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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e H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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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飞机降落杜阿拉（Duala）的黑暗小机场，一股特殊味道飘进机舱。融合了麝香、热气、芬芳与粗野——那是西非的味道。我们步行穿越柏油路面，湿热的雨像血滴般滚落，汗湿脸庞。机场大厅里是我生平仅见的混乱场面。欧洲游客拥簇成好几群，不是面带绝望之色，便是对着非洲人尖声呐喊。非洲人也对着自己人叫嚣。一个孤独的阿拉伯人忧愁地从一个柜台游荡到另一个柜台。每个柜台前都挤满疯狂推挤的人群，我认出他们是法国人。在这里，我学到喀麦隆官僚作风第二课。我们必须准备三种文件：签证、健康证明与入境居住安排，要填无数表格，圆珠笔借来借去。当那些法国人抢着出去在雨中等行李，其他人却被海关严密检视文件。我们当中有人忘了抵达喀麦隆后的确切下榻地址，有人想不起生意往来厂商的名字。一个胖大的官员坐在柜台后看报纸，对我们视若无睹。摆够了高高在上的威风后，他以不可小觑的态度一一与我们面谈。看到这种场面，我胆怯了，只好随便捏造一个居住地址，许多人都如此取巧。但是往后的日子里，我都认真填写各式表格，虽然它们的下场不是被白蚁蛀食，就是被丢弃不看。我们又回到那三个柜台前准备通关，这时好戏上演了。一个法国人的行李被搜出气味奇特的东西，他辩称那是做法国料理酱汁的香料，海关却认定他们逮到大麻走私贩，虽然大家都知道所谓的毒品走私是将喀麦隆“境内”的大麻走私到“国外”。好戏结束后，一切恢复正常，法国人又开始挤成一团。突然间，一个在尼斯上机、坐头等舱、体积庞然的非洲人排开众人而过，用戴满金戒的手指潇洒指点行李，行李夫连忙上前捡起。何其幸运，我的行李挡住他的行李搬运，海关挥挥手叫我快快通关，我就这样出了关，进入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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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印象至关重要。任何没有棕黑膝盖的人，一出关就会被各种人盯上。骚动中，有人一把抓走我的相机箱子，刚开始，我还以为他是热心的行李夫，但是当他一溜烟跑开，我马上知道自己错了，连忙拔腿追赶，嘴里喊着各式平常用不到的法语：“救命呀！小偷！”幸运的，车阵挡住他的窜逃，我抓住他，两人一阵撕扭。结局是我的脸上挨了一拳，小偷抛下相机箱。一个热心的出租车司机载我去旅馆，只超收了我四倍车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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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忍心挥别杜阿拉的魅力诱惑飞往首都，沿途没有任何意外，我却染上其他旅客的恶习，也开始以大嗓门、敌意态度对待行李夫与出租车司机。到了雅温得，我与官僚展开长时间拔河。公文旅行耗掉三个星期，没别的事可做，只能当观光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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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雅温得的第一印象是乏善可陈。旱季尘土飞扬，雨季一片泥泞。主要的纪念建筑物都有公路餐馆的建筑风味。破损的水沟盖常让粗心的游客一脚踏进阴沟。初到雅温得者免不了都要扭伤脚踝。此地外国人的生活重心集中于两三家咖啡馆，在里面无聊枯坐，瞪视街上穿梭的黄色出租车，抵挡热心兜售纪念品的小贩。这些小贩是极富魅力的绅士，知道只要货品标价超高，白人都会照单全收。他们会向你推销不错的木雕以及号称“真实古董”的垃圾。买卖过程带有游戏气氛。开价大约是合理价的二十倍。顾客骂他们是土匪，他们咯咯笑着同意，把售价降到正常价的五倍。他们与疲惫的欧洲游客有着类似顾客/恩人的关系，颇乐在其中，知道自己开价越疯狂不合理，便越能制造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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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悲哀的是外交人员，他们似乎谨守不与当地人接触的政策，咖啡馆只是他们从大门深锁的办公室飞奔回别墅的暂时停歇处。后来我才知道我为当地英国侨社制造了不少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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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有趣的是那些正在服“援助替代役”的法国年轻人，他们以海外服务代替军役。尽管身在西非洲，还是有办法以烤肉、赛车、派对等各式活动复制法国乡村生活。我很快便与一对夫妇、一个年轻女孩与两个年轻男孩交上朋友，他们都是老师，我们的交情后来证明珍贵无比。他们和外交人员不同，他们真的离开首都到乡间，熟知公路与汽车市场信息，也和仆人以外的非洲人说过话。与喀麦隆官员交手后，我完全没料到一般非洲人其实非常友善和蔼；在英国时，我习惯于大家对西印度群岛与印度人的政治反感情绪，万万没想到是在非洲看到各色人种轻松单纯相处。当然，后来证明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各种因素使然，欧洲人与非洲人的关系十分复杂。通常，与欧洲人共事的非洲人早就学会顺从，看起来就像“黑种法国人”。而定居非洲的欧洲人十之八九是怪胎。或许正因为他们的特立独行，外交人员的日子才会如此难过；相对的，怪胎（我在此间碰过不少）的日子颇好过，他们都把烂摊子留给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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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街上，陌生人对我微笑打招呼，没有任何企图。