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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北伐，也可藉这些河道而北进。东晋时，殷浩、谢万北伐，皆资涡水、颍水水道。桓温北伐前燕，开巨野泽三百里，引汶水会于清水（即泗水），连通黄河。刘裕北伐割据山东的南燕，率大军自淮人泗，以临燕境；北伐后秦时，遣王镇恶、檀道济自淮水、淝水以趋许、洛，沈林子、刘遵考自汴水入黄河，主力则自泗水开巨野泽入黄河。刘宋元嘉北伐，均自淮河由泗水入黄河。陈代吴明彻北伐，进取淮北，大军亦自泗水北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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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交兵都可藉这些河道，却各有重点。北方南进，多自涡、颍二水；而南方北进，多自泗水。东南与中原，各自重心不同，战争准备和防御重点也不一样。且北方出涡、颍，为顺流长驱；东南出涡、颍，属逆流而上。南方出淮泗，可争山东，取得山东之后，可以改变双方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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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颍河与淮河主干之间有汝水，汝南城据其上游，为淮河上游一大重镇。汝南在淮水、颍水之间，足以左右应接，在河南的大平原上纵横四出。南北朝时，汝南曾为司州寄治之地，城名悬瓠。北魏南下，多次激战于悬瓠城下。刘宋大明年间，悬瓠没于北魏，南朝淮西之地遂不可复问。唐中后期，汝南为蔡州，李希烈．吴元济秦宗权先后割据于此，以蔡州为根据地，扰掠河南大部，江淮漕运几度中断，唐廷征天下之兵，历时数十年，才予以平定。金人受蒙古之逼，迁都于此，欲倚蔡州城垣险固，负隅顽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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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南面的信阳据淮河上游，南依大别山，扼武胜、平靖、黄岘三关，地处南北冲要。顾祖禹称“义阳（即信阳）南可以制全楚，北可以争许、洛，西可以出宛、邓，东可以障淮西。”[15]北魏迁都洛阳后，对南方的用兵集中在淮、汉上游，每次南下，悬瓠、义阳都是必攻之地。北魏在义阳、三关一带与南方展开过激烈、反复的争夺。齐末萧衍自襄阳东下建康，北魏元英、源怀、田益宗等上书请乘虚南进。田益宗上表言：“义阳差近淮源，利涉津要，朝廷行师，必由此道；若江南有事淮外，须乘夏水泛涨，列舟长淮，师赴寿春，须从义阳之北，便足居我喉要，在虑弥深。义阳之灭，今实其时。”[16]北魏遂兴军南攻，取义阳及三关。其后，梁人来争，一度收复义阳及三关，侯景之乱时又失于东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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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河内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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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东北部太行山与黄河之间的地域，在汉代届河内郡，河内这一称法概括了这一地区的地理特点，所以，我们不妨仍称它为河内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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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内北倚山，南阻河，太行关隘为往来孔道，黄河渡门为南北津要。河内在山西与河南、关中与河北之间都是往来要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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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八陉中有两处重要关隘位于这一带。太行第一陉轵关，在今济源市西北，为山西西南部东出太行之路；太行第二陉太行陉，亦称天井关，关南即太行山之羊肠坂道，极为险要，为山西上党地区南下所必经。河内与三川河谷之间的主要通道则为黄河孟津渡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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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雎入秦，建远交近攻之策，欲攻韩、魏以执天下之枢，乃建议秦王说：“王下兵而攻宜阳，则巩、成皋之道不通；北断太行之道，则上党之师不下。”[17]秦昭襄王四十四年（公元前263年），白起攻南阳（今河南修武），断太行道；次年，又伐韩之野王（今河南沁阳），野王降秦，韩上党地区与韩国都之间的通道被断绝；韩上党太守降赵．