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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历史的变迁，有些地域的地位会有所变化，但南阳地区的地位一直都很重要。春秋战国时期，南阳盆地的方城山、汉水本是楚国赖以对抗北方诸侯的国防险要。战国时期，秦据武关，攻取南阳盆地之后，这里遂成了秦胁楚、攻楚的一个前进基地。秦末，刘邦下南阳、入武关，率先入关。楚汉战争时，双方在成皋一带相持，汉军形势吃紧，刘邦也曾由武关出宛、叶，吸引楚军南下，减轻成皋一带的压力。七国之乱时，也有人提议由江汉趋武关，入攻关中。王莽时，刘伯升、刘秀兄弟起于南阳，昆阳一战，击破王莽主力。东汉末，关东州郡起兵讨董卓，曹操提议袁术率南阳之军，屯丹、析，入武关，以震三辅。曹操平定北方后，略取荆州，即由南阳下襄阳。三足鼎立局面初成后，关羽则曾试图攻襄阳以趋宛、洛。东晋时，桓温北伐，先自襄阳入武关，进抵灞上，震动关中；后又自襄阳北进，在伊水北岸击败羌人姚襄，收复洛阳。刘裕北伐后秦，自荆襄北上之军入南阳后兵分两路：一路趋伊洛从南面进攻洛阳，一路入武关牵制关中秦军，配合潼关正面的进攻。刘宋元嘉北伐，也曾循刘裕旧辙，遣军由襄阳经南阳北上，入三川河谷，攻弘农、潼关。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不久，便一再亲自统兵攻取南阳、进趋襄阳。东西魏对峙时，东魏高欢发军三路攻关中，遣高敖曹率军山南阳入攻武关。唐初，朱粲割据南阳，唐击破的朱粲，并由此南下平定了割据荆州的萧铣。宋金对峙时，岳飞自襄阳北出，收复颍昌、郑州、洛阳等地。金海陵帝南侵时，吴拱先是固守襄阳，后又由襄阳北出，向河南发动反攻，连复新蔡、蔡州、邓州等地，以牵制从淮河方向南侵的金兵。蒙古攻金，拖雷率军从南宋借道，由汉中出南阳以趋汴京。蒙古攻南宋，中路军往往自南阳而下荆襄，后更不惜以五年的时间攻襄阳，以动摇南宋国防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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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章节中也已说过，从全局的角度看，南阳盆地具有东西伸展、南北交汇的特点。无论是在南北之争还是在东西之争中，南阳都处在其对抗的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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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对峙之际，南方对抗北方的军事防御线通常从东南的长江入海口向西延伸到甘肃的东南部，南阳盆地南部的襄阳便处于这条漫长防御线的衔接枢纽的地位。襄阳和南阳这两座重镇代表了南北双方在这片地域内利害关系的对峙和胶着。北魏与南朝在南阳与襄阳之间的角逐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南阳盆地在南北关系中的地位。南北对峙时，南北双方往往各据襄阳和南阳而分享南阳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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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西之争中，南阳盆地又是关中与东部地区之间的交争之地。潼关地势险要，犹如关中的正门，武关之险不及潼关，且距长安路途偏远，犹如关中的侧门，山三川河谷入攻潼关较难，而由南阳盆地入攻武关较易，故东部势力入攻关中，多不忽视由南阳入武关这条途径。由关中东出，出潼关即进入三川河谷，出武关即进入南阳盆地，三川河谷空间较小，易于陷入胶着的对峙，而南阳盆地空间较大，可以纵横四出，而鲜有陷入僵局者。因此，无论是入攻关中，还是自关中东出，南阳盆地都是一片富有吸引力的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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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淮河上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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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东南部地区为平地地形，比较松散，其所凭恃的地理条件主要是淮河上游及其支流。大别山以北，黄河以南，自北向南，依次有汴河、涡河、颍河、汝河等淮河支流及淮河上游主干等河流成扇形展开。这些河流的源头都深达中原腹地，下流汇入淮河，又经邗沟而通长江，因而起着沟通南北的作用。南北相争，这些河流每为战守之资，双方都可藉这些河流为运输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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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在这些河流下游与淮河主流的交汇处如颍口、涡口、清口等地形成了寿阳、钟离、泗州、淮安等重镇，这些重镇既是南方赖以抗击北方的据点，又是进图北方的前进基地。