或许因为我是英国人，对此感到特别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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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流逝，在非洲城市居住实在大不易。雅温得是观光客生活指数最高的城市之一。虽然我过得毫不奢华，钞票却不断从指缝中溜走，我非得离开此处，非得吵闹一番不可。我壮大胆子，前往移民局。柜台后面，与我打过数次交道的傲慢官员正在阅读公文，他抬起头来，漠视我的问候，自顾展开点火、抽烟的复杂程序，然后将我的护照甩在桌上。我要求两年居留时限，莫名其妙的，他只给了我九个月。我感激叩谢他的小恩惠，转身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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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时，我铸下两个大错，证实我对即将生活的世界一无所知。首先，我去邮局拍电报到恩冈代雷（我搭火车的下一站），告诉他们我即将抵达。结果，电报十四天后才抵达，对非洲老手来说，这算是正常速度。我在邮局里结识了一个奇怪的澳洲人，他被傲慢的办事员以及跟法国人学了一身推挤本事的本地人搞得抓狂，无奈地站在邮局中央，令人吃惊地高喊：“我知道，都是因为我天杀的肤色不对！”然后，他直称再也不妄想从喀麦隆寄信给母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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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好，我还有多余邮票可以卖给他，他感动异常，迸发大英联邦同胞情，坚持一起喝杯啤酒。几杯下肚后，他透露自己已经旅行两年多，每天花费不超过五十便士。我当然极感佩服，直到他酒钱也不付就离去，才明白个中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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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我犯下致命错误。目前为止，我大部分的研究经费都是开成国际保付支票，随身携带。此时看来似乎应存入银行，比较保险。我只花了一个小时推推挤挤、饱尝傲慢对待，便存完了钱。一个能言善道的年轻人向我保证：二十四个小时内支票便会寄至恩冈代雷，我随时可从户头提款。不可思议，我居然相信了。后来我足足花了五个月时间，才有办法支取当时漫不经心存进去的钱。不过当时看来存钱是理智选择，因为白人圈中流传可怕的犯罪故事，越传越耸动。喀国规定出门必须携带各式证件，不少男性仿效欧洲大陆的文弱风格，手上拿个皮包。据说入夜后，胖大的非洲女人成群结队在街上抢夺单身男性的皮包，胆敢反抗，就海扁一顿。这种传言颇可信。非洲盛产体型超级壮硕的男女，源自大量的体力工作与低蛋白质的饮食。站在胸膛壮硕的南喀麦隆人面前，瘦弱的西方人顿时矮了一大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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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账离开旅馆，我如释重负，终于摆脱日夜轰炸、呼啸作响的非洲吉他音乐，也逃脱妓女的夹击。她们是我见过这行中最不含蓄的女人，常见的拉客法是直接走向目标，以老虎钳般的手紧紧抓住对方下体；千万记住，避免与她们共处于封闭的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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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安全抵达火车站，逐渐怀疑我是否真能享受到伦敦那个航空小姐所形容的冷气火车。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火车，经由神秘历程，从意大利运至此地。车厢内以辉煌的意大利文谆谆告诫厕所与饮水设备的使用方法及禁止行为。翻译难题轻易解决：干脆不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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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车票当然又是一番推挤，此外，还得填一张复杂如人寿保险的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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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非旅行很像在美国西部搭乘驿车，乘客类型颇固定。火车与丛林出租车（bush taxi）乘客看起来都差不多。丛林出租车是非洲乡间重要交通工具，通常是大型的丰田或萨维恩（Saviem）旅行车，原本是十二人到二十人座，但是车主永远可以挤上三十到五十人。如果车子好像挤得要裂开来，权宜之计是加速前驶、紧急刹车，一阵东倒西歪后，永远可以再挤出一两个位子。乘客阵容一定有几个下士或少尉。通常，宪兵可以坐到司机旁最好的位子，而且总是不必付钱。典型乘客还包括几个南部老师，痛恨被派到信奉伊斯兰教的北部教书。无需任何鼓励，他们便自动娱乐乘客，滔滔不绝地叙述在蒙昧无知的北方如何受苦，那里的老百姓毫无上进心，异教徒多野蛮，食物多么难以下咽。乘客中也总有趿着蓝色塑料拖鞋的异教徒女性，敞开胸部奶孩子，这似乎是此间女性一日到头在干的活。再加上几个来自北方半沙漠地区、身材瘦长、手上拎着祈祷所用席子与水壶的穆斯林，就构成了乘客阵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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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乘客也大致如此。