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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萨林斯之后，我再也无法用以前的方式来谈论“丰裕”。我无法再想当然地继续持有自己之前关于它意味着什么的预设，因为我的预设常常危险地披上了“常识”的伪装。我从萨林斯那里第一次意识到，对于某些词语的用法和意涵，我只是自以为了解。这种情况后来又出现过很多次。作为一名学生，我很快认识到人类学非常善于质疑概念，质疑“常识”。这个学科里有一句为人熟知的老话：我们“让熟悉的变得陌生，让陌生的变得熟悉”。这句话已经成了老生常谈，但事实也的确如此。这种质疑和颠覆的过程是人类学的恒久价值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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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章节，我将从萨林斯那里，从每一位优秀的人类学家的工作里撷取内容，以此为出发点开始探讨和质疑一系列概念。它们不是专业术语，都是一些你非常熟悉的词。事实上，我着意选择了一些日常词汇。通常来说，日常事物正是人类学家的兴趣所在。我会从人类学的根本关切——“文化”出发，接着再考察另外一些概念：文明、价值观、价值、血缘、身份认同、权威、理性和自然。这只是一个最粗略的列表，我非常清楚其中遗漏了什么。“社会”呢？还有“权力”呢？但是现在我们没有必要做到面面俱到，总会有别的术语可以添加进来。这本书某种程度上是一幅指导性的地图，它的目的是为探索更广阔的疆域——我们生活的疆域——提供指引。对他人生活的认识事关重大，我们自己的生活始终是由此才得到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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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并不只是提出批判，不只是指出我们对“丰裕”“文明”以及“血缘”的理解是因文化而异的，或甚至被常识中的盲区所遮蔽。人类学还给出解释。尤其是，它解释了何谓文化以及它如何成为人之为人的关键。我们不是机器，我们并非被强烈的“人类本性”所控制，也并不单纯是基因的产物。我们可以做选择。狩猎采集者同样可以做选择，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他们经常做出选择，去培养平等主义的价值取向，同时弱化财产的重要性，以此维持他们的生活方式。居无定所的狩猎和采集生活要靠两个要素来维系：资源共享，但不鼓励社会分层和物质积累（毕竟，东西太多只会拖慢你的步伐）。比如，住在坦桑尼亚的哈扎人（Hadza）直到20世纪60年代仍在从事狩猎采集活动，并选择不去采取附近放牧者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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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选择”当然常常被限制。环境和文化传统（我们不能凭空将它们制造出来）限制着我们，同样，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趋势也在起作用。萨林斯发表《原初丰裕社会》是在1972年。在那个时候，人们选择居无定所的流动生活的能力就已经严重受限了。殖民扩张常常使得游居群体赖以生存的土地被占领或是被重新分配。萨林斯发现，我们确实看到了这些狩猎—采集者过着贫穷的生活，但更应该将其视为“殖民胁迫”的结果，也就是说，将他们强行拖入“文明”轨道的结果。8这就是他所说的“贫穷是文明的产物”。直到今天，这种胁迫仍在继续，但更多的是在全球化的名义下进行的。在过去的五十年里，哈扎人失去了90%曾用于狩猎活动的土地。9类似的故事在世界各地都在上演，从纳米比亚的卡拉哈里沙漠到马来西亚的森林，如今的狩猎—采集者不再有那么多选择了。我从《原初丰裕社会》里学到的另一件事是：没有一种文化是孤立存在的。没有一种文化是真正“原生”的；我们可以说，每一种文化都在迁徙和传播的进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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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学科的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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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具体问题的集中讨论之前，提供一些人类学的学科背景可能会帮助理解。这本书不是要叙述人类学的历史，但我将重点介绍一些学科史上的关键人物、发展轨迹和趋势，因为人类学产生和发展的故事可以使我们对现代各个学科整体获得更深入的理解。介绍一些人类学的发展背景，还会对了解人类学的分支领域——社会和文化人类学起到重要作用。它们并不像考古学和生物人类学那么广为人知。我是一位文化人类学家，但直到今天，有些亲戚仍以为我的工作是在野外挖掘陶罐碎片和测量头骨。而且，对社会—文化人类学传统略知一二的人可能会觉得，人类学的研究范畴是祖尼人，而不是伦敦——伦敦是一个西方的“现代”城市，因此是社会学家的领地。的确，传统上人类学家倾向于研究非西方世界，但早已有例外情况出现。比如，早在1951年就出现过关于好莱坞的优秀的人类学研究。10人类学绝非仅限于雨林或手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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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所知的人类学只有一百五十多年的历史。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人类学会成立于1848年。1951年，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一位来自纽约上州的律师，出版了《易洛魁联盟》（League of the Iroquois），随后接着撰写了一系列关于美洲原住民亲属制度的开创性研究论文。在法国，人类学教授职位的首次出现是在1855年巴黎的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11（Musée d’histoire naturelle）。在现代谱系里，这是有据可循的最早的源头。