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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天下：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大势 [:1700158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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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天下：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大势 第二节 中原山川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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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处四方之中，就中原本身的地理形势而言，大体上可分为四个相对独立的区域：西北三川河谷、西南南阳盆地、东南淮河上游、东北河内地区。这四个区域分别凭借不同的地理条件，面对四个不同的方向，显示不同的战略意义。（见图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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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三川河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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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川河谷低地在河南西北部，处中条山、崤山、熊耳山、伏牛山和嵩山之间，由黄河、伊河和洛河三条主要的河流冲积形成。洛阳城即位于其中。三川河谷三面阻山，只有北面稍嫌敞开，不过，黄河横亘，作了一定的弥补，也差不多算是山河四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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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川河谷所凭借的地利既有上述诸山脉的环绕形成险阻，又有河流上下周流，作为与外部联系的途径。洛阳周围的关隘大都是依这些险阻而立。潼关拒其西，扼崤函之险；虎牢阻其东，扼嵩山北麓与黄河之间的通道；伊阙（今洛阳龙门）阻其南，扼嵩山与熊耳山之间伊河河谷通道；孟津阻其北，扼黄河渡口；另有广成关（今临汝西）控制由汝河方向来的通道，轘辕关（今巩义西南）控制由颍河方向来的通道。这些关隘营建于不同时期，历代废置不一，时有变迁，但它们控扼之处却足三川河谷周围的险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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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三川河谷的山川险阻，在洛阳周围众建关隘、置兵戍守，以东汉末年的八关校尉为最典型。八关为：函谷、广成、伊阙、大谷、轘辕、旋门、小平津、平津。（见图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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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经营洛邑，即是看重三川河谷的地理形势。周武王对周公说：“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詹有河，粤詹伊洛。”[1]成王时，周公复营洛邑，说：“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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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张仪相秦，一直有向河南三川河谷方向扩展的观念。他曾建议秦惠王伐韩，说：“亲魏，善楚，下兵三川，攻新城、宜阳，以临二周之郊，据九鼎，按图籍，挟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臣闻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3]秦武王即位后，他又建议秦武王伐韩：“……王以其间伐韩，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临周，祭器必出。挟天子，按图籍，此王业也。”[4]这一观念对秦武王的影响很大。张仪死后，秦武王对甘茂说：“寡人欲容车通三川，窥周室，死不恨矣。”[5]于是有了秦武王四年（公元前307年）甘茂攻韩宜阳之战，秦占领宜阳，打通了通往中原的三川通道。秦昭襄王十四年（公元前293年）的伊阙之战则更扩大了秦在中原的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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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川河谷处长安与开封之间，洛阳位于其中，为东、西之间往来的重要通道，在东、西关系中地位尤其重要。立都关中，往往籍三川河谷为控制东方的前沿；立都河南，则往往藉三川河谷以衔接东、西。故秦观言“洛阳守不如雍，战不如梁，而不得洛阳，则雍、梁无以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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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三川河谷的地理形势以歼强敌的典型战例是刘秀击降赤眉军之战。时东汉已定都洛阳，并已先后遣邓禹、冯异入争关中；赤眉军先已入据关中，有众二十余万，邓、冯二人历经苦战，亦不能定；但赤眉无粮，刘秀料其必将东出，遂在三川地区作好将其歼灭的部署，并戒邓禹等勿与赤眉争锋。建武二年（26年）十二月，刘秀遣破奸将军侯进等屯新安，建威大将军耿弇等屯宜阳，以截击赤眉东出之路。刘秀敕诸将曰：“贼若东走，可引宜阳兵会新安；贼若南走，可引新安兵会宜阳。”[6]关中的冯异领悟刘秀这一部署的要点，他对邓禹说：“上今使诸将屯渑池，要（邀）其东，而异击其西，一举取之，此万成计也。”[7]冯异在崤山底下挫败赤眉军，驱其东走。赤眉军东走宜阳，忽见汉军严阵以待，惊震不知所措，遂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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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南阳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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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盆地处于秦岭西麓、伏牛山、方城山、桐柏山、大洪山和鄂西北山地之间，由汉水支流丹江、淅川、唐河、白河等河流冲积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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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盆地象是关中、汉中、中原与湖北四者之间的一个旋转门，四面都可进入，四面都可出击。