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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战争不是异常现象,把信仰特定宗教、教条及信仰类似意识形态的信徒划分为温和派和极端派是错误的。仇恨和暴力的真正成因是信仰与信仰的对抗,即部落制度原始本性的外在表现。信仰正是让好人做出坏事的一个原因。人们不能容忍别人对他们自己、家人、国家或者他们信仰的创世论本身的攻击。比如,在美国大多数地方,人们都可以对宗教议题,如上帝的本质或上帝是否存在等发表看法,但这种讨论仅局限于神学和哲学领域。如果对个人或团体的宗教信仰发表看法,无关其内容荒谬与否,都会遭到禁止。贬低他人信仰的神圣的创世论属于“宗教偏见”,被视为与威胁个人等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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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人们的宗教情怀也一直受到信仰的绑架。各个宗教的先知和领袖一直在有意无意地利用人们的宗教情怀,让人们为他们所属的教派服务。人们需要为神衹举行各种典礼、仪式、礼制和祭祀,以换取现世的安稳和永生。作为交换的一部分,神也必须做出正确的道德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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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开国之父们深刻理解部落宗教冲突的危险。乔治·华盛顿发现,“在人类所有的仇恨中,那些由宗教态度不同导致的冲突似乎是最根深蒂固、最悲惨,并且最应该被反对的”。詹姆斯·麦迪逊也同意这种看法,他注意到的是,宗教战争会导致“血流成河”。约翰·亚当斯则坚持称:“从任何角度来说,美国都不是建立在基督教教义上的。”但美国后来并没有坚持这样的主张。现在的政治家都会向选民表明自己信仰某种宗教,拥有信仰对于政治领导人来说几乎成为必备条件,哪怕他们信仰的是对大多数人来说都很荒谬的宗教,比如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信仰的摩门教。此外,美国历任总统也经常听取基督教人士的意见。“上帝之下”(under God)的说法也被引进1954年的效忠誓言。直至今天也没有哪个重要的政治候选人敢提议把它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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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宗教方面的严肃作家都把人们超越现世、追求生命终极奥义与宗教本身捍卫自己的创世神话的做法混为一谈。他们接受,或者说害怕否认个体神灵的存在,还认为创世论代表了人类在追求救赎和永生时与神明沟通的一种努力。作为知识分子,他们在这个问题上都采取了某种妥协的态度,其中就包括尼布尔学派(Niebuhr)的神学家、论调含糊不清的哲学家、崇拜刘易斯(C.S.Lewis)的文学界人士以及其他在深思熟虑之后还认为世上仍另有他处的人。他们往往对史前历史和人类本能的生物进化缺乏了解,因而也就无法对这个重要的问题有清楚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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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都面临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即伟大而矛盾的19世纪丹麦哲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称之为“绝对困境”(Absolute Paradox)的问题。他说,基督教施加在信徒身上的教义不仅是不可能的、无法理解的,而且也是荒谬的。荒谬之处在于真理的存在,上帝出现,神的诞生、长大并且变得和人一样都是由教义说明的。尽管基督教宣称这是真的,但我们还是难以理解上帝为什么要以基督的身份在人间经受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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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绝对困境在每个寻求肉体和灵魂的答案的宗教人士身上都会产生撕裂。他们无法理解一个能够创造出整个世界的神,为什么会拥有和人类一样的情感体验,包括喜悦、爱、慷慨、恶毒等,并且有时会对世人遭遇的苦难漠不关心。对此有人说,“这是上帝在检验我们的信仰”,或者“上帝在以一种神秘的方式运作”,但这些说法都不足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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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卡尔·荣格曾经说过,有些问题永远不能解决,只会越变越大。绝对困境就是这样,没有解决方法,因为没有什么要解决。问题不在于自然界或者是上帝的存在,而在于人类存在的生物学源头和人类思想的本质,以及使我们成为生物圈进化巅峰的原因。生活在这个真实世界的最好的办法,是把我们从魔鬼和部落神灵的阴影中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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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存在的意义:社会进化的源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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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人类大脑研究的神经科学家很少会提到“自由意志”。而对哲学家来说,他们大多认为它是一个最好被放到一边,至少可以暂时放到一边的课题。他们大概会说:“我们会在准备充分、时间充裕的时候处理它。”与此同时,他们的目光却落在了前景更光明、设想更现实的科学领域,即意识的生理基础。事实上,自由意志也是其中的一部分。没有一个科学探索对人类来说,比把关于意识思维的幻影看穿更重要。每个人,包括科学家、哲学家和宗教信徒,都会同意神经生物学家吉拉德·艾德曼(Gerald Edelman)所说的,“意识是我们展现人类所有宝贵特质的基础。永久地丧失意识就等同于死亡,哪怕身体依旧存在着生命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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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的生理基础不是一个容易理解的问题。人脑由数十亿个神经细胞构成,是宇宙中已知最复杂的系统,无论是在有机物中还是无机物中,每一个神经细胞都会形成突触,并与其他平均一万个神经元相互传递信息,方式是每一个神经元都使用独特膜放电模式形成数字编码,并沿着它自己的轴突路径发射。大脑被编组成了几个功能相异的区域、核心,以及负责不同部位功能的运作中心。这些部分会对激素和脑外产生的感觉刺激以不同方式起反应,而全身的感觉和运动神经元与大脑的信息交流也十分密切,以至于它们几乎可以被视为大脑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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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全部遗传基因密码中有2万~2.5万个基因,其中有一半都以某种方式参与到了大脑思维系统的指令发布中。这是人类大脑在进化过程中快速发展的结果,人脑也是进化速度最快的高等生物器官之一。在长达300万年的进化过程中,人脑容量从南方古猿的600cc或低于600cc,到能人的680cc,又到现代智人的1 400cc,足足增长了一倍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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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00多年来,一众哲学家一直在尝试解释意识的概念。