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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列维—斯特劳斯来说，恰当的分析对象并不是某个土著人的观点，而应该是土著人的思想状态。在一个核心层面，这种思想状态是不变而且普世的。文化理论的这一传统并不会将识别差异本身作为终极目标，不会一识别出差异就认定任务完成，而是致力于揭示将所有民族联系在一起的思维结构。“野蛮人的思维和我们的思维是在同样的意义和方式上合乎逻辑的。”他这样写道。16在另一个文本里，他利用物质文化的意象表达了相同的观点，这彻底颠覆了19世纪进化论者评判高下的标准。想象一把石斧和一把铁斧，我们可以说两者中铁斧要更坚固一些，因此铁斧在这个意义上“更优”。但人类学的任务并不是关注其材质是什么，而更关注它们是如何被造出来的。而且他认为，如果你观察得足够仔细，你会发现它们实质上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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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十年来，文化理论中一部分更倾向自然主义的研究者，开始对人类的大脑而非身体感兴趣。这些研究中有很多被归为认知人类学。它从很多学科那里汲取营养，或与这些学科产生了交互：结构主义、心理学的多个分支、语言学，甚至哲学。但总的来说，认知和文化这两条路径的主要分歧在于，它们争论人类心智的运作究竟能在何等程度上塑造文化表达、价值观和文化概念。我们天生是二元论者吗？换言之，所有人都必然是用对立、二元或成对的形式来思考吗？除此之外，在人类的感知和概念化过程中，还存在其他的普世元素吗，比如对颜色的指称，或对亲属关系的理解？文化技术又是如何被传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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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耶·吕尔曼（Tanya Luhrmann）的研究就属于这一理论脉络，也就是人类学和心理学的交叉领域。在其研究生涯中，她研究了从英格兰的女巫，到心理学家自身的一系列人群，以探讨他们所受的训练如何反映和强化了对心灵的某种特定理解。她的最新著作着眼于美国的新五旬节派（Neo-Pentecostal），在书中她运用一系列类似于在实验室中进行的实验方法，去研究祈祷实践如何影响这些基督徒对上帝的经验，将对人类心智的关注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超过120个人参与了她的研究。吕尔曼给他们每人一个iPod音乐播放器，里面装有圣依纳爵式（Ignatian-style）灵修的祷告，并配上悦耳的背景音乐。她发现高度集中的注意力，增强了参与者们对上帝在场（presence）的描述的生动性，这个过程她称之为“专注”（absorption）（这个说法借用自一位心理学家的著名论述）。“认为大脑中的想象比自己所熟知的那个世界更为真实，这一能力正是上帝经验的核心。”17实际上，这其中最让吕尔曼感兴趣的，是这些基督徒在多大程度上接受科学的权威，以及有关事实与虚构、真实与虚假的世俗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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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人类学对我这类学者提出了重大挑战。我们是在本尼迪克特的思想脉络中，在强调文化的力量和首要地位的观点中受训并成长起来的。很长时间以来，人类学家的发现和研究路径在认知科学界至多不过是被忽视，最糟糕的情况下还会被否定。这种情况在一些领域已经开始发生转变。许多认知人类学家希望我们能将文化史与自然史联系得更紧密一些，但更重要的是认识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摆脱文化。最好的认知人类学家仍然是人类学家；他们始终认可长期研究所获得的质性数据的价值，并坚定地相信在某个具体的地方与特定人群长期交流的价值（即使他们并不亲自去做田野调查）。他们并不满足于待在实验室里或者进行孤立的实验研究。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依旧和他们的前辈一样，站在文化这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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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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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不是一个有魔力的词语。它不是一个可以用来解答一切社会或历史问题的概念。它模糊和混淆事物的能力，和它揭示事物真相的能力几乎旗鼓相当。那些频繁使用这一概念并积极推广它的人类学家对这一点始终了然于胸。也有很多人强烈抵制文化概念，但更多人的态度则是漠不关心。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后殖民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批判盛行的背景下，人们一度致力于彻底清除这一概念。