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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认为神职人员都以中世纪好客之道接待旅人。有些教会的确会提供食宿，但对象是出差路过的神职人员，而不是乏味的浪人。他们受够了身无分文、以为可以在非洲白吃白喝的搭便车旅行者。在这些旅人威胁下，好客之道必须禁止，否则到头来，教会就会沦为旅馆经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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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急着前往新教教会，我相信他们正在等我。因为公文往返的拖延，我的田野调查时间已经过了两个月，却连一个多瓦悠人都没见过。忧虑萦绕心头，我害怕多瓦悠人根本不存在。地方官的文献不是忠实记述：“多瓦悠”三个字在土语里便代表“没人”？我礼貌地询问天主教会里的人：“谁住在那里？”是的，多瓦悠人确实存在。幸好，天主教会与他们没啥往来，那些人坏透了。在神父开设的学校里，他们是最糟糕的学生。我干吗要研究多瓦悠人？他们生活模式的背后原因？很简单：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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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ijin是两种语言的混合语，尤其是指当地语言与英法语混合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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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真的人类学家：小泥屋笔记&重返多瓦悠兰 第四章 可耻的马林诺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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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i soit qui Malinows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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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尚未认识传教士之前，年轻人类学者便已摸清他们的底细。除了自以为是的地方行政官与剥削的殖民者外，传教士也在人类学的鬼神研究中扮演重要角色。如果有人拿着锡罐在你面前摇晃，要求你捐钱支持教会的海外工作时，唯一理智可敬的回答当是：经过深思熟虑，你反对教会对外国的介入。传教士行为，文献记录斑斑可循。人类学老师在入门课便告诉学生，是美拉尼西亚教会的暴行与短视才导致船货运动（cargo cult）[1]与饥荒。巴西亚马逊雨林的教会被控贩卖奴隶与雏妓、巧取豪夺土地，以武力与地狱之火恫吓原住民。教会摧毁传统文化与土著自尊，将全世界原住民矮化成仰赖布施、无助困惑的白痴，让他们成为西方经济与文化的奴隶。此中最大谎言是传教士灌输给第三世界的思想体系，在西方世界早就泰半被扬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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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抵达恩冈代雷的美国教会时，内心深处正是这种想法。就连与传教士说话，都好像背叛了人类学：因为自从号称发明田野采集的马林诺夫斯基呼吁人类学者从教会的阳台起身，走进部落做研究，人类学者便惶恐沾上与教会打交道的污点。我会小心提防魔鬼诡计，何况我若想省时间，便应与真正的多瓦悠兰住民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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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出乎意料，我受到热情欢迎。我发现传教士并非猖獗的文化帝国主义者（少数一两个老派传教士除外），相反的，他们极端谦虚，不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别人。相较之下，人类学似乎被捧上了难堪的高位，成为对抗文化误解的特效药——这是我无法衷心接受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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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碰到的第一个传教士是朗恩·尼尔森（Ron Nelson），他经营一个教会电台，播音范围涵盖西非洲大部分地区（发射器非属国有的地方）。他和太太散发着一股静谧力量，远非我想象中歇斯底里的上帝卫队（毕竟愿意远渡重洋、驯化异教徒皈依基督教的人必定是个宗教狂）。我的确在一些较极端的宗教团体看过这类疯子，当我打算带几尊繁生偶像（fertility doll）回欧洲时，他们抨击我将魔鬼带进上帝的国度，这些偶像应当被焚毁，而不是拿来展览。幸好，这类宗教狂是少数，如果我碰到的年轻传教士成为主流，他们将更趋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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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而言，我很讶异传教士完成了许多工作，包括对当地文化、语言、翻译、语言学的研究，并将祈祷文翻译成当地的符号语言。