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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暴秦已经灭亡之后，当项羽还在加剧秦人与东方人之间的矛盾时，刘邦却已在注意化解秦人与东方人之间的矛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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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在后来统一天下的过程中，还有几处大手笔，都可谓切中当时问题的症结。首先是他还定三秦的时机。刘邦被徙封汉中时，萧何建议他接受这一现实，然后，“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7]以当时形势，刘邦势单力薄，兵逃将亡，一般人都会觉得首先应该蓄精养锐，整军经武，积累力量，然后再出争天下。但是刘邦拜韩信为大将后，并没有像萧何当初所建议的那样，而是迅速出兵还定三秦。仅凭这一点，刘邦就收到了至少两个方面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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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时机上的好处。所谓人心动则难静，静则难动。设使项羽咸阳罢兵之后，天下能有数年之安，则数年之后，诸侯各安其地，百姓各安其业，诸侯林立的分裂局面将成定局。再过几年，冒顿统一下的匈奴南下，有资格率中原诸侯反击冒顿的惟有项羽。那时，不管项羽个人是否有意，都会产生进一步整合中原社会的需要；何况“攘夷”历来就是中原霸业的一面有力旗帜。项羽若只做诸侯霸主，凭他在反秦战争中的功绩就够了，若要进一步整合天下，则须凭借新的政治资本，而领导中原诸侯反击匈奴正好提供了这种政治资本，藉以进一步整合天下。若是如此，则天下之势必将重归项羽，那时刘邦再出争天下，形势就很不利了；即令能争，以当时岳峙之群雄十数辈，逐一扫平，事亦难矣。其次起到了以患了打回东方去的动力。这就是韩信所说的“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何所不散！”[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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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的大手笔之二是在洛阳为义帝发丧。刘邦东出到洛阳后，有三老董公建议刘邦说：“臣闻‘顺德者昌，逆德者亡’；‘师出无名，事故无成’。故曰‘明其为贼，敌乃可服。’项羽为无道，放杀其主，天下之贼也。夫仁不以勇，义不以力，大王宜率三军之众为之素服，以告诸侯而伐之，则四海之内莫不仰德，此三王之举也。”于是，刘邦为义帝发丧，并发使遍告诸侯说：“天下共立义帝，北面事之。今项羽放杀义帝江南，大逆无道，寡人悉发关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汉以下，愿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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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帝即项梁拥立的怀王，本是复立的楚国之后，在秦亡后被尊为义帝，已可算是当时名义上的、比较松散意义上的天下诸侯的“共主”。项羽本可以挟此“共主”作为招牌以号令天下，但他连这块招牌也扔掉了。刘邦捡起了这块招牌。尽管义帝已死，他已不能利用一个活着的“共主”来’号令天下，却借这个死掉的“共主”而为天下人树起了一个“共敌”。为义帝发丧旨在为自己“正名”，同时树项羽为天下人之“共敌”，“明其为贼”，再借此“共敌”以抟聚人心，重新整合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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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非如此，刘邦凭什么名义东出？他还定三秦，项羽及其他诸侯还可接受张良的解释，相信他只是想取得本该属于他的东西；也要出关，“东向以争天下”，那么不光是项羽会视他为敌，其他诸侯王也会视他为一大威胁，那样的话，形势就会复杂得多，他统一天下的阻力也会大得多。而为义帝发丧这一策略则把自己统一天下的行动变成了一个其他诸侯王可以接受的、为天下人除残去暴的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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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在短短的时间内，项羽就由天下诸侯尊奉的霸主变成了天下人的“共敌”，刘邦却因此而联合起诸侯联军共五十六万人，把原本复杂的形势、矛盾和问题都变得简单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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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楚汉双方在成皋一带相持。刘邦与郦食其谋挠楚权，郦食其建议刘邦派人复立六国之后，为楚国增加敌人。张良听说这事后，大叫“陛下事去矣!”，连论此议之八不可。乍看之下，郦食其的建议很像当初张耳、陈馀对陈胜的建议。实际上，二者所面临的形势和最终的目的都是完全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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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胜起兵，志在灭秦。陈胜初起时，秦国还很强大，派人复立六国之后，可以利用前六国对秦的仇恨和复国的愿望，迅速扩大反秦的队伍，从而达到灭秦的目的；而此时，刘邦已经联合了大部分的诸侯，造成了重新整合天下的有利形势，此时复立六国之后只会造成潜在的分裂势力，这跟重新统一天下的目的是背道而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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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还把“统一战线”工作做到了项羽阵营的内部，先是策反英布，后又反间钟离昧、亚父，项羽更加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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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郦食其又建议：“收取荥阳，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杜太行之道，拒飞狐之口，守白马之津，以示诸侯效实形制之势，则天下知所归矣。”[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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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却是一个建立在地理大势基础上的恰当的战略策划。在基本上以善和恶为标准把自己跟项羽在天下人面前区分开来之后，再造成一种明朗的东西对峙的态势出现，确实可以起到使“天下知所归”的效果。后来刘邦又布项羽十大罪，更强化了项羽作为天下“共敌”的形象。通过树项羽这一“共敌”而使天下之视线聚于一，灭一项羽而天下顿成席卷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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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与西汉交替之际的纷争，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反秦战争是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灭秦是主要目的，矛盾趋向于激化，所以，张耳、陈馀对陈胜的建议、范增对项梁的建议是符合当时形势需要的，都是旨在推动矛盾的激化，扩大反秦的队伍，从而达到灭秦的目的。楚汉战争是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重新统一天下是目的，为这一目的，应该缓和、消弭各种矛盾，消除各种离心力，所以，郦食其复立六国之后的建议与当时形势的需要是背道而驰的，而为义帝发丧、布项羽十大罪等策略则把本应非常复杂、分散的矛盾加以简化，使问题变得简单，从而加快了重新整合天下、统一天下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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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治通鉴》卷八十七 晋纪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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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资治通鉴》卷七 秦纪二 秦始皇三十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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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资治通鉴》卷七 秦纪二 二世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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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资治通鉴》卷八 秦纪三 二世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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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61506
[5] 《资治通鉴》卷九 汉纪一 高帝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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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资治通鉴》卷九 汉纪一 高帝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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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资治通鉴》卷九 汉纪一 高帝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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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资治通鉴》卷九 汉纪一 高帝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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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61514
[9] 《资治通鉴》卷九 汉纪一 高帝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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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资治通鉴》卷十 汉纪二 高帝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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