的前进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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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死后，蒋琬主持蜀汉军事。蒋琬屯汉中，一度设想多作舟船，欲乘汉沔东下，袭魏兴(今陕西安康西北)、上庸(今湖北竹溪)，以规中原。蒋琬后来徙屯涪城。其间，曹爽、夏侯玄率军自骆谷入攻汉中。时蜀汉汉中守兵不足三万，诸将皆恐，欲守城不出以待涪城援兵，赖蜀将王平全力主张，据守兴势城，扼险以拒之。汉主也遣费祎率军驰救，魏军失利而退。是后，费祎复屯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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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维主持蜀汉军事时，对汉中的防务作了变动。此前，蜀汉对于汉中的防御方略主要是靠置立军事据点，扼守险要，控制秦岭诸谷道，拒其出口，使敌不得出险。姜维改变防御战略，撤去诸围守兵，聚屯汉、乐二城，坚壁清野，试图纵敌入平地，待敌兵疲粮乏之际，再击其惰归。这一变动后来被证明是一种失策。若姜维专守汉中，那么，以姜维的战术才能，此策倒不失为一种积极的防御方案，它实际上是将蜀汉攻关中时“千里负粮以邀一日之战”的不利形势交给魏军来承受。但姜维对魏用兵的重点却远在陇西，这样，撤掉扼秦岭谷口的诸围守兵便实在是一种失策。后来，姜维避祸，屯田沓中(今甘肃临潭西南)，汉中方面的防御仍未调整过来，这便铸成了致命的错误。(见图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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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昭灭蜀的战略布署便是充分利用了姜维的这些错误。司马昭的伐蜀方略是：“绊姜维于沓中，使不得东顾；直指骆谷，出其空虚之地以袭汉中。以刘禅之闇，而边城外破，士女内震，其亡可知也。”[5]曹魏伐蜀之战基本上是按这一构想展开的。邓艾、诸葛绪等将在陇西牵制姜维，断其归路；钟会率大军穿越秦岭诸谷道直趋汉中。钟会大军能够顺利穿越秦岭诸谷道，坦行至汉中，便得益于姜维自弃险要。钟会至汉中后，迅速越阳平关而趋剑阁。姜维这时倒是表现出了他杰出的战术才能，摆脱牵绊，迅速回军，退守剑阁，以拒钟会大军。钟会大军被拒剑阁险要之外，一时无计可施；邓艾却出其不意，偷渡阴平道，出姜维军后，直趋成都。姜维回救不及，后主刘禅投降，蜀汉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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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蜀汉开国到灭亡，一前一后对汉中经营的得失可看出汉中地区对于南方的重要程度。汉中对于蜀汉来说可谓存亡攸关。蜀汉立国四川，军事重心却尽在汉中。以守而言，蜀汉自丞相、大司马至大将军皆屯汉中；以攻而言，汉中又是蜀汉北伐的前进基地。若汉中不守，则四川门户洞开，蜀汉几不可以立国。所以黄权把曹操取汉中比作“割蜀人股臂”、杨洪强调“若失汉中，则无蜀矣!”自姜维改变北伐的战略重点，又改变汉中的防御方略，蜀汉的国防遂出现严重缺陷；曹魏灭蜀则及时地利用了这种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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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维在汉中防御的失策还影响到了三国鼎立局面的结束。蜀失汉中开启蜀汉灭亡之机，而蜀的灭亡又开启了王濬在四川经营水师图孙吴上游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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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对峙的结束差不多是循着同样的顺序。尽管北朝经历了从西魏到北周再到隋的嬗代，但北方进取南方的战略是连贯的。西魏宇文泰乘梁之弊，遣达奚武入南郑，夺南朝汉中之地；后又趁萧纪内乱，遣尉迟迥入川，夺南朝益州之地。这样，在隋灭陈之战中，才有了杨素率益州水师东下图陈上游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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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蒙哥汗时期，蒙古攻宋，亦将用兵重点放在上游，试图由汉中入蜀，然后出三峡顺江而下。只是此战略因蒙哥之死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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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中的得失对南北分合的影响之所以这么深远，主要还是在于它在南北地理大势中的地位。在南北对峙的形势下，南方真正的上游当在汉中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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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对峙之时，南方政治重心常在东南。四川地区据长江上游，荆襄地区据其次。东南政权常藉四川以屏护上游，但由于四川与东南相距遥远，加上三峡地区地形之险，四川地区常脱离东南，这时荆襄地区的上游之势便显得格外重要。东南无四川犹可立国，无荆襄则断不可立国。