北方在这些河流的上游也形成了一些重镇。自北向南，依次有开封、商丘，分据汴水之上下游；亳州，据涡河上游；项城、淮阳，分据颍河南北；汝南，据汝河上游；信阳，既据淮河上游，又南倚大别山，扼武胜、平靖、黄岘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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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汴水河道变迁颇多，但在南宋以前，其南通淮河这一个方向是不成问题的。西晋时，王濬率楼船自益州东下攻吴，杜预曾写信鼓励他直捣建邺以灭吴，然后，“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溯河而上，振旅还都，亦旷世一事也。”[9]根据杜预书信中所提示的线路，王濬水师可由建邺直驶洛阳，可知汴、泗二水藉淮河而连通黄河、长江两大水系。隋炀帝开大运河，也利用了汴、泗二水。北宋大体统一南北，立都开封，对开封周围包括汴水在内的河渠运输系统的经营尤其重视。宋室南迁之后，汴河水道才渐渐荒废。黄河改道南流后，汴河水道遂不复存其旧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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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在战国时为魏都，张仪说魏哀王曰：“魏地四平，诸侯四通辐凑，无名山大川之限。梁之地势，固战场也。”[10]楚汉间，郦食其说汉王曰：“陈留，天下之冲，四通五达之郊。”[11]开封成为定都之地，一个有利的条件是它便利的河渠运输系统。开封地近黄河、汴水，周围又多人工河渠，建都于开封的王朝，又都很重视开封周围河渠的疏浚，南宋以前，开封一直是南北水运系统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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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在战国时为宋国，两汉时为梁之封国，唐以后，又称归德府或宋州。汉文帝时增强梁和淮阳二国，广其封地，使“梁足以捍齐、赵，淮阳足以禁吴楚”。[12]七国之乱，梁王坚守睢阳（即商丘），牵制叛军西行，使周亚夫得以袭其后路，击破叛军。“安史之乱”时，唐张巡、许远守睢阳之战也显示出睢阳在南北大局中的地位。叛军南下河南后，主力西进，另遣一部围攻睢阳。张巡、许远力战死守，守城极为艰难，左右谋弃城而去。二人谋曰：“睢阳，江淮之保障，若弃之去，贼必乘胜长驱，是无江淮也。”[13]时北方残破，唐廷及平叛诸军的补给都依赖江南地区，张巡、许远守睢阳，阻遏了叛军向江淮方向深入，保证了江南的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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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汴、泗南下，可趋泗口，略淮东方向；自涡、颍二水南下，可趋涡口、颍口，略淮南方向。在涡水、颍水上游，有亳州、睢阳、项城等军事重镇、曹魏黄初五年（224年）八月，魏主曹丕亲御龙舟，率水军自许昌循蔡水、颍水，入淮水至寿春，九月，至广陵，临长江，将以伐吴；次年，曹丕又亲率大军自涡水入淮而至广陵。曹魏正始四年（243年），司马懿为巩固江淮防线，以为攻守之资，欲广田蓄谷杨、豫间，使邓艾行视淮河南北。邓艾巡视陈（淮阳）、项（项城）以东，至寿春，上表建策曰：“昔太祖破黄巾。因为屯田，积谷许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军出征，运兵过半，功费巨亿，以为大役。陈蔡之间，土下田良，可省许昌左右诸稻田，并水东下。今淮北屯二万人，淮南屯三万人，什二分休，常有四万人，且田且守，岁丰常收，三倍于许。如此，计除众费，岁完五百万斛，以为军资；六七年间，可积三千万斛于淮上，此则十万之众五年食也。以此乘吴，无往而不克矣。”[14]司马懿行其策，在淮河南北大兴屯田，还根据邓艾的建议，广开河渠，以增灌溉，通漕运。自是以后，资食有储，而无水害，且每逢东南有战事，大军泛船达江淮，为以后西晋灭吴打下了基础。前秦苻坚伐东晋，苻坚亲至项城以督军，苻融率前锋径抵颖口而临寿阳。唐建中二年（781年），魏博节度使田悦、成德节度使李惟岳、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拒命，李正己遣兵扼徐州甬桥（今安徽宿县北符离集）、涡口，梁崇义阻兵襄邓，一时南北漕运之路断绝，江、淮进奉船千余艘泊涡口不敢进；次年，淮西帅李希烈叛，又绝汴渠饷道，于是东南转输之路皆不敢由汴渠而改道蔡水西上。唐元和十一年（816年），唐廷为讨伐割据淮西的吴元济，设淮颍水运使，运载东南米粟自淮阴溯淮水入颖水，至项城入殷水，输于郾城，以供馈讨伐淮西的诸路大军。五代时，后周攻南唐，遣水军自闵水沿颍水入淮河，唐人震恐；后又导汴水入蔡水，以通颍水漕运。