而引发秦、赵之间长平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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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汉战争时，刘邦与项羽相持于荥阳、成皋之间。汉王刘邦三年（公元前204年），刘邦数困于荥阳、成皋间，欲弃成皋以东，退屯巩、洛，郦食其建议刘邦说：“愿足下急复逃兵，收取荥阳，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杜太行之道，拒飞狐之口，守门马之津，以示诸侯效实形制之势，天下知所归矣。”[18]郦食其建议中说到的“太行之道”即是太行第二陉天井关，“杜太行之道，拒飞狐之口”实即扼守太行山诸往来通道，促成一种东西对峙的态势出现。让“天下知所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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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初，刘秀南定河内，而河南洛阳有更始帝所遣大军屯守，山西也不安定，刘秀想择一良将使守河内。邓禹推荐寇恂，说：“昔高祖任萧何于关中，无复西顾之忧，所以得专精山东，终成大业。今河内带河为固，户口殷实，北通上党，南迫洛阳。寇恂文武备足。有牧人御众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19]刘秀遂拜寇恂为河内太守，行大将军事，并对寇恂说：“河内完富，吾将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萧何镇关中，吾今委公以河内，坚守转运，给足军粮，率励士马，防遏它兵，勿令北度而已。”[20]更始帝所置洛阳守将朱鲔闻刘秀北征，遣军渡河攻温（今温县），寇恂说：“温，邢之藩蔽，失温则郡不可守。”[21]遂驰赴迎敌，大破之。同守河内的还有大将冯异。冯异与洛阳另一守将李轶通书，轶不复与异争锋。冯异遂得以北攻天井关，拔上党两城。后来更始兵败，更始帝所置上党太守田邑以上党降汉。冯异还率军自河内南下河南，攻取成皋以东十三县，降者十余万；为以后刘秀攻取洛阳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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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安帝时，羌人反汉，朝歌贼宁季乘机作乱，州郡不能制。时为朝歌长的虞诩谒河内太守马稜曰：“朝歌者，韩、魏之郊，背太行，临黄河，去敖仓百里，而青、冀之人流亡万数，贼不知开仓招众，劫库兵，守成皋，断天下右臂，此不足忧也。”[22]时关陇已被羌人残破，宁季若能按虞诩所说的，“开仓招众，劫库兵，守成皋，”则河北与河南的联系也被截断，若河北阻断，则大局必致糜烂，故虞诩谓之为“断天下右臂”，这也显示出河内地区在当时局势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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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国北朝时期，北方纷乱，河内地区在东西之间、南北之间，每为往来通道。西晋“永嘉之乱”时，匈奴刘汉攻洛阳，大军每由太行道南下。后赵大将石虎率军攻前赵河东重镇蒲坂，取道河内越轵关而进。后赵瓦解后，被迁河北的氐人入关中建前秦，兵分两路，其中一部由河内、经轵关自蒲津而入；后来苻坚攻前燕，除以王猛自河东进军外，又亲率主力自河内从南翼趋前燕国都邺城。后燕慕容垂攻西燕慕容永，慕容永盛兵屯轵关、天井关以备之，而慕齐垂自滏口入灭之。北魏尔朱荣、高欢先后据晋阳遥制洛阳，专擅朝政，其由下洛阳，每自太行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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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李世民攻王世充，窦建德率军救援王世充，被阻虎牢，窦建德部下凌敬建议：“大王悉兵济河，攻取怀州、河阳，使重将守之，更鸣鼓建旗，逾太行，入上党，徇汾、晋，趣蒲津，如此有三利：一则蹈无人之境，取胜可以万全；二则拓地收众，形势益强；三则关中震骇，郑围自解。为今之策，无以易此。”[23]窦建德妻曹氏也建议说：“今大王自滏口乘唐国之虚，连营渐进以取山北，又因突厥西抄关中，唐必还师自救，郑围何忧不解!若顿兵于此，老师费财，欲求成功，在于何日？”[24]二人都主张采取“围魏救赵”之计，自河内北上略河东、逼关中，迫使李唐退兵。窦建德不用，被李世民击败于虎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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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朱温与李克用相攻，天井关是其出入通道。北宋初，李筠在潞州（今长治）举兵反赵匡胤。其从事阊邱仲卿建议李筠说：“公孤军举事，其势甚危，虽依河东之援，恐亦不得其力。大梁甲兵精锐，难与争锋，不如南下太行，直抵怀（沁阳）、孟（孟县），塞虎牢，据洛邑，东向而争天下，计至上也！”[25]李筠未能用。赵匡胤遣石守信等将率军攻之，并敕石守信曰：“勿纵筠下太行，急引兵扼其隘，破之必矣。”[26]石守信遂自孟津渡河，经怀州而疾趋太行，先扼天井关之险，阻断李筠南下太行之路。