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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那种专制程度比较高的朝代在统治秩序解体之后，容易出现瓦解的局面。这种朝代高度专制的统治往往制造了一个权力结构单一的社会，在最高统治层与最下层民众之间，缺少与皇权分享权力的中间势力。其暴虐的统治遂在最高统治层与最下层民众之间造成了最直接的矛盾。徐乐在上汉武帝书中说：“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乱而政不修。”[2]说的实际上就是这种最高层与最下层之间最直接的矛盾。因为缺少与皇权分享利益的社会阶层，也就缺少可以缓冲和分散矛盾的中间力量，一旦它的统治因某种原因而削弱，稍有导火线，即可导致矛盾的普遍爆发，结果其皇权遭到的是普遍的反对。所以，它在整体的秩序解体之后，连局部的秩序也没法维持，因而出现王夫之称之为瓦解的那种普遍的动荡和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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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新、隋和元在这方面比较典型。这些朝代大多统治暴虐，高度专制，横征暴敛，轻用民力。这样的王朝在皇权削弱后，逐鹿的群雄往往大大小小数以十计。但在经历了时间并不长的一段动荡和混乱后，大多灰飞烟灭，天下重归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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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那种专制程度不高、或是其专制因某种原因受到削弱的王朝，在其统治秩序解体之后，容易出现土崩的局面。这种朝代的统治秩序中存在与皇权分享权力的中间势力，这种中间势力既是削弱皇权的力量，也是维系皇权的力量。在皇权受到挑战时，这种中间势力可以起到缓冲和分散矛盾的作用。这样的朝代，即令整体的秩序解体了，但那些中间势力尚可维持或建立局部的秩序。这种势力作为政治上的离心力，若与地理上的离心力结合起来，往往导致分裂割据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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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西晋和唐的衰亡就属于这种情况。东汉的皇权本已受到宦官和外戚的削弱，在经历黄巾大起义的冲击之后，权移州牧、刺史。后来割据四方的军阀大多便是这些州牧、刺史。东汉末年的军阀割据最终演变成了魏、蜀、吴三足鼎立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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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惩曹魏之亡而重用宗室，重行分封制。“八王之乱”中，导致西晋衰乱的是这些宗室藩王，“永嘉之乱”中，负责维持地方秩序的也是这些藩王，重建司马氏社稷、保有江南半壁江山的司马睿也是藩王出身。在西晋的统一“土崩”之后，出现的是东晋南朝与十六国北朝长期对峙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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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经“安史之乱”后，权移藩镇，渐渐演成藩镇割据的局面。导致唐室衰弱的是这些藩镇，最终取唐而代之的是藩镇；但在唐最终灭亡之前，负责维持地方秩序、使唐的统治在“安史之乱”后衰而不亡又得以维系了百余年的也是这些藩镇。唐亡之后，五代十国的建立者们实际上也是这种势力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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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王朝衰亡的两种形式，瓦解是全面的混乱和无序，无迹可寻；而土崩尚存局部的秩序，有迹可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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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的离心力与地理上的离心力通常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政治上的离心力与地理上的离心力结合在一起，遂使土崩型的局面易于趋向分裂的局面。从地理的角度考察，分裂的局面又表现出以下几种类型：有南北对峙或东西对抗(二分型)、有三足鼎立(三分型)、有四分五裂(四分型乃至更广泛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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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南北对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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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南北对峙与中国地理上的南北分界有密切的关系。淮河至秦岭一线为中国地理上的南北分界线。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为南、北方的主要区域。南、北方内部各区域之间的联系比较紧密；南北之间跨度很大，南北气候、环境、生产方式、社会文化乃至生活习性等方面的差异也较大。这是南北对峙的地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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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对峙多为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与南方汉人政权之间的对峙。中国历史上的南北对峙，除了孙吴与曹魏(西晋)之间一度出现的短暂对峙为汉人政权之间的对峙外，其它的南北对峙均为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与南方汉人政权之间的对峙。西晋衰亡后的十六国北朝与东晋南朝之间的对峙和北宋衰亡后的金、蒙古(元)与南宋之间的对峙时，北方政权都是少数民族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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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少数民族以游牧骑射为业，男子都是天生的战士，长于骑兵野战，这使他们在军事上占有一定的优势。