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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的地图，波利（Poli）应该是个不小的镇。地图上未注明人口数，但它是副县城（sous-préfecture），有一家医院、两个教会、一个加油站与一个小机场。就连大比例尺的英国地图，也显著标注它的位置。我想象中，它大概和英国的切尔滕纳姆（Cheltenham）差不多大，只是建筑没那么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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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它只是个小村庄。仅有的一条街道延伸数百码，两旁是泥屋与铝片屋顶。数百码后，这条街便后继无力，消失于矮树丛与旗杆后面。我转身四顾，企图寻找路的踪迹，但是没有，它就此打住。波利小镇有墨西哥西部城镇在午睡中的荒野气氛。几个衣衫褴褛的人在街上游走，瞪着我看。酒吧挂着锡制招牌，那是间惨淡的小屋，墙上的装饰是乐透彩券的广告与消除文盲运动的口号。它以抖擞的语气写道：“文盲缺乏能力与信息，是国家整体水平提升的障碍。”我不知道文盲要如何阅读这个告示。酒吧空无一人，但是我跌坐椅上，等待，忧愁地望着道路前方的泥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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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世皆然，酒吧是你具体感受城镇气氛与谎言幻象的地方，毫无例外。十分钟后，一个脸色疲惫的男人出现，告诉我呆坐无用，啤酒三个星期前便卖完了，新货可望在一天内抵达。现在，我已经摸透这种无可救药的“乐观病”，转身离去，前往新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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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几栋锡顶房子（此间教会的典型建筑），教堂位于中间，由轻型方块砖盖成，上面有浪板铁皮的尖塔。教会负责人是眼神狂野的美国牧师，他与家人已经在此传教二十五年。它与恩冈代雷的教会同属一派，教会里的人亲切收容我，直到我在村子里找到住处为止。唯一令我困惑的是：每当我提到波利教会，人们马上岔开话题，谈丛林生活的辛苦、与世隔绝与闷热。直到我看到赫伯·布朗（Herbert Brown）牧师，才恍然大悟（这不是他的真名，你可以把他视为小说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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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奇怪的人影现身屋前，上身赤裸，露出便便大腹。他头戴遮阳帽，上面有大英帝国图记，与帽檐下的鲜紫色太阳眼镜形成不协调画面，手上拿着一大串钥匙与螺丝起子。打从我认识布朗牧师以来，从未听他完整说过一个句子，虽然他口操三种语言，短短四个字，便从英语说到富来尼语、法语又跳回英语，还不时以富来尼语咒骂、肢体动作、改变话题来打断原本就十分快速简短的句子。他的生活方式也类似如此。他可以突然放下经课，跑去最爱的车库敲打脚踏车钢圈；也可以把年迈失修、胡乱发作的发电机狠捶一顿，发电机还没有教训好，又跑去发放咳嗽药；半途可能又跑到园子里赶山羊，回去对会众发表讲道，抨击欠债的罪恶。这一团混乱还必定伴随尖叫与怒吼、绝望与挫折，脸色涨得猪肝红，让身旁人唯恐他一命呜呼。他强烈相信魔鬼的存在，因为他就深陷一场与魔鬼的个人殊死战。这解释了为何他的努力总是变成泡影。他进口的农耕机碎成破片、泵坏了、房子倾颓瓦解。他的生命就像一页与熵（entropy）[6]的对抗史——将就使用、修修补补、挖东补西、左支右绌、锯这砍那、搥打敲击——漩涡般无止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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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如此，这个教会充满疯狂紧张的气氛，与邻近天主教堂恰成对比——那里宁静安详，一切有序。只有一位神父管理教会，手下两名修女负责分发药品。园子里甚至还种花呢！多瓦悠人对此有一解，他们说新教会的牧师是铁匠。在多瓦悠社会里，铁匠是隔离的阶级，与其他阶级的接触受到严格限制。铁匠阶级只能与铁匠阶级通婚，不能与其他多瓦悠人共食，也不能一起汲水或者进入他人的房子。铁匠必须与众人隔离，因为他们制造噪音、气味，说话还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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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船货运动：此名词普遍使用于澳洲托管地之新几内亚，用以描述自1935年以降流行于此区的千禧年运动（millenary movement），他们相信千禧年将因死者之灵携带大量欧洲人的货物归来而开始，货物将平均分配给此一运动的附和者。后来此一名词被广泛用来指西南太平洋区各类反欧洲人的运动。