没有教会的协助，我的研究绝不可能完成。我的研究经费不小心被非洲银行吞下肚，全靠教会借钱才能开始设立田野站。当我生病，教会治愈我。当我束手无策，教会给我打气。当我的补给品耗尽，教会让我在理论上只供所属人员使用的福利社买东西。对饥饿、疲惫的田野工作者而言，那个福利社是阿拉丁神灯里的宝库，提供便宜的进口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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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毫无心理及物资准备要面对丛林生活的人类学者而言，教会不只是紧急支持站，更是绝对重要的庇护所，实在受不了时，你可以逃进教会，吃肉、说英语、与自己人相处，不用烦恼最简单的句子都要费尽唇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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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教会也相当照顾我，他们显然认为欧洲人必须团结对抗美国人。我最喜欢的法国传教士是活力十足、快乐外向的裴贺·翁西（Père Henri），他曾和游牧民族富来尼人（Fulani）[2]生活了好几年。据他的同事说，他始终“无法提起勇气向富来尼人传教”。他热爱富来尼人，每天花数个小时与会说“纯”富来尼语的人讨论文法细节。翁西在山丘顶端耶稣会的房间是圣坛，也是图书馆。他录下许多民族志报告人（informant）[3]的谈话，靠着神妙如希思·罗宾逊（Heath Robinson）[4]的机器，辅以手肘推撞、脚踩、膝盖撞击各种复杂开关，完成所有的数据编整、打字、交叉比对。他是那种转速比常人快一倍的人。当他听说我需要一辆车子进入丛林，马上带我快速走访各种门路，包括看了几辆十分便宜、几乎要解体的老爷车。最后我们抵达机场酒吧，老板乍看是典型的法国殖民者，却是伦敦人，他认识某个人，那个人又认识一些有车要卖的人。下午，翁西又带我去看了一些车，并帮我谈妥复杂的保险选择，只要是在太阳底下发生的意外，都在保险之内。最后，我用教会借我的钱买了尼尔森的车子，装满补给品，准备立刻前往田野场。他们也慷慨借了一些工具给我，那是教会扎根多瓦悠兰二十年，辛苦炮制出来的东西。除了语言学数据外，还有亲属关系表（错得离谱）[5]，以及民族志学的零碎数据，足以让我糊弄多瓦悠人——我熟悉他们的文化，要察觉他们是否说谎，易如反掌。我还在英国时，曾和“桑摩语言学研究所”里的两位研究员联络，取得多瓦悠语的词汇表，以及一份动词系统与基本音素的大纲。我自觉准备十分充分了，天真地揣想第二天便可以进入空气干净清新的丛林，对“我的原始人”展开严谨无比的深入分析。就在此时，官僚作风再度将我击倒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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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然过时的法式行政体系加上非洲的文化氛围，足以打败全世界最勤奋的人。我的主人以对待无知笨蛋的容忍语气温和地透露，在还没弄清楚文件之前，我和我的“宝狮404”哪儿也不能去。到处都有宪兵驻守，他们除了检查文件，啥也不做。你无法预知碰到的宪兵是不是文盲，除非紧急状况，最好不要企图蒙骗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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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拿着所需文件出发前往县府，展开生平最错综复杂、诡异的追逐游戏。他们告诉我牌照登记费是一百二十镑，经过一番免不了却不算严重的推挤，我拿到宝贵的牌照登记表，送到财政部，他们却拒收，因为上面没有两百中非法郎的印花（用来支付行政费用）。根据此地规定，印花只限当日有效，而且仅邮局的“包裹”柜台有售。但是邮局没有低于两百五十法郎面值的印花，我便贴上两百五十法郎印花。回到财政部，他们却认为此举不符办事规矩，必须交由督察裁决。悲哀的是，督察被“公事饭局”耽搁了，稍晚一定会回来。他一直没回来。我看到一个宿命的富来尼出租车司机，同样在衙门里寸步难行，靠着穆斯林的信仰对抗逆境。他的重要战役是付电费，从一个办公室冲到另一个办公室，企图抽冷子逮住一个肯办事的人。办事人员对他越来越不客气，我想是在惩罚他的催促，毕竟我也不过才花了三个小时，就找到合格的人盖好章，可以进行下一阶段的公文跑件。第二天我重返财政部，回到最早的那间办公室，将手中的文件交出去，换来一式三份的表格；又经过数个小时的跑文，将这个一式三份的表格换成更多一式三份的表格，然后送到城的那一头盖章（中间只绕了一小段路去买所需印花）。这时，那个富来尼司机依然呆坐财政部，虔诚祈祷，相信唯有上苍的直接干预，他才能获救。我快步从他身边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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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第二天傍晚，我为了牌照登记大约已花了两百镑，即将结束我的漫长流浪。最早在县府接待我的人员满怀兴味地看着我，将其他人赶出办公室，请我坐下来。他展开大大的笑容说：“恭喜你。多数人得花较长的时间才能办完。你带来文件、收据、申请书没？”我把这些文件统统交上去。他将它们收进公文夹里，戏剧万分地说：“谢谢你。下个礼拜再来。”我吓呆了。他愉悦地笑着：“牌照登记卡用完了，但是一两天新货就会来。”迹象显示我必须坚守立场，我使劲激烈争辩，终于拿到临时登记证，带着整摞公文夹离开他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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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暴雨中开车绕道前往冈纳（Gouna），沿途平静无波。