将一些更早的人物称作人类学研究的先驱，这在人类学界并不罕见：例如备受推崇的蒙田（1533——1592）和希罗多徳（公元前484——426）。这两位都因为拥有“人类学的敏锐感知力”而著称。希罗多德曾去遥远的地方旅行，并为希腊人带回了对“他者”的详尽描述。蒙田没做过这样的旅行，但在他的重要文章《关于食人族》（Of Cannibals）中，他曾努力与图皮南巴族印第安人（[Tupinambá Indians]，今属巴西）对话。他们被带到法国和蒙田在鲁昂见面。在这篇文章中，他恳求他的读者不要急于评判图皮南巴族印第安人所谓的野蛮和残暴（有传言称图皮南巴人吃了他们的葡萄牙人俘虏），而是期待我们用整体性的视角，在更全面的图景中理解他们的日常实践和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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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这些早期案例，还是在我此前简单提到的成熟的人类学案例之中，我们都能发现两个显著的关键特征：一是田野调查的重要性，二是文化相对主义的原则。不了解这两个特征，就不可能理解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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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调查一直是人类学家成长之路中最重要的“通过仪式”（rite of passage）。虽然有些学科奠基人更适合被称为“安乐椅人类学家”（因为他们的工作主要依赖别人的实地工作和报告）；尽管在某些地方（例如法国），实证研究和理论建构之间素来存在着泾渭分明的劳动分工，但在大多数时候，除非你在自己的研究对象中间生活过一年或更久，否则你的研究根本不会被认真对待。有些人类学家在田野中开始了他们的职业生涯，但后来不常回去，或者就再也没回去过，转而以更理论化和概念化的方式来继续人类学研究。实际上，一些最重要的人类学思想者并非田野调查的忠实拥趸，但在几乎所有的案例中，他们都是通过田野调查来开启研究，并证明自己作为优秀研究者的素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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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调查的核心是参与式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它的确切含义在不同的情景下有所不同。如果你在祖尼人或是印度切蒂斯格尔邦（Chhattisgarh）的小村子里，这就意味着你要完全沉浸在当地的环境里。你应该和当地人一起吃、住，学习他们的语言，参与他们尽可能多的活动。简而言之，用非学术的语言来形容，就是你应该四处闲荡和做这做那。如果你在伦敦，完全沉浸在环境中可能会有点挑战。显然，并非所有的期货交易员都住在像普韦布洛人的泥砖房那样的地方，而且他们可能并不会定期邀请你去他们家里共进晚餐。这并不是说英国人不好客，只是他们不像1879年的祖尼人那样，将尽地主之谊当成头等大事。就像扎罗姆所做的那样，你应该彻底深入到你所研究的工作里（或是教会里、赌场里，总之是任何碰巧成为你田野调查对象的事物），你自已也应该像其他交易员一样追逐利润，因为你需要学会理解的是这些你正在研究的对象的想法、行为和生活方式。我总是告诉我的博士生一件事，一名田野调查者就好像学校里那个总是想和每个人一起玩的孩子。“嗨，最近怎么样？我能加入么？”这就是人类学家在田野点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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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参与式观察和“成为本地人”（going native）之间有一条细微的界限。人类学家不应“成为本地人”[1]，因为这会让你失去做出分析所需的批判的距离（critical distance），它同样也会导致伦理问题。在库欣的田野工作中，有几个时刻他进入得太深了（事实上，他越界了）：开枪打纳瓦霍人（Navajo）的马（他声称这些马被错误地带进了祖尼人的领地），带领了一场对盗马贼的突袭（造成两人死亡），甚至曾剥下过阿帕奇人（Apache）的头皮作为战利品。库欣被当地人任命为战争首领，而剥头皮是他这个地位的男人必须要做的事情。库欣曾让一位美国参议员暴怒，因为他揭露了这位参议员的女婿欺诈土地的行为。这导致库欣被民族志管理局召回。“如果一个文明的白人通过购买仅能获得160英亩的土地做家宅，而一个印第安人获得超过1000英亩的土地却一分钱也不用花，”这位愤怒的参议员写道，“那白人不是最好学库欣的样儿，去做一个祖尼印第安人么？”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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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欣也许成功地在大搞暗箱操作的政治精英面前捍卫了祖尼人的名誉，但我们不能忘记他受雇于美国政府，并且是在最残酷、血腥的美国西进运动后不久来到祖尼人的地界的。1994年，祖尼艺术家菲尔·豪特（Phil Hughte）出版了一系列关于库欣的漫画，这组漫画准确地捕捉了人类学家的矛盾之处。一些漫画赞美了库欣与祖尼人社群的深厚情谊；另一些漫画传达的感情则更加矛盾，甚至是愤怒，它们所描绘的是库欣被豪特和许多其他祖尼人视为背叛和欺凌的行为——包括回到华盛顿后为他的同事们重现祖尼人的秘密仪式。豪特书中的最后一篇漫画描绘了库欣之死，1900年的一次晚餐中，他被鱼骨卡住喉咙身亡。当时他正在佛罗里达主持一场考古挖掘。这幅漫画题为《最后的晚餐》。豪特告诉我们：“作这幅画让我感到愉快。”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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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特的幸灾乐祸并不难理解。人类学常被视为殖民主义的帮凶。在某些方面，它的确曾经服务于、并且现在依然可以服务于殖民主义——表现为新殖民主义或新帝国主义的形式。在美国，这已经从19世纪的“印第安人事务”，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在拉丁美洲和东南亚开展的一系列有争议的特别行动和镇压叛乱计划。2006年到2014年，美国又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进行了另一项有争议的镇压叛乱的行动。这项行动很大程度上由一位人类学家策划，并由许多人类学家参与执行。