详见芮逸夫主编，前揭书，第2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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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富来尼人：西非洲萨赫勒（Sahel）带的游牧民族，以牧牛为生，主要分布于塞内加尔、几内亚、尼日尔、马里、乍得与尼日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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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类学家进入田野场，开始进行数据搜集工作，如户口调查、记录系谱、习知当地的各种角色，有关风俗信仰的种种则询问适当对象，这种访谈对象称之为informant，亦即数据提供者，本书译为报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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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罗宾逊（1872—1944），英国著名漫画家、插画家与剧场设计者。他的漫画里经常出现奇妙的机器发明。后来人们便将荒谬无用或者极端复杂的机器称之为“希思·罗宾逊机器”（Heath Robinson contra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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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亲属关系常是指社会（或社会的某一部分）的一套复杂规则，用以支配继嗣、承继、婚姻、婚姻外性关系以及居处的问题，并从血亲和婚姻各方面的联系决定个体与群体的地位。详见芮逸夫主编，《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第十册《人类学》，第286页。人类学者基辛说，人类学者研究一个社会，必须先了解亲属关系，才能了解其他事情。有的社会，经济利益与政治权力的竞争，都可能用亲属关系来说明。亲属关系也作为人们与非亲属以及神灵之间关系的典范。即使不是亲属关系领域的人类学者，一旦要向读者描述他所研究社会的生活，也必须设法引领读者了解复杂的亲属关系。详见Roger Keesing，前揭书，第358—3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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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熵：热力学名词，后来用以引申代表系统的无序性与混乱度。熵越大，越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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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真的人类学家：小泥屋笔记&重返多瓦悠兰 第五章 带我去见你们的首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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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e me to your L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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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的一天早早便开始。我在伦敦时习惯八点半起床；这里五点半天光一亮，人们便开始运转。我被敲打金属声与尖叫声准时吵醒，猜想我的牧师邻居开始干活了。他们分配了一整栋旧而大的教会房子给我。当时我还不知道那是何等奢华；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自来水，更别提电力了。隔壁有个煤油冰箱，颇引起我的好奇，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种怪物。它是早年丛林生活的重要商品，后来因城里装了电力而变得稀少昂贵。煤油冰箱诡谲难测，乖张错乱，常会毫无预警自动除霜，毁掉你一整个月的肉品储存，或者吐出足以火焚人身的热气。煤油冰箱必须避免干燥、潮湿、地面不平，运气好的话，它或许愿意制造一点冷却效果。因为喀麦隆是多语言与混合语的国家，使用煤油冰箱还有其他危险。英国煤油、汽油经常与法国煤油、汽油精搞混。仆人将汽油加进煤油冰箱的事时有所闻，制造了大灾难。我偷偷瞄一下冰箱内容；里面小心堆放装着黄色大白蚁的纸袋；即便死了，白蚁看起来仍像在蠕动。我始终无法提起勇气大啖这种非洲佳肴，一次顶多只能吃个一两只，它们却是多瓦悠人的最爱。只要下雨，白蚁便蜂拥而出扑向灯火。捕捉白蚁的标准方法是在水桶里放一盏灯。当白蚁扑向灯火，翅膀一收，便掉入水中。肥胖的身躯可生吃或烤来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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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天休息，又到了与行政官员打交道的时候。恩冈代雷的教会曾提醒我别忘了向地方警察局报到，还要去晋见副县长（他是政府代表）。听从教诲，我带上所有文件，徒步进城。虽然距离不到一英里，但是白人“步行”显然是罕见怪行。有个人问我是不是车子坏了。村人冲上前来与我握手，吱喳说着不标准的富来尼语。我在伦敦时曾学过富来尼语入门，至少会说：“很抱歉，我不会说富来尼语。”这个句子我练习过许多次，说来快速流畅，更显得不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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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局约有十五名宪兵，全副武装。其中一人正在擦拭半自动冲锋枪。司令官是南方壮汉，身高六点五英尺。我被召进他的办公室，他仔细检查我的文件。我到此的理由是什么？