这些少数民族在进入中原之后，多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中原先进的文化，从而提高其社会组织上的效能；但他们久居北方，性习温凉，而不耐暑热，故其对南方的作战宜于秋冬时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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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汉人以农耕为业，社会文明程度较高，社会的高度组织化、对水利的利用是其社会的主要特点；其治军以秩序和纪律见长，经过严格训练；其作战讲究部伍阵法，长于水战和守城战，多能利用江河水道进行人力物力的运输，故其对北方的作战宜于春夏时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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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双方可谓各有所长，各有千秋。南北之间、黄淮一带地形和气候上的特点，又使得南北双方在天时和地利上各自利弊半参。这一带既有旷阔的平原，又有纵横分布的江河水道，寒暑季节变化明显。利于南方者不利于北方，利于北方者不利于南方。双方都有机会发挥自己的长处，利用对方的短处。这种天时和地利上的特点，也使得南北双方在黄淮一带易于陷入一种拉锯式的角逐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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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军事对抗一般以黄淮平原为主战场，而以淮河至秦岭一线为对抗线，这条对抗线随着双方力量的消长变化而在长江和黄河之间有一定幅度的摆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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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河以南，有较长的雨季，江河水道纵横，形成密集的江河水网，足以缓冲北方铁骑的冲击力。南方可以利用这些江河水道，构筑军事据点，扼守一些主要的通道，发挥自己水战和守城战的特长；另外，南方雨季湿热，北方人、畜皆不适应，也削弱了北方铁骑的冲力。这样，北方势力若越过淮河继续向南深入，便会面临气候和环境上的巨大困难。但是在淮河以北，情况就不一样了。淮河以北的河流，雨季相对较短，气候干燥，河流水流量有限，冬季又有封冻现象，容易渡涉，不足以阻挡北方的铁骑。南方势力若是越过淮河向北深入，则会面临补给线过长的困难。这样，作为中国地理上南北分界线的淮河不期而然间也成了南北对抗的一个分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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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游牧民族每每趁中原政权的衰弱，凭借军事上的优势，透入中原，控制北方地区；而南方汉人政权在失去对北方的控制之后，多能凭借中原先进的社会文化整合南方社会，并发挥南方汉人社会的特长，保有江南半壁江山，从而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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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东西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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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型的大型对抗除了南北对峙外，还有东西之争。东西之争在战国、秦汉时期比较典型。秦的兼并及统一战争、楚汉战争、西汉时东方诸侯对西汉中央政权的挑战、东汉末关东州郡讨董卓之战，都是一种东西之争的态势。不过，东西之争作为一种二分型的分裂，通常只是一种临时状态，既不持久，也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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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之争一般在中国地势第二级阶梯与第三级阶梯之间进行，而以中国地势第二级阶梯的东部边缘地带为对抗前沿：北起幽燕，循太行山南下，经嵩山山脉、方城山，接桐柏山、大洪山而转向鄂西山脉一线，为东西之间对抗的前沿。这一列南北向的山脉分隔中国的东、西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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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线山脉上有一些山地隘口，为东、西方之间的交通孔道。在燕山山脉有居庸关，沿太行山一线，自北向南，依次有飞狐口、紫荆关、倒马关、井陉关、滏口、天井关等关隘，在嵩山山脉周围又有成皋、太谷、轘辕、广成、鲁阳等关隘，扼守东、西方往来通道；在洛阳附近还有孟津，为黄河重要渡口。因此，上述一线为双方争夺的急所，尤以成皋一带为争夺的关键。成皋处在东西对抗线的中轴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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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地势的大体形势上来说，这种对抗却是西方居地势之利，而东方则处相对劣势。西方地势较高，面对东方，居高临下，若是能控制成皋一线，即已取得一种非常有利的攻势态势；而东方控制成皋一线，至多只是取得一种比较好的守势态势，失成皋一线则全失地利之险，故历史上的东西之争以西方胜利者居多而东方胜利者居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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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三足鼎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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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足鼎立，一般人自然都会想到魏、蜀、吴三国鼎立。实际上，这只是三足鼎立的一种类型，但不是最典型的一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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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蜀、吴三足鼎立是整个北方与四川、东南这三地之间的鼎立。魏、蜀、吴虽曰三足鼎立，但实际上是南方的蜀、吴二国结成联盟，合力对抗北方的曹魏；若真是这三地构成单纯的三足鼎立，那么，这种鼎立是不均衡的，北方在实力和地利上都占有明显的优势。魏晋南北朝时期，(统一北方时的)后赵、成汉与东晋三者之间的鼎立也是这种类型，也是整个北方与四川、东南三地之间的鼎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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