四川和荆襄在江南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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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和荆襄在江南都居上游之势，而汉中则对四川和荆襄同时拥有上游之势。汉中对四川的上游之势缘于地势，汉中对荆襄的上游之势则缘于汉水。汉水连贯汉中与湖北，汉中居其上游。苏代在策划合纵时，曾谈到秦自汉中下汉水击楚郢鄢之地的便利：“汉中之甲，乘船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6]东南政权无论是恃四川还是恃荆襄作为上游屏障，都须藉汉中以作进一步的巩固。所以说南方真正的上游是在汉中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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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北对峙的形势下，从全局的角度认识到汉中的地位并加以经营的，当数南宋张浚。南宋初，一个迫切的问题是宋高宗赵构“巡幸”之所的选择。当时，金兵攻势正盛。金兵南下，常起三路：东越山东而趋江淮，西越山西而攻关中，中路越中原而趋荆襄。汉中、陇西尚处二线，四川则是大后方。南宋君臣们所要做的是既能暂避金兵之锋锐，又能保持一种不失时机地进行反攻的态势。大臣们建议巡幸建康、武昌、四川、关中的都有。张浚建议巡幸汉中。他上疏宋高宗说：“汉中形胜之地，前控六路之师(南宋在关中之军)，后据两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财，右出秦陇之马，号令中原，必基于此。谨积粟理财，以待巡幸。”[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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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浚对汉中的经营规划充分利用了汉中与周围地区的关系。汉中的地理位置，既背靠四川大后方，又能左右伸缩，联络陇西、荆襄，流通战争资源，呼应关中、中原等前线地区的战事。这样，汉中在南方的上游地区实居枢纽性的地位。张浚之议虽未被采纳，不过，由于张浚对汉中的经营，南宋以川陕、荆襄、江淮呼应作战的一字长蛇之势却得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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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汉中地区东西伸展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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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中地区南北利害关系如此胶着，东西伸展的天地却非常广阔。汉水与长江连通，使得汉中与整个长江流域都联系起来了。立都建康的刘宋能与北魏远争陇西，靠的便是汉水的这种连通作用。西汉水河谷低地则提供了一条由汉中通往陇西的比较平坦的通道。这样，汉中地区东四伸展的限度是东起吴越，西达陇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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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西地势较高，渭水、西汉水和白龙江等河流发源于这里。渭水东流，经关中注入黄河；白龙江南流入川，注入长江；西汉水东下经汉中，汇入嘉陵江。它们穿切高原地带而形成的河谷低地提供了自陇西通向关中、四川和汉中的通道。陇西地势明显高于关中、四川二地。自关中、四川仰攻陇西较难，而自陇西下攻关中和四川却较易。自汉中穿越秦岭谷道较艰险，而自汉中溯西汉水河谷低地以趋陇西却相对较为平易。这就给汉中、关陇，一带的角逐者提供了一个布势上的思路：与其在秦岭南北争一日之短长，不如取远势争陇西，取得一种地理上的有利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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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北伐，多出祁山，正是出于这种思路。他认为魏延出子午谷道的建议太冒险，不如出陇西“安从坦途，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8]诸葛亮北伐多出陇西实是一种可进可退的战略。诸葛亮出陇西，从策略上讲，是避难就易，越秦岭谷道较难而趋陇上却较易。出兵攻陇西，顺利的话，可占据陇西，取得陇西的地理优势。陇西对关中的地理优势，可用以进取，为日后进一步北伐创造有利条件；陇西对四川的地理优势，则可用于防守，翼蔽自陇入蜀之道，确保蜀汉国防上的完整稳固。这是诸葛亮北伐多出兵陇西的现实目的，也是自汉中向陇西伸展的一个很自然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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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汉中与陇西的这种伸展关系以期在川、陕之间取得一种有利的态势，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刘宋和北魏对仇池氐人的争取(有时甚至是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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