喀麦隆人最欣赏的现代科技之一是录音机，他们可以录下被静电干扰得嘶嘶作响、哔啪嘈杂、声音颤抖不协和的广播，然后以极高分贝一遍又一遍公开播放。北方的穆斯林与南方的基督徒总是激烈竞争空中优先占用权。胜利者可以独家播放他的卡带，不管什么时辰，也不管他爱放的是冗长、平板的西非流行音乐——尼日利亚混合语（pijin）[1]流行歌曲《噢！难忘的母亲》、本地流行歌曲《我是一个杜阿拉欧雷的小孩》，或者是刺耳呻吟的阿拉伯风格甜腻音乐。音乐播放只要稍有空当，即代表奉送对手机会，绝不可以。喀麦隆城市里，本地官员与外交人员住宅区的最大差别在噪音量。非洲人常困惑西方人为何那么爱安静，他们分明有钱可买足够电池，日夜不停播放收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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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与穆斯林的另一大差别是小便方式。基督徒男性站着小便，使用火车上的便池十分方便。穆斯林男性却是蹲着小便，必须在快速行驶的火车上，把袍子拉开如帐篷，身体半悬出车门外解决，十分恐怖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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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我对面坐着一位德国农业专家，前往北方履行后半段任期。据言，他负责推广外销棉花种植。棉花外销是国家专卖，用来赚取喀国亟需的外汇，中央政府十分鼓励农民种植。这位农业专家的推广计划成功吗？疯狂成功！事实上，农人花太多时间种植棉花，怠忽粮食作物生产，不仅粮食价格飙涨，还造成饥荒，全靠教会的救援计划才使百姓免于饿死。奇怪的是，德国农业专家对此结果并不沮丧，认为这证明棉花种植在喀麦隆已经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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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喀麦隆期间碰过不少这类专家，其中有人恶毒批评我为“非洲文化的寄生虫”。他们是来分享知识、改善人民生活的，而我只是观察，还可能因个人的兴趣，鼓励此间百姓迷信异教与落伍。有时在寂寥失眠之夜，我也如此质疑自己（一如我在英国时怀疑学术生活的价值一样）。不过，谈到解决危机，这些专家也没啥成就。他们每解决一个问题，便制造出两个。我常觉得，那些自称握有真理的人应当为扰乱他人生活而良心不安。至于人类学家，不过是毫无害处的书呆子，这个行业的伦理之一便是尽量不直接干预观察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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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这位年轻人类学者吃着一根根香蕉，心头想的就是这些问题。这趟车程原本号称三个小时，结果足足开了十七个小时。气温慢慢下降，火车爬上高原，我们逐渐靠近恩冈代雷。黑夜骤然降临，车上灯火俱灭。我们坐在阴暗中吃香蕉，用破碎的德语交谈，看着矮小的灌木没入黑暗。当我开始忧惧一辈子下不了火车时，终于到了恩冈代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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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疏离陌生的感觉立即袭来，远比我在南方时还强烈。恩冈代雷是南北交界点。因为气候凉爽，又有铁路通往首都，颇受白人欢迎。铁路虽为此地带来变迁冲击，它仍保有大片的茅草屋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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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南走，茅草屋便完全被居民热爱的浪板铁皮屋或金属板屋取代，这种房子在大太阳底下热不可当，还是巨大辐射体，到了晚上，仍和白天一样闷热。以西方人眼光来看，非洲城市的丑陋，这些铁皮屋厥功至伟。这种观点泰半带着民族优越感：茅草屋“美丽如画、质朴原始”，铁皮屋则是“贫民窟”。但是恩冈代雷不像多数非洲城市那么刺眼。暮色里，千百道炊烟袅袅升起，十足西方人眼中的非洲景观。到了白天，你会看到处处成堆的生锈垃圾，游手好闲的年轻人骑着塑料花装饰的50CC小机车，呼啸自垃圾堆蛇行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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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此时，我和德国佬正忙着与出租车司机交涉。虽然我已经接受了冤大头的历史性角色，德国佬却与司机恶狠狠杀价，带着熟悉路径者对出租车司机的高度鄙夷。结果我们以最不绕路、最合理的价格被载到天主教会，与德国佬相熟的神父热烈欢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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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认为神职人员都以中世纪好客之道接待旅人。有些教会的确会提供食宿，但对象是出差路过的神职人员，而不是乏味的浪人。他们受够了身无分文、以为可以在非洲白吃白喝的搭便车旅行者。在这些旅人威胁下，好客之道必须禁止，否则到头来，教会就会沦为旅馆经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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