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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北伐,也可藉这些河道而北进。东晋时,殷浩、谢万北伐,皆资涡水、颍水水道。桓温北伐前燕,开巨野泽三百里,引汶水会于清水(即泗水),连通黄河。刘裕北伐割据山东的南燕,率大军自淮人泗,以临燕境;北伐后秦时,遣王镇恶、檀道济自淮水、淝水以趋许、洛,沈林子、刘遵考自汴水入黄河,主力则自泗水开巨野泽入黄河。刘宋元嘉北伐,均自淮河由泗水入黄河。陈代吴明彻北伐,进取淮北,大军亦自泗水北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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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交兵都可藉这些河道,却各有重点。北方南进,多自涡、颍二水;而南方北进,多自泗水。东南与中原,各自重心不同,战争准备和防御重点也不一样。且北方出涡、颍,为顺流长驱;东南出涡、颍,属逆流而上。南方出淮泗,可争山东,取得山东之后,可以改变双方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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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颍河与淮河主干之间有汝水,汝南城据其上游,为淮河上游一大重镇。汝南在淮水、颍水之间,足以左右应接,在河南的大平原上纵横四出。南北朝时,汝南曾为司州寄治之地,城名悬瓠。北魏南下,多次激战于悬瓠城下。刘宋大明年间,悬瓠没于北魏,南朝淮西之地遂不可复问。唐中后期,汝南为蔡州,李希烈.吴元济秦宗权先后割据于此,以蔡州为根据地,扰掠河南大部,江淮漕运几度中断,唐廷征天下之兵,历时数十年,才予以平定。金人受蒙古之逼,迁都于此,欲倚蔡州城垣险固,负隅顽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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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南面的信阳据淮河上游,南依大别山,扼武胜、平靖、黄岘三关,地处南北冲要。顾祖禹称“义阳(即信阳)南可以制全楚,北可以争许、洛,西可以出宛、邓,东可以障淮西。”[15]北魏迁都洛阳后,对南方的用兵集中在淮、汉上游,每次南下,悬瓠、义阳都是必攻之地。北魏在义阳、三关一带与南方展开过激烈、反复的争夺。齐末萧衍自襄阳东下建康,北魏元英、源怀、田益宗等上书请乘虚南进。田益宗上表言:“义阳差近淮源,利涉津要,朝廷行师,必由此道;若江南有事淮外,须乘夏水泛涨,列舟长淮,师赴寿春,须从义阳之北,便足居我喉要,在虑弥深。义阳之灭,今实其时。”[16]北魏遂兴军南攻,取义阳及三关。其后,梁人来争,一度收复义阳及三关,侯景之乱时又失于东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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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河内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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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东北部太行山与黄河之间的地域,在汉代届河内郡,河内这一称法概括了这一地区的地理特点,所以,我们不妨仍称它为河内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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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内北倚山,南阻河,太行关隘为往来孔道,黄河渡门为南北津要。河内在山西与河南、关中与河北之间都是往来要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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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八陉中有两处重要关隘位于这一带。太行第一陉轵关,在今济源市西北,为山西西南部东出太行之路;太行第二陉太行陉,亦称天井关,关南即太行山之羊肠坂道,极为险要,为山西上党地区南下所必经。河内与三川河谷之间的主要通道则为黄河孟津渡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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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雎入秦,建远交近攻之策,欲攻韩、魏以执天下之枢,乃建议秦王说:“王下兵而攻宜阳,则巩、成皋之道不通;北断太行之道,则上党之师不下。”[17]秦昭襄王四十四年(公元前263年),白起攻南阳(今河南修武),断太行道;次年,又伐韩之野王(今河南沁阳),野王降秦,韩上党地区与韩国都之间的通道被断绝;韩上党太守降赵.而引发秦、赵之间长平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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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汉战争时,刘邦与项羽相持于荥阳、成皋之间。汉王刘邦三年(公元前204年),刘邦数困于荥阳、成皋间,欲弃成皋以东,退屯巩、洛,郦食其建议刘邦说:“愿足下急复逃兵,收取荥阳,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杜太行之道,拒飞狐之口,守门马之津,以示诸侯效实形制之势,天下知所归矣。”[18]郦食其建议中说到的“太行之道”即是太行第二陉天井关,“杜太行之道,拒飞狐之口”实即扼守太行山诸往来通道,促成一种东西对峙的态势出现。让“天下知所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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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初,刘秀南定河内,而河南洛阳有更始帝所遣大军屯守,山西也不安定,刘秀想择一良将使守河内。邓禹推荐寇恂,说:“昔高祖任萧何于关中,无复西顾之忧,所以得专精山东,终成大业。今河内带河为固,户口殷实,北通上党,南迫洛阳。寇恂文武备足。有牧人御众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19]刘秀遂拜寇恂为河内太守,行大将军事,并对寇恂说:“河内完富,吾将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萧何镇关中,吾今委公以河内,坚守转运,给足军粮,率励士马,防遏它兵,勿令北度而已。”[20]更始帝所置洛阳守将朱鲔闻刘秀北征,遣军渡河攻温(今温县),寇恂说:“温,邢之藩蔽,失温则郡不可守。”[21]遂驰赴迎敌,大破之。同守河内的还有大将冯异。冯异与洛阳另一守将李轶通书,轶不复与异争锋。冯异遂得以北攻天井关,拔上党两城。后来更始兵败,更始帝所置上党太守田邑以上党降汉。冯异还率军自河内南下河南,攻取成皋以东十三县,降者十余万;为以后刘秀攻取洛阳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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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安帝时,羌人反汉,朝歌贼宁季乘机作乱,州郡不能制。时为朝歌长的虞诩谒河内太守马稜曰:“朝歌者,韩、魏之郊,背太行,临黄河,去敖仓百里,而青、冀之人流亡万数,贼不知开仓招众,劫库兵,守成皋,断天下右臂,此不足忧也。”