在这一风潮开始十年之后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位教授总结了整整十四种认为文化这一概念存在缺陷的理由。18我在这里无意将这些理由一一列出，但这个清单上的项目可以被归纳为三类主要的关切，每一类都存在了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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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不能将文化和地点之间的联系看得太过死板和绝对，这一点十分重要。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文化”这个词的词源，根据《牛津英语词典》，“文化”最初指的是耕种土地；它的“（词）根”（roots，一个双关）的含义从耕作、农业、园艺（cultivation, agriculture, horticulture）这类词汇中便可窥见一二。对19世纪的德意志文化理论家来说，这构成了“文化”概念的一个迷人之处：一种在地点和时间上的根植（grounding），无疑挑战了启蒙思想中的许多普遍化和抽象化逻辑。而这种与地点的关联也是人类学理念的核心。持有某种特定的视角需要你置身某处，介入某地。马林诺夫斯基和博厄斯都坚持认为，要想了解某种文化，你必须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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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想要知道“那里”的边界在何处结束，“另一个地方”又从何处开始，并不总是那么容易。在《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整本书中，马林诺夫斯基谈到许多族群时，都把它们称为一个个不同的“文化”（cultures），就好像它们之间完全是相互独立的，没有什么关系。然而与此同时，这本书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其中对库拉圈（Kula Ring）的研究，这是一种跨越数个岛屿、辐射方圆数百英里的交换系统。这也就是说，不同“文化”之间，至少是存在一定接触的，它们相互借用、相互渗透。有时这些借用和渗透不禁让我们思考，我们是否应该使用复数的“文化”一词来指代它们？想象一下，20世纪初，特罗布里恩德群岛居民的生活部分地被库拉圈所塑造，族群之间存在一些“跨文化”的传递，有一些流动性和模糊性，但这种文化间的传递和我们现在所经历的已经截然不同了——不论是互联网时代、无线电时代，还是通过飞机、火车或是汽车进行沟通交流的时代。21世纪初的新加坡是一个“文化”吗？伦敦呢？如果我们要进行更具体的讨论呢？存在“伦敦文化”这种东西么？还是说我们需要使用一些更精确的分类，例如说“居住在伦敦陶尔哈姆莱茨区（Tower Hamlets）的第三代孟加拉裔英国人”，或是“2005年移居伦敦伊灵区（Ealing）的波兰人”？抑或是“始终”住在伦敦卡特福德区（Catford）的史密斯一家？更进一步，我们真的需要因为某人的祖父母于20世纪70年代从孟加拉的锡莱特（Sylhet）来到了东伦敦，就称其为“第三代孟加拉裔英国人”么？如果他们一点都不在乎自己的祖籍和血统呢？如果他们自认为是伦敦“土著”呢？这些都是针对“文化”概念的使用提出的，合理的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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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文化并不是与某一地域绑定的，这是它所面临的第一类批评。由此就自然地衍生出了第二类批评：文化并非固定不变。文化是随时间推移而变化的，但确实许多人类学家，特别是浪漫主义的一派（和他们许多才识卓越的前辈一样），往往无法正确认识这一点。一位当代文化理论家评论说，人类学家仍然不断在这一点上犯错。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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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浪漫主义在殖民时期产生了尤为恶劣的影响。以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的经典研究为例。他是历代人类学家中我很喜爱的一位（因为他博览群书，拥有出色的写作技巧和层出不穷的新鲜观点）。20世纪50年代初，特纳和他的妻子伊迪斯一起，对那时北罗得西亚（Northern Rhodesia）[5]的恩登布人（Ndembu）进行研究，并发表了许多人类学历史上最有价值的仪式研究成果。恩登布人被描述成一副原始质朴的模样，似乎巨大的政治经济变革和挑战从未在此发生。从特纳夫妇的研究里，我们读到的是脱离了时代背景的原住民。实际上，特纳夫妇在众多经典研究中几乎没有提到殖民的背景。这一点令人印象深刻，考虑到北罗得西亚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几乎成了人类学家的实验室，众多的人类学家在此地研究新兴城市中心的文化变迁和社会变化——尤其是在铜带省（Copperbelt），矿藏的发现吸引了整个北罗得西亚区域的大量劳工。