北宋对于大梁附近的汴、蔡、闵、颍等河道运输的经营也非常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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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北伐，也可藉这些河道而北进。东晋时，殷浩、谢万北伐，皆资涡水、颍水水道。桓温北伐前燕，开巨野泽三百里，引汶水会于清水（即泗水），连通黄河。刘裕北伐割据山东的南燕，率大军自淮人泗，以临燕境；北伐后秦时，遣王镇恶、檀道济自淮水、淝水以趋许、洛，沈林子、刘遵考自汴水入黄河，主力则自泗水开巨野泽入黄河。刘宋元嘉北伐，均自淮河由泗水入黄河。陈代吴明彻北伐，进取淮北，大军亦自泗水北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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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交兵都可藉这些河道，却各有重点。北方南进，多自涡、颍二水；而南方北进，多自泗水。东南与中原，各自重心不同，战争准备和防御重点也不一样。且北方出涡、颍，为顺流长驱；东南出涡、颍，属逆流而上。南方出淮泗，可争山东，取得山东之后，可以改变双方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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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颍河与淮河主干之间有汝水，汝南城据其上游，为淮河上游一大重镇。汝南在淮水、颍水之间，足以左右应接，在河南的大平原上纵横四出。南北朝时，汝南曾为司州寄治之地，城名悬瓠。北魏南下，多次激战于悬瓠城下。刘宋大明年间，悬瓠没于北魏，南朝淮西之地遂不可复问。唐中后期，汝南为蔡州，李希烈．吴元济秦宗权先后割据于此，以蔡州为根据地，扰掠河南大部，江淮漕运几度中断，唐廷征天下之兵，历时数十年，才予以平定。金人受蒙古之逼，迁都于此，欲倚蔡州城垣险固，负隅顽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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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南面的信阳据淮河上游，南依大别山，扼武胜、平靖、黄岘三关，地处南北冲要。顾祖禹称“义阳（即信阳）南可以制全楚，北可以争许、洛，西可以出宛、邓，东可以障淮西。”[15]北魏迁都洛阳后，对南方的用兵集中在淮、汉上游，每次南下，悬瓠、义阳都是必攻之地。北魏在义阳、三关一带与南方展开过激烈、反复的争夺。齐末萧衍自襄阳东下建康，北魏元英、源怀、田益宗等上书请乘虚南进。田益宗上表言：“义阳差近淮源，利涉津要，朝廷行师，必由此道；若江南有事淮外，须乘夏水泛涨，列舟长淮，师赴寿春，须从义阳之北，便足居我喉要，在虑弥深。义阳之灭，今实其时。”[16]北魏遂兴军南攻，取义阳及三关。其后，梁人来争，一度收复义阳及三关，侯景之乱时又失于东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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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河内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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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东北部太行山与黄河之间的地域，在汉代届河内郡，河内这一称法概括了这一地区的地理特点，所以，我们不妨仍称它为河内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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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内北倚山，南阻河，太行关隘为往来孔道，黄河渡门为南北津要。河内在山西与河南、关中与河北之间都是往来要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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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八陉中有两处重要关隘位于这一带。太行第一陉轵关，在今济源市西北，为山西西南部东出太行之路；太行第二陉太行陉，亦称天井关，关南即太行山之羊肠坂道，极为险要，为山西上党地区南下所必经。河内与三川河谷之间的主要通道则为黄河孟津渡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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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雎入秦，建远交近攻之策，欲攻韩、魏以执天下之枢，乃建议秦王说：“王下兵而攻宜阳，则巩、成皋之道不通；北断太行之道，则上党之师不下。”