[22]时关陇已被羌人残破,宁季若能按虞诩所说的,“开仓招众,劫库兵,守成皋,”则河北与河南的联系也被截断,若河北阻断,则大局必致糜烂,故虞诩谓之为“断天下右臂”,这也显示出河内地区在当时局势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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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国北朝时期,北方纷乱,河内地区在东西之间、南北之间,每为往来通道。西晋“永嘉之乱”时,匈奴刘汉攻洛阳,大军每由太行道南下。后赵大将石虎率军攻前赵河东重镇蒲坂,取道河内越轵关而进。后赵瓦解后,被迁河北的氐人入关中建前秦,兵分两路,其中一部由河内、经轵关自蒲津而入;后来苻坚攻前燕,除以王猛自河东进军外,又亲率主力自河内从南翼趋前燕国都邺城。后燕慕容垂攻西燕慕容永,慕容永盛兵屯轵关、天井关以备之,而慕齐垂自滏口入灭之。北魏尔朱荣、高欢先后据晋阳遥制洛阳,专擅朝政,其由下洛阳,每自太行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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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李世民攻王世充,窦建德率军救援王世充,被阻虎牢,窦建德部下凌敬建议:“大王悉兵济河,攻取怀州、河阳,使重将守之,更鸣鼓建旗,逾太行,入上党,徇汾、晋,趣蒲津,如此有三利:一则蹈无人之境,取胜可以万全;二则拓地收众,形势益强;三则关中震骇,郑围自解。为今之策,无以易此。”[23]窦建德妻曹氏也建议说:“今大王自滏口乘唐国之虚,连营渐进以取山北,又因突厥西抄关中,唐必还师自救,郑围何忧不解!若顿兵于此,老师费财,欲求成功,在于何日?”[24]二人都主张采取“围魏救赵”之计,自河内北上略河东、逼关中,迫使李唐退兵。窦建德不用,被李世民击败于虎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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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朱温与李克用相攻,天井关是其出入通道。北宋初,李筠在潞州(今长治)举兵反赵匡胤。其从事阊邱仲卿建议李筠说:“公孤军举事,其势甚危,虽依河东之援,恐亦不得其力。大梁甲兵精锐,难与争锋,不如南下太行,直抵怀(沁阳)、孟(孟县),塞虎牢,据洛邑,东向而争天下,计至上也!”[25]李筠未能用。赵匡胤遣石守信等将率军攻之,并敕石守信曰:“勿纵筠下太行,急引兵扼其隘,破之必矣。”[26]石守信遂自孟津渡河,经怀州而疾趋太行,先扼天井关之险,阻断李筠南下太行之路。李筠困守泽州(今晋城)而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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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内与河南之间的交通要道则为黄河孟津渡口。孟津即周武王会盟天下诸侯之处。史载:“(武王)东观兵,至于孟津。……。是时,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27]自黄河以北图河南、趋洛阳,孟津是其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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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初,冯异协同寇恂守河内,刘秀拜冯异为孟津将军,南备洛阳;东汉立都洛阳,在羌乱、宦官之乱等历次内乱中,孟津皆备御所急;中平元年(184年)三月,以黄巾起义爆发,汉廷置八关都尉官,戍守洛阳四周要点。其中,孟津和小平津守备孟津渡口来路(孟津关在旧孟津县,而小平津关在今孟津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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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晋也立都洛阳,根据杜预的建议,西晋在孟津渡门架设河桥。“八王之乱”时,孟津河桥尤为邺城(今河北临漳)与洛阳之间往来孔道。北魏迁都洛阳后,又在孟津渡口架设河桥,并在黄河北岸筑两城夹守河桥,谓之中北城。中北城为洛阳北面防守重地,扼河桥而屏护洛阳。尔朱荣自晋阳南下,胡太后遣将守河桥及中北城以拒之,都督李神轨弃河桥遁还,尔朱荣遂长驱入洛。“河阴之变”后,南朝萧衍遣陈庆之拥北魏宗室元颢入洛,魏主北走。尔朱荣闻讯自晋阳南下;元颢遣陈庆之守中北城,自据南岸,以拒尔朱朵。尔朱朵缚材为筏,强渡黄河,元颢遂败。后来,尔朱氏叛魏,周旋于洛阳一带,河桥的得失攸关洛阳之安危。东魏时又在河中间的渚地上筑中弹城,在桥南筑南城,三城呼应,共守河桥。西魏宇文泰争洛阳,屡攻河桥,东魏均扼守河桥以待援军之至。后来,河桥为北周烧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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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李世民攻王世充于洛阳,先遣军袭占孟津河桥,断敌军入援之路。“安史之乱”时,九节度使之师会攻史思明,败于邺城。史思明乘胜西攻郑州,李光弼整众徐行至洛阳,众议洛阳不可守,请留兵于陕(今陕县),退守潼关,据险以挫其锐。光弼曰:“两敌相当,贵进忌退,今无故弃五百里地,则贼势益张矣。不若移军河阳,北连潞泽,利则进取,不利则退守,表里相应,使贼不敢西侵,此猿臂之势也。”[28]乃率军退守河阳(今孟县),扼河桥以拒叛军。叛军攻河桥不克,虽据洛阳城,但惮于光弼兵威,不敢远出掳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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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立足于中原,其兴衰均取决于河南与山西、河北之间的角逐。在河南与山西、河北的角逐中,河阳孟津为双方所必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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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史记》卷四 周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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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61079
[2] 《史记》卷四 周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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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61081
[3] 《史记》卷七十 张仪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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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61083
[4] 《史记》卷七十 张仪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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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61085
[5] 《史记》卷五 秦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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