那是条碎石路，以当地的标准来看，已经算是相当好了。人们曾警告过我途中的“趣味景象”，所以我开得非常慢。从高原降到平原，气温陡升，好像驶进烤箱。在此区开车的一大危险是道路安全标志。譬如某些桥只容单线通车，为了确保驾驶减速慢行，官方会睿智地在桥头两端的路中摆上两排砖（那时尚无任何警告标示）。未能察觉这些谨慎措施的驾驶人常落得车毁人亡，河床上到处是报废轿车与卡车残骸。穿行乏味的灌木丛，寻找沿途的车祸新残骸是标准消遣。如果搭乘丛林出租车，看到车祸残骸，乘客中必然有博学多闻者能说出车祸故事：那边的卡车是从乍得入境，油箱爆裂，整辆陷入火海；那边是两个法国人骑乘的摩托车，当他们撞上减速砖块时，时速至少八十英里，整个人都被桥边栅栏刺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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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恐熟悉路径的驾驶过于轻忽，官方还会以花岗大石头标出路面松软之处，但是这些石头在暮色中几不可辨，有一次差点要了我和朋友的老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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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此刻赶着两百公里车程，我一切满意。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看到丛林、泥屋村落、热情挥手的孩童，以及路边成堆贩卖的山药。现在是七月底的雨季高峰，满眼尽是矮小的绿色灌木与青草，旱季里的森林火灾让大树无法成长。远眺处是哥德特（Godet）山脊，赤裸的花岗岩锯齿嶙峋，那是多瓦悠人居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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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个小时后，我抵达冈纳，遍寻不获地图上标示的加油站——它根本不存在。英国地图素来讲究陆地测量式精准，在景观呈现上，和我手中的法国地图大异其趣。法国地图很少有渡河处、教会尖塔等标记，而是大幅介绍餐厅与美丽景点。光看我的法国地图，会误以为轻轻松松便可从一处充满感官享乐的地方到达另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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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泥巴路，前十英里还算平顺。道路两旁是大片照顾良得当的农田，间杂点缀着黑色灌木林。我肯定田里种的是玉米，结果是小米。终于，在道路两旁园子里满足地耕耘的正是我此行的目标──多瓦悠人。第一印象相当不错，他们对我微笑挥手，停下辛勤工作，眼睛追随我的车子，展开热烈讨论──显然是在讨论我是谁。然后道路越来越糟，逐渐变成大石遍布、凹沟深陷。我显然开离了大路。这时，两个小孩子急忙跑来，鞋子高举头顶，以防泥巴溅脏。他们会说法语，我如释重负。是这条路没错。但是路况很糟呀！它以前还不错。后来我才听说修路的预算神秘失踪，同一时间，副县长却买了一辆美国产的大车。但是路况太差，他无法驾车往返县城。真是报应不爽。两个学童说他们的学校就在前面路上，我很高兴载他们一程。当我们颠簸弹跳前进，沿路我又载了几个小孩，足足有七八个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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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遇见我的多瓦悠人，我反而不知该说些什么。“你们是多瓦悠人吗？”我问。惊人沉寂。我重复问题。他们同声怒吼，傲慢否认与那种“狗儿子低级民族”有任何关系。他们是都帕（Dupa）人，只有笨蛋白痴才会搞混两者。多瓦悠人住在山的那一边。我们的谈话骤然结束。又开了十几英里，学校到了，下车时，他们脸上依然带着被侮辱的表情，礼貌向我道谢。我继续往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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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的地图，波利（Poli）应该是个不小的镇。地图上未注明人口数，但它是副县城（sous-préfecture），有一家医院、两个教会、一个加油站与一个小机场。就连大比例尺的英国地图，也显著标注它的位置。我想象中，它大概和英国的切尔滕纳姆（Cheltenham）差不多大，只是建筑没那么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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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它只是个小村庄。仅有的一条街道延伸数百码，两旁是泥屋与铝片屋顶。数百码后，这条街便后继无力，消失于矮树丛与旗杆后面。我转身四顾，企图寻找路的踪迹，但是没有，它就此打住。波利小镇有墨西哥西部城镇在午睡中的荒野气氛。几个衣衫褴褛的人在街上游走，瞪着我看。酒吧挂着锡制招牌，那是间惨淡的小屋，墙上的装饰是乐透彩券的广告与消除文盲运动的口号。它以抖擞的语气写道：“文盲缺乏能力与信息，是国家整体水平提升的障碍。”我不知道文盲要如何阅读这个告示。酒吧空无一人，但是我跌坐椅上，等待，忧愁地望着道路前方的泥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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