14在殖民帝国的全盛期，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荷兰和葡萄牙的人类学家要么为政府工作，要么也与殖民官员走得很近，大英帝国的许多殖民地军官本身就是接受人类学训练的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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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即使在早期，对人类学本身的承诺和人类学家与研究对象间的情感纽带，也曾压倒殖民议程的需求，甚至与其目标背道而驰。在许多意义上，库欣都展现了人类学家能做的最好的和最坏的事。而我们不该忘记最坏的那些。不过在今天，可以肯定的是，许多人类学家都积极捍卫他们研究的社群的利益（而且不是通过剥下敌对者的头皮）。他们宣扬群体权利，公开批评有害的或是适得其反的政府和非政府机构项目，抗议采矿公司和木材加工厂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和亚马孙热带雨林的攫取。保罗·法默（Paul Farmer）是一名医生兼医学人类学家，也是一家名为“健康伙伴”（Partners In Health）的医学非政府机构的创始人之一，同时还在海地参与建立了公理暨民主研究所（Institute for Justice and Democ-racy）。在英国，许多人类学家是庇护法庭的专家证人，提供他们关于案件相关国家如阿富汗、斯里兰卡、津巴布韦或是其他地区的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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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田野调查是人类学标志性的研究方法，那么文化相对主义（cultural relativism）就是其标志性的模式。在某种意义上，一切人类学都以此为基础。简单来说，文化相对主义就是一种重要的自我觉察：我们用以分析、理解和判断事物的方式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也并非理所当然。但这种简单解释并不是任何时候都能起效，文化相对主义是人类学中最容易被误读的理念之一，甚至可以说，许多人类学家自己也错误地理解了它。实际上，并非所有的人类学家都是文化相对论者，但他们都会借助文化相对主义来完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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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文化相对主义不是什么，常常有助于我们理解它的真正内涵。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的论文《反—反相对主义》（Anti Anti-relativism），是关于这一主题最重要的文献之一。他是一位天才的写作者，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如此直接地正面讨论这样一个微妙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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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相对主义并不是让你全盘接受其他人所做的、你可能觉得不正义或是错误的事情。文化相对主义并不意味着你不能有坚定的价值观，它甚至也不意味着作为一名学者（或是诗人、教士、法官），你不能就整个人类的境况，或是在跨文化的框架内，做出真确的，或仅仅是总括性的论断。文化相对主义并不要求你谴责统计数据，嘲弄《世界人权宣言》，接受切除女性阴蒂习俗的存在，或是声称自己为无神论者。这些都是常见的对“相对主义者”的指控——他们否认存在确凿的数据，没有道德底线甚至道德标准。这些都与人类学家利用相对主义开展研究并理解人类境况的实际方式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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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一种说法就是，文化相对主义是一种影响着整个人类学研究方法的敏感性（sensibility）。它是一条路径，一种风格。它帮助人类学家避免陷入这样一种陷阱，即假定他们自己的某些常识，甚或是建立在广博知识之上的理解，是不证自明且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比如关于正义、丰裕、父权或是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的观念。对一个人类学家来说，能够去理解在地居民关于正义、丰裕、父权和宗教的地方性看法是至关重要的。实际上，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时常对这些术语感到迷惑。艺术？那是什么？宗教？啊？俄狄浦斯？谁在乎？自由？在我们看来，这可算不上自由。我们已经从萨林斯对原初丰裕社会的讨论中获得了一些线索。从根本上讲，文化相对主义应该提供一种途径，以帮助我们理解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所谓的“土著（na-tive）的观点，他与生活的联系”；其目标是“理解他眼中的他的世界”。15下面我们就将谈到马林诺夫斯基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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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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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从最初的业余爱好，或曰“绅士”的知识追求发展为一个专业化的学科花了几代人的时间。库欣做祖尼人研究的时候，美国的大学里还没有人类学系；社会科学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现代大学体系，当时还未完全成型。库欣进入了康奈尔大学，但并未获得学位。在英国，爱德华·伯内特·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最终得以在牛津大学获得一个教授讲席，但他却从未上大学。