当然,这也是他们的工作。然而,由于他们对生物学一无所知,所以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事实上,我认为哲学的历史就是由大多失败的大脑模型组成的,这一说法并不苛刻。现代的一些神经哲学家,诸如帕特丽夏·丘奇兰德(Patricia Churchland)和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6),在解释已经获得的神经科学发现上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例如他们让别人了解到,人类的道德意识和理性思考其实只具有次要的地位。而那些具有后结构主义倾向的人则更加保守,他们认为这些脑科学家的研究把问题简单化了,过分强调客观化,从而无法真的解释清楚意识的核心。这些人认为,在意识具有物质基础的前提下,意识的主观性也无法通过科学方法获取。为了证明这些观点,这些又被称为神秘主义者(mysterian)的哲学家谈到了“质感”(qualia),即我们在受到感官刺激时所体验到的微妙的、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感觉。例如,我们能够从物理特性上辨认出“红色”,但什么才是关于“红”的更深层的感知呢?这种感受也无法通过科学的探究获知。在颜色方面尚且如此,如此抽象不可捉摸的意识或灵魂,又怎么能通过科学方法认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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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持怀疑态度的哲学家采用的做法是从总体到部分,向内自省。他们会先探讨人们如何思考,然后提出解释,抑或找到无法解释的原因。他们也会描述现象,提供发人深省的例子。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我们的意识中有某种东西与一般现实存在根本性的不同。无论这种不同是什么,都最好留给哲学家和诗人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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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科学家则不这么看。与前面从总体到部分的过程相反,他们严格地进行着从细节到全局的探究工作。他们对这项工作的难度有着清晰地认识,就像登山一样,不是一步就能做到的。他们也同意达尔文的说法,人类的意识是一座不能被正面攻下的城堡。因此,他们会沿着城墙展开多重探测,零星地在各处打开缺口,伺机寻找突破口进入城堡深处,再利用科技的创造性和力量探索一切可以有动作的空间,从而认识人类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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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成为一个神经科学家,你需要对自己有信心。假设意识和自由意志真的存在,有着完整的过程和实体,谁知道它们藏在哪里呢?如果我们足够有耐心,它们会不会像一只毛毛虫变成蝴蝶那样,从海量的数据中浮现?从而让我们像济慈笔下巴尔博亚(Balboa)周围的人马一样目瞪口呆、胡乱猜测?同时,神经科学方面的研究因为与医学方面的密切联系,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资金支持,相关研究项目越来越多,每年的预算总额从几亿到几十亿美金不等,成了科学界的“大科学”(Big Science)。同样的热潮也出现在了癌症研究、航天工程、实验粒子等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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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神经科学家已经发起了被达尔文认为不可能的直接进攻。他们设想了一个名为“大脑活动图谱”计划(brain activity map,简称BAM)的尝试,该计划由美国关键政府部门主导,由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和国家科学基金会构想,并与脑科学研究院合作,作为政府政策获得了奥巴马政府的认可。这个项目如果能够成功筹集经费,将具有与在2003年完成的、被誉为“生物学登月计划”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同等重要的地位。“大脑活动图谱”计划的目标是绘制每个神经元活动的实时图谱。这项工作所需的大量技术手段还有待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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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活动图谱”计划的基本目标是把所有思维过程,包括理性的和感性的思维,意识的、前意识的和潜意识的思维,在时间流逝中静止的和随时间变化的思维,与生理基础联系起来,这并不容易。不管是咬一口柠檬、倒在床上、追忆一位逝去的友人,还是看到夕阳西沉大海,这些片段都包含十分复杂又几乎不可见的大量神经元活动。我们甚至无法想象,更不用说把这一过程作为放电细胞的集合写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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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脑活动图谱”计划的质疑在科学家中很普遍,但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同样的抵制也发生在“人类基因组计划”,以及许多由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主导的空间探索计划上。但有关方面主张推动绘制图谱计划的原因主要在于,这项成果可以用在医疗方面,尤其是了解精神疾病与细胞分子的作用机制上。除此之外,还可以在病人尚未发病之前就发现有害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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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大脑活动图谱”计划或其他类似的事业取得了成功,它们将如何解决意识和自由意志之谜呢?在神经生物学仍被作为重资科学支持的条件下,我认为谜底会在计划的初期或中期就显现出来,无须等到计划完成。因为我们目前在大脑研究方面已经积累了大量资料,如果能与进化生物学相结合,应该很快就会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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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有关答案可能会很快出现的理由是,其一,意识是在进化过程中逐步出现的。人类的意识并不是像轻轻按一下开关灯就亮起来那样在短时间内实现的,从史前能人到智人,大脑体积渐进但又迅速的增大表明,意识是与其他复杂的生物系统,如真核细胞、动物的眼睛或者昆虫的集群生活,以相似的方式逐步进化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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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正在通向人类意识水平途中的动物物种的研究,追踪通向人类意识的进化轨迹从理论上来说是可行的。老鼠是人类早期展开脑图谱研究的重要模型,我们相信未来也将在此有很多收获。以老鼠为研究对象有很大的技术优势,比如与其他哺乳动物相比,养殖老鼠要便利得多,也有很多以老鼠为对象进行的基因和神经生物学研究。然而,一个更接近实际进化序列的方法是,我们也可以对一些灵长类近亲展开研究,包括更原始一点的狐猴、丛猴,以及更高端的猕猴和黑猩猩。这样的对比研究可以显示出这些非人类物种是在什么时间、以什么顺序进化出了什么样的神经回路与活动。这些研究应该很快就会让我们找到人类独特的神经生物学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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