[17]秦昭襄王四十四年（公元前263年），白起攻南阳（今河南修武），断太行道；次年，又伐韩之野王（今河南沁阳），野王降秦，韩上党地区与韩国都之间的通道被断绝；韩上党太守降赵．而引发秦、赵之间长平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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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汉战争时，刘邦与项羽相持于荥阳、成皋之间。汉王刘邦三年（公元前204年），刘邦数困于荥阳、成皋间，欲弃成皋以东，退屯巩、洛，郦食其建议刘邦说：“愿足下急复逃兵，收取荥阳，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杜太行之道，拒飞狐之口，守门马之津，以示诸侯效实形制之势，天下知所归矣。”[18]郦食其建议中说到的“太行之道”即是太行第二陉天井关，“杜太行之道，拒飞狐之口”实即扼守太行山诸往来通道，促成一种东西对峙的态势出现。让“天下知所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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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初，刘秀南定河内，而河南洛阳有更始帝所遣大军屯守，山西也不安定，刘秀想择一良将使守河内。邓禹推荐寇恂，说：“昔高祖任萧何于关中，无复西顾之忧，所以得专精山东，终成大业。今河内带河为固，户口殷实，北通上党，南迫洛阳。寇恂文武备足。有牧人御众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19]刘秀遂拜寇恂为河内太守，行大将军事，并对寇恂说：“河内完富，吾将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萧何镇关中，吾今委公以河内，坚守转运，给足军粮，率励士马，防遏它兵，勿令北度而已。”[20]更始帝所置洛阳守将朱鲔闻刘秀北征，遣军渡河攻温（今温县），寇恂说：“温，邢之藩蔽，失温则郡不可守。”[21]遂驰赴迎敌，大破之。同守河内的还有大将冯异。冯异与洛阳另一守将李轶通书，轶不复与异争锋。冯异遂得以北攻天井关，拔上党两城。后来更始兵败，更始帝所置上党太守田邑以上党降汉。冯异还率军自河内南下河南，攻取成皋以东十三县，降者十余万；为以后刘秀攻取洛阳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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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安帝时，羌人反汉，朝歌贼宁季乘机作乱，州郡不能制。时为朝歌长的虞诩谒河内太守马稜曰：“朝歌者，韩、魏之郊，背太行，临黄河，去敖仓百里，而青、冀之人流亡万数，贼不知开仓招众，劫库兵，守成皋，断天下右臂，此不足忧也。”[22]时关陇已被羌人残破，宁季若能按虞诩所说的，“开仓招众，劫库兵，守成皋，”则河北与河南的联系也被截断，若河北阻断，则大局必致糜烂，故虞诩谓之为“断天下右臂”，这也显示出河内地区在当时局势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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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国北朝时期，北方纷乱，河内地区在东西之间、南北之间，每为往来通道。西晋“永嘉之乱”时，匈奴刘汉攻洛阳，大军每由太行道南下。后赵大将石虎率军攻前赵河东重镇蒲坂，取道河内越轵关而进。后赵瓦解后，被迁河北的氐人入关中建前秦，兵分两路，其中一部由河内、经轵关自蒲津而入；后来苻坚攻前燕，除以王猛自河东进军外，又亲率主力自河内从南翼趋前燕国都邺城。后燕慕容垂攻西燕慕容永，慕容永盛兵屯轵关、天井关以备之，而慕齐垂自滏口入灭之。北魏尔朱荣、高欢先后据晋阳遥制洛阳，专擅朝政，其由下洛阳，每自太行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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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李世民攻王世充，窦建德率军救援王世充，被阻虎牢，窦建德部下凌敬建议：“大王悉兵济河，攻取怀州、河阳，使重将守之，更鸣鼓建旗，逾太行，入上党，徇汾、晋，趣蒲津，如此有三利：一则蹈无人之境，取胜可以万全；二则拓地收众，形势益强；三则关中震骇，郑围自解。为今之策，无以易此。”[23]窦建德妻曹氏也建议说：“今大王自滏口乘唐国之虚，连营渐进以取山北，又因突厥西抄关中，唐必还师自救，郑围何忧不解!若顿兵于此，老师费财，欲求成功，在于何日？”[24]二人都主张采取“围魏救赵”之计，自河内北上略河东、逼关中，迫使李唐退兵。窦建德不用，被李世民击败于虎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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