他能够成为一名人类学家，部分是因为他的父母是中产阶级贵格会教徒，有财力将自幼多病的他送去加勒比地区，期待那边的气候对他的身体有益。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位真正的绅士探险家亨利·克里斯蒂（Henry Christy），他们一起前往墨西哥，其间泰勒尝试动笔创作维多利亚时期的流行文学体裁：异域冒险故事。他以拉丁美洲旅行经历为题材的作品获得了成功，并促使他进行更系统、更大胆的研究，也就是1871年发表的《原始文化》（Primitive Culture）。第一次大型的“人类学”远行探险则是1898年由剑桥大学组织的，参与者是一些受过精神病学、生物学和医学训练的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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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学科代表人物为使人类学进入现代大学体系做出了诸多努力。马林诺夫斯基常被视为英国社会人类学的奠基人（尽管他和他的许多学生都不是英国人）。他曾言辞激烈地批评过业余主义（amateurism），也曾就“方法论的法则和秩序”写过一篇宣言。马林诺夫斯基对维多利亚时期那类英国“绅士探险家”不屑一顾，对善心的殖民地长官和传教士们也毫无兴趣，因为这些人的观察，“令一个追求客观、科学视野的头脑感到极度厌恶”。16他定下了一个规矩，要像三十年前库欣做过的那样，进行参与观察式的田野调查。他的经典著作《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1922）就是基于他在特罗布里恩德群岛两年的田野调查工作写成的。马林诺夫斯基大部分时候把他的帐篷扎在努阿加斯海滩上，住在当地居民中间，因为他可不想跟殖民地官邸那些气派的檐廊产生什么关系。20世纪20至30年代，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培养，或是影响了几乎所有人类学界的后起之秀，比如E.E.埃文思—普里查德（E.E.Evans-Pritchard）和埃德蒙·利奇（Edmund Leach，他们都是地道的英国人），雷蒙德·弗斯（Raymond Firth，一个新西兰人），艾萨克·沙佩拉（Isaac Schapera）和迈耶·福蒂斯（Meyer Fortes，这两位是南非人）。弗斯和沙佩拉后来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继续做研究，埃文思—普里查德去了牛津，利奇和福蒂斯去了剑桥。在所有这些大学里，人类学都开始作为重要学科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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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德国流亡学者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建树，与马林诺夫斯基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成就不相上下，而他做出这些工作用了更久的时间，从1896年到1942年。他的学生包括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Melville Herskovits），佐拉·尼尔·赫斯顿（Zora Neale Hurston），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罗伯特·路威（Robert Lowie）和阿尔弗雷德·克鲁伯（Alfred Kroeber）。这些人中的几位，特别是米德，后来变得家喻户晓，作品广为流传。其他人接着又建立了新的人类学研究中心，比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人类学系。克鲁伯在伯克利教学超过四十年，路威也超过了三十年，赫斯科维茨在西北大学也有着类似的长期职业生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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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期的这几代学者中，特别是在美国，“抢救民族志”（salvage ethnography）的任务常常是他们最大的驱动力：记录那些将被现代性的扩张逻辑摧毁或同化的、正在消失的族群的生活方式。克鲁伯的一项重要研究很好地完成了这一任务。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他与一个叫伊希（Ishi）的人密切合作。伊希是生活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亚希人（Yahi）族群唯一的幸存者。克鲁伯和他在伯克利的同事们竭尽全力记录下这最后一位“野人”当时可以记起的全部信息。博厄斯本人也因他所记录的浩如烟海的卷宗而闻名。人类学学科发展史的爱好者可能会津津乐道于博厄斯的“五尺架”，指的是他一生中写下的、足足可以摆满一个五英尺高书架的珍贵著作和论文。其中有些是关于西北海岸美洲原住民交换系统的经典研究，还有一些是他们制作蓝莓松饼的食谱。虽然博厄斯在类似的论题上缺乏库欣的耀眼天赋，但他却进入了人类学的正典。这不仅是因为许多学科初期的人类学家都是在他手下接受训练的，还因为他塑造了我们至今仍在遵循，或者说试图克服的人类学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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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售出，概不退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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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人类学撰写导论并不容易——你无法面面俱到。所以，读者需要意识到，你面前的这本书并未涵盖关于人类学的一切。我已经强调过，我将在本书中重点关注社会和文化人类学，而非人类学的其他分支。另外如上文所述，我将重点探讨从英国和美国发展出来的人类学传统。不过，在此之前有几点内容需要事先提醒读者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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