我拿出我的研究许可，那是一份盖满图章、贴满照片、颇震慑人的文件。当我企图说明人类学工作的性质时，司令官显得很不高兴。他问：“但是，人类学到底要干什么？”我徘徊在即席发表“人类学入门”演讲与简单解说间，最后选择了笨拙回答：“这是我的工作。”后来我才发现，像他这类官员大半生都花在执行毫无意义、注定无疾而终的各式命令，这个答案太令他满意了。他的眼睛在头巾下审慎地评估我。我突然注意到他嘴里含着一根针。他用舌头摆弄针的平衡，一会儿，针尾那头放在舌尖向外；一会儿，轻巧转弄，又将整根针收进嘴里，在里面灵巧调整，跑到嘴巴另一边，针头向外。吞回去，这回出来的又是针尾。看起来简直像蛇信，恐怖极了。我预感我有麻烦了。果然不错。他暂时让我过关，态度像恩赐流氓一条绳子，却只够他上吊自杀。他将我的名字与个人详细数据输入在大公文卷宗里，令我想起大使馆里那些黑名单档案卷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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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县长住在一栋建于法国殖民时代、潮湿且外墙剥落的房子。外墙罅隙与裂缝长满苔藓与霉。他原本在城外山上盖了一栋辉煌的新宫殿，但是现在它空置山头，冷气没用过，瓷砖地板也没人踩踏。针对这个现象，有几种解释。一说副县长贪污，政府因而没收此房子。我与多瓦悠人混熟了后，他们告诉我另一个版本。这栋房子位于多瓦悠人的古葬场上，多瓦悠人抗议无效，也未威胁副县长，没这个必要，他们了解祖灵。他们只告诉副县长，他搬进新居的那一天就是他的死亡之日。不管哪种故事版本，总之副县长没有迁进新居，注定要从老房子的窗口哀怨地望着新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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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郁郁不乐的仆人听了我的求见理由后，带我进去。看到他跪下来禀报副县长，我大吃一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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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便有人告诉我可以送雪茄做礼物。我规矩奉上，他优雅收礼，雪茄瞬间消失于飘逸的袍子里。我仍直挺挺站着，仆人也仍跪在地上，副县长坐着。我的文件再度被严密检查。我开始担心离开喀麦隆前，这些文件就会翻烂了。他冷淡地说：“不行。我不能让你待在波利。”这真是一大挫败。我原本以为这只是礼貌性拜会。我小心翼翼强调：“但是雅温得给我的研究许可准许我待在波利。”他点燃我送的雪茄：“这里不是雅温得。你没有我的许可。”此刻如果拿出钞票贿赂，显然不礼貌，尤其那位可敬的家仆仍跪在地上，仔细聆听每句话。我坚持：“如何才能获得您的允许？”他说：“县长的信。免除了我的责任，就可以了。你可以在加路亚（Garoua）找到他。”他转身，埋首公文。会晤就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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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教会，布朗牧师似乎认为这个结局证明了他的悲观主义。对我的不幸，他掩不住感动与雀跃。他怀疑县长真如他们所言在加路亚，就算如此，我也未必见得到他，更何况他可能去了首都，数个月后才能回来。布朗牧师的生活充满诸如此类的不幸。他咯咯笑着走开，没有希望的，这里是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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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估算自己还有足够的汽油可以开到百英里外的加路亚，决定明日一早便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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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踏出房门，讶然发现屋外挤满自信期待的脸孔，准备和我一起上路。在非洲，此类消息究竟如何散布，始终是神秘的谜。西方人永远无法理解他的一举一动如何被密切注意。光是检查油表便可招来连番的搭便车要求。多瓦悠人绝不接受“不”。不少人批评欧洲人是家长心态，其实他们并不了解非洲多数地方存有一种传统的“富人与穷人”关系。替你工作的人不只是你的雇工，你还是他的保护者、赞助人。雇佣是种开放的关系。如果他的太太生病了，这是他的问题，也是你的问题，你必须尽可能帮助她痊愈。如果你有东西不要，他有优先拒绝权，之后你才能给别人，否则便是不礼貌。你几乎无法在自身的利益与他的私生活间划清界线。稍不小心，欧洲人便会深陷范围宽松的各式亲属义务中（除非他的运气很好）。如果一个雇工称呼你为“父亲”，那是危险征候。接踵而至的一定是聘金未付或牛只死亡的悲惨故事，如果你不帮忙他解除一点负担，就是背叛。何谓“我的”与“他的”，两者界线随时可以谈判改变，而谈到攀附富人、从中尽量获利，多瓦悠人可是不逊任何人的专家。多数雇佣摩擦来自对“贫富”关系的欠缺理解，导致双方对条件各有解释。西方人总是抱怨雇工（现在大家不再称黑人仆佣为“男孩”或“佣人”）鲁莽、厚颜，因为他们期望雇主照顾他们、次次帮他们解危。刚开始时，碰到类似今天的状况，我也是困惑不已。我似乎无法随意行动，凡做任何事、去任何地方，后面一定拖着庞然重担。如果你让人搭便车进城，会更苦恼，因为接着他会期待你资助他在城里的吃住，如果拒绝，他便懊恼。毕竟，你将他载到陌生地方，却弃之不顾，这是不可思议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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