以盆地腹地为中心，向西沿汉水干流上溯，可以进入汉中地区；西北入武关可进入关中；由襄阳下汉水则可进入两湖地区；由淅川河谷上溯可入伊洛河谷；其东面山地罅漏甚多，可以透入中原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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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南阳的这种地理形势，李纲曾有很好的论述。他说：“南阳，光武之所兴，有高山峻岭可以控扼，有宽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邻关陕，可以召将士；东达江淮，可以运谷粟；南通荆湖、巴蜀，可以取财货；北拒三都，可以遣救援。”[8]李纲所论是着眼于南宋抗金作战的形势所需，但对南阳盆地的地理形势及其与周围地区的位置关系透析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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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历史的变迁，有些地域的地位会有所变化，但南阳地区的地位一直都很重要。春秋战国时期，南阳盆地的方城山、汉水本是楚国赖以对抗北方诸侯的国防险要。战国时期，秦据武关，攻取南阳盆地之后，这里遂成了秦胁楚、攻楚的一个前进基地。秦末，刘邦下南阳、入武关，率先入关。楚汉战争时，双方在成皋一带相持，汉军形势吃紧，刘邦也曾由武关出宛、叶，吸引楚军南下，减轻成皋一带的压力。七国之乱时，也有人提议由江汉趋武关，入攻关中。王莽时，刘伯升、刘秀兄弟起于南阳，昆阳一战，击破王莽主力。东汉末，关东州郡起兵讨董卓，曹操提议袁术率南阳之军，屯丹、析，入武关，以震三辅。曹操平定北方后，略取荆州，即由南阳下襄阳。三足鼎立局面初成后，关羽则曾试图攻襄阳以趋宛、洛。东晋时，桓温北伐，先自襄阳入武关，进抵灞上，震动关中；后又自襄阳北进，在伊水北岸击败羌人姚襄，收复洛阳。刘裕北伐后秦，自荆襄北上之军入南阳后兵分两路：一路趋伊洛从南面进攻洛阳，一路入武关牵制关中秦军，配合潼关正面的进攻。刘宋元嘉北伐，也曾循刘裕旧辙，遣军由襄阳经南阳北上，入三川河谷，攻弘农、潼关。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不久，便一再亲自统兵攻取南阳、进趋襄阳。东西魏对峙时，东魏高欢发军三路攻关中，遣高敖曹率军山南阳入攻武关。唐初，朱粲割据南阳，唐击破的朱粲，并由此南下平定了割据荆州的萧铣。宋金对峙时，岳飞自襄阳北出，收复颍昌、郑州、洛阳等地。金海陵帝南侵时，吴拱先是固守襄阳，后又由襄阳北出，向河南发动反攻，连复新蔡、蔡州、邓州等地，以牵制从淮河方向南侵的金兵。蒙古攻金，拖雷率军从南宋借道，由汉中出南阳以趋汴京。蒙古攻南宋，中路军往往自南阳而下荆襄，后更不惜以五年的时间攻襄阳，以动摇南宋国防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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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章节中也已说过，从全局的角度看，南阳盆地具有东西伸展、南北交汇的特点。无论是在南北之争还是在东西之争中，南阳都处在其对抗的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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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对峙之际，南方对抗北方的军事防御线通常从东南的长江入海口向西延伸到甘肃的东南部，南阳盆地南部的襄阳便处于这条漫长防御线的衔接枢纽的地位。襄阳和南阳这两座重镇代表了南北双方在这片地域内利害关系的对峙和胶着。北魏与南朝在南阳与襄阳之间的角逐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南阳盆地在南北关系中的地位。南北对峙时，南北双方往往各据襄阳和南阳而分享南阳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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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西之争中，南阳盆地又是关中与东部地区之间的交争之地。潼关地势险要，犹如关中的正门，武关之险不及潼关，且距长安路途偏远，犹如关中的侧门，山三川河谷入攻潼关较难，而由南阳盆地入攻武关较易，故东部势力入攻关中，多不忽视由南阳入武关这条途径。由关中东出，出潼关即进入三川河谷，出武关即进入南阳盆地，三川河谷空间较小，易于陷入胶着的对峙，而南阳盆地空间较大，可以纵横四出，而鲜有陷入僵局者。因此，无论是入攻关中，还是自关中东出，南阳盆地都是一片富有吸引力的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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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淮河上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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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东南部地区为平地地形，比较松散，其所凭恃的地理条件主要是淮河上游及其支流。大别山以北，黄河以南，自北向南，依次有汴河、涡河、颍河、汝河等淮河支流及淮河上游主干等河流成扇形展开。这些河流的源头都深达中原腹地，下流汇入淮河，又经邗沟而通长江，因而起着沟通南北的作用。南北相争，这些河流每为战守之资，双方都可藉这些河流为运输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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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在这些河流下游与淮河主流的交汇处如颍口、涡口、清口等地形成了寿阳、钟离、泗州、淮安等重镇，这些重镇既是南方赖以抗击北方的据点，又是进图北方的前进基地。北方在这些河流的上游也形成了一些重镇。自北向南，依次有开封、商丘，分据汴水之上下游；亳州，据涡河上游；项城、淮阳，分据颍河南北；汝南，据汝河上游；信阳，既据淮河上游，又南倚大别山，扼武胜、平靖、黄岘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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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汴水河道变迁颇多，但在南宋以前，其南通淮河这一个方向是不成问题的。西晋时，王濬率楼船自益州东下攻吴，杜预曾写信鼓励他直捣建邺以灭吴，然后，“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溯河而上，振旅还都，亦旷世一事也。”[9]根据杜预书信中所提示的线路，王濬水师可由建邺直驶洛阳，可知汴、泗二水藉淮河而连通黄河、长江两大水系。隋炀帝开大运河，也利用了汴、泗二水。北宋大体统一南北，立都开封，对开封周围包括汴水在内的河渠运输系统的经营尤其重视。宋室南迁之后，汴河水道才渐渐荒废。黄河改道南流后，汴河水道遂不复存其旧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