李筠困守泽州（今晋城）而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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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内与河南之间的交通要道则为黄河孟津渡口。孟津即周武王会盟天下诸侯之处。史载：“（武王）东观兵，至于孟津。……。是时，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27]自黄河以北图河南、趋洛阳，孟津是其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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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初，冯异协同寇恂守河内，刘秀拜冯异为孟津将军，南备洛阳；东汉立都洛阳，在羌乱、宦官之乱等历次内乱中，孟津皆备御所急；中平元年（184年）三月，以黄巾起义爆发，汉廷置八关都尉官，戍守洛阳四周要点。其中，孟津和小平津守备孟津渡口来路（孟津关在旧孟津县，而小平津关在今孟津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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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晋也立都洛阳，根据杜预的建议，西晋在孟津渡门架设河桥。“八王之乱”时，孟津河桥尤为邺城（今河北临漳）与洛阳之间往来孔道。北魏迁都洛阳后，又在孟津渡口架设河桥，并在黄河北岸筑两城夹守河桥，谓之中北城。中北城为洛阳北面防守重地，扼河桥而屏护洛阳。尔朱荣自晋阳南下，胡太后遣将守河桥及中北城以拒之，都督李神轨弃河桥遁还，尔朱荣遂长驱入洛。“河阴之变”后，南朝萧衍遣陈庆之拥北魏宗室元颢入洛，魏主北走。尔朱荣闻讯自晋阳南下；元颢遣陈庆之守中北城，自据南岸，以拒尔朱朵。尔朱朵缚材为筏，强渡黄河，元颢遂败。后来，尔朱氏叛魏，周旋于洛阳一带，河桥的得失攸关洛阳之安危。东魏时又在河中间的渚地上筑中弹城，在桥南筑南城，三城呼应，共守河桥。西魏宇文泰争洛阳，屡攻河桥，东魏均扼守河桥以待援军之至。后来，河桥为北周烧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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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李世民攻王世充于洛阳，先遣军袭占孟津河桥，断敌军入援之路。“安史之乱”时，九节度使之师会攻史思明，败于邺城。史思明乘胜西攻郑州，李光弼整众徐行至洛阳，众议洛阳不可守，请留兵于陕（今陕县），退守潼关，据险以挫其锐。光弼曰：“两敌相当，贵进忌退，今无故弃五百里地，则贼势益张矣。不若移军河阳，北连潞泽，利则进取，不利则退守，表里相应，使贼不敢西侵，此猿臂之势也。”[28]乃率军退守河阳（今孟县），扼河桥以拒叛军。叛军攻河桥不克，虽据洛阳城，但惮于光弼兵威，不敢远出掳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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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立足于中原，其兴衰均取决于河南与山西、河北之间的角逐。在河南与山西、河北的角逐中，河阳孟津为双方所必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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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61077
[1] 《史记》卷四 周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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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61079
[2] 《史记》卷四 周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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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61081
[3] 《史记》卷七十 张仪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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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61083
[4] 《史记》卷七十 张仪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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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61085
[5] 《史记》卷五 秦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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