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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定都洛阳，以长安为西京，洛阳为东京，南阳为南都。三京成鼎足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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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魏也定都洛阳，但立五都之制，以谯(今亳县)为先人本国、许昌为汉之所居、长安为西京遗迹、邺为王业本基，均建为陪都，与洛阳一道，号为五都。实则谯、许昌、长安和邺城分峙洛阳四面，足以控御四方。曹魏还根据三国鼎立的形势，营合肥、襄阳、祁山为重镇，对抗吴、蜀。魏明帝曾说：“先帝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固祁山，贼来必破之三城之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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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都立都关中，但都以洛阳为东都。隋炀帝时，还环绕中原腹地挖长堑以备御东方，长堑“自龙门东接长平、汲郡，抵临清关(今新乡东北)，渡河，至俊仪(今开封)、襄城，达于上洛，以置关防。”[6]唐代陪都之制变易颇多，大抵前期以长安、洛阳为东西二京，后期又曾以长安为上都，洛阳为东都，凤翔为西都，江陵为南都，太原为北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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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北宋立都中原，也都设陪都之制。后梁以开封为东都，洛阳为西都；后唐以洛阳为洛京，长安为西都，太原为北京；后晋以开封为东京，洛阳为西京；后汉和后周也都设两京之制，同于后晋；北宋建都前期同于后周，以大梁为东京开封府，洛阳为西京河南府，宋真宗时又建宋州(今商丘)为南京，宋仁宗时又建大名府为北京，号为四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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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以应天府为南京，开封府为北京，凤阳府为中都。迁都北京后，以北京为京师，南京为陪都，中都仍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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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抵立都关中时，必资河南以控御东方；立都河南则本身就是一种“中天下而立”的气势。洛阳和开封都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古都。秦观曾经说过，“长安四塞之国，利于守；开封四通五达之郊，利于战；洛阳守不如雍，战不如梁，而不得洛阳，则雍、梁无以为重，故自古号为天下之咽喉。夫据洛阳之险固，资大梁之沃饶，表里河山，提封万井，河北三郡，足以指挥燕赵；南阳、汝宁，足以控扼秦楚；归德足以鞭弭齐鲁，遮蔽东南，中天下而立，以经营四方，此其选矣。”[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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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中原以维系四方，控御四方，这只是一个帝国体系的经营中枢，所谓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在由中枢向四境的层层辐射中，对于那些潜在着不安定因素的地域仍当作重点的防备。如秦、西汉立都关中，匈奴已成北方最大隐患，秦、西汉遂致力于肃清陇西、河西，重戍河套、渔阳、上谷；立都河南，对于关陇、幽燕这些形胜之地则必严加控制。如曹魏定都洛阳，立五都之制，还根据三国鼎立的形势，置合肥、襄阳和祁山为重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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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分裂的潜在因素并未完全消弥，真正的统一并未完全实现，四境之患依然存在，那么，中原四面受敌的隐患便也一直存在。此时，问题便已超出地理上的经营措置。如五代、北宋均立足于中原，但这几代政权并未完全统一天下，政权频繁更迭，很不稳定，因而先受制于山西，后受制于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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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在唐末，割据山西的李克用便一直是朱温在北方的最大劲敌，朱温直到建立后梁政权也未能平定山西。后梁立足河南，一直为山西所扰，并最终为李克用之子李存勖建立的后唐政权所覆灭。后唐末，石敬塘又据山西起兵，并引契丹兵入援，后唐遂重蹈了后梁的覆辙，也亡于起自山西的势力。自后晋失幽云十六州之后，河北国防险要丧失，河北形势实已残破，立足中原的政权便一直受到自河北而来的塞外游牧民族的侵逼。后晋与契丹交恶，契丹铁骑南下，后晋很快灭亡。北宋时，河北受辽侵扰，关陇受西夏侵扰，西南还有大理政权，四境之患并未根本消弭，北宋的积贫积弱与之有很大关系。像上述的这几种情况，地理上的经营措置只能是稍挽其颓势，而不能作根本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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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史记》卷七十九 范睢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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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唐书》卷一百六十六 杜牧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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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史记》卷一百二十九 货殖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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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汉书》卷四十八 贾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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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资治通鉴》卷七十二 魏纪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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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隋书》卷三 炀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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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六 河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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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天下：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大势 第二节 中原山川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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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处四方之中，就中原本身的地理形势而言，大体上可分为四个相对独立的区域：西北三川河谷、西南南阳盆地、东南淮河上游、东北河内地区。这四个区域分别凭借不同的地理条件，面对四个不同的方向，显示不同的战略意义。（见图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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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三川河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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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川河谷低地在河南西北部，处中条山、崤山、熊耳山、伏牛山和嵩山之间，由黄河、伊河和洛河三条主要的河流冲积形成。洛阳城即位于其中。三川河谷三面阻山，只有北面稍嫌敞开，不过，黄河横亘，作了一定的弥补，也差不多算是山河四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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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川河谷所凭借的地利既有上述诸山脉的环绕形成险阻，又有河流上下周流，作为与外部联系的途径。洛阳周围的关隘大都是依这些险阻而立。潼关拒其西，扼崤函之险；虎牢阻其东，扼嵩山北麓与黄河之间的通道；伊阙（今洛阳龙门）阻其南，扼嵩山与熊耳山之间伊河河谷通道；孟津阻其北，扼黄河渡口；另有广成关（今临汝西）控制由汝河方向来的通道，轘辕关（今巩义西南）控制由颍河方向来的通道。这些关隘营建于不同时期，历代废置不一，时有变迁，但它们控扼之处却足三川河谷周围的险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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