另外，以曼彻斯特大学具有非凡人格魅力的马克斯·格拉克曼（Max Gluckman）教授为核心，许多人类学家形成了一个紧密的组织。格拉克曼教授甚至促成了曼彻斯特学派的兴起。该学派沿袭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比当时其他的英国学派都更关注社会变迁和冲突。确实有许多曼彻斯特学派关于殖民主义和现代化的研究被认为是十分重要的优秀作品，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这些研究中，特纳夫妇的作品才是被最多人类学学生所阅读、具有最广泛影响力的。而在特纳夫妇所呈现的图景中，他们并未真实地描绘恩登布人所经历的宏观层面的政治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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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类主要的批评，针对的是文化的整全性。所有这些殖民主义和全球化的流动、变迁和分裂，指向的是一个更基础的问题，即文化被假设为一个有秩序的整体，特别是当它被表述为某种“观念”或“看待世界的视角”的时候。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人类学家在谈及某个具体文化中人们的信仰、感觉或思想时，使用的都是非常笼统的概括性语言。如今这些推论和声言变得越来越难以自圆其说，并不仅仅是出于殖民主义和全球化的影响，而更多的是因为，它假设“文化”是整全的、无所不包的。即使是在一个从未受到过外界影响的、遥远的岛屿社群里，我们也不应该假设，并且未必会找到这种一致性和相似性。有时候，人类学家写出来的某种文化的官方版本与当地实际发生的事情截然不同。询问别人的“文化”是什么，或是问他的“信仰”是什么，或者问他如何“思考”，或是某样事物（如某个仪式、作为父亲的身份，或是奥姆卡拉[Omkara][6]）的意义是什么，都不是什么好主意。然而问题在于，他们很可能真的会给你一个答案。但这很可能是他们编造的，或是随口一说的想法。在某些案例中，有些土著人甚至会通过引用某位四十年前在当地村庄做研究的人类学家的著作来回答另一个人类学家的问题。这就会产生一个过于简洁和有条理的回答——简而言之，一个糟糕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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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以上的三点批评和担忧归纳一下——不将文化与具体地域绑定，不将文化视为稳定不变的，不应对任何文化做出太过简洁有条理的概括。将这三点整合到一起就是本质主义：“一种认为事物具备某种真正、纯粹的本质的信念，认为对于任何既定实体，都存在一种确定的‘它所是的东西’（whatness），并且它可以通过一些不变的、稳定的特性加以定义。”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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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主义可以变得非常危险，而文化本质主义经常是危险的。在后面的几章中，我们将会有机会考量在讨论中使用“文化”概念的危险之处。它会诱导，甚至是要求我们用固定化的眼光看待事物，倡导刻板印象，甚至是不加掩饰的偏见。至少当“文化”话语超越了象牙塔的界限，进入更广阔的公众领域中时，这种情况就会经常发生。至少有一种被强烈谴责的政治意识形态就是一则典型的案例：种族隔离。在施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文化”成为民族主义者用以倡导种族隔绝的重要口号：保持非洲各文化的纯粹完整！他们需要自己的家园，我们白人也同样需要自己的活动空间。这是一个极大的，令人感到痛苦的反讽。博厄斯过世后尚且不到十年（这位人类学家殚精竭虑，致力于阐明一种明确反对种族主义的文化概念），南非国民党派的建立者们就谋求用“文化”，把非洲人限制在“他们自己的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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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文中我曾提到，这些批评和担忧在20世纪80年代格外引人注目。正是那个时候，许多著名人类学家从女性主义、后殖民研究、后现代主义和某些社会学传统中汲取灵感，开始脱离甚至否定文化的概念。这通常与该概念的某种本质主义风险有关。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和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观点成了富有影响力的替代品。福柯对权力和主体性的关注，以及他将“话语”（discourse）作为一种启发性的框架装置来使用的做法，与这些新出现的方法论路径十分契合。同样，布尔迪厄的实践理论（theory of practice）体现在他对术语“惯习”（habitus）的使用之中，这个概念在许多方面和“文化”很像，但是被认为更灵活和流动。在布尔迪厄的描述中，惯习是一种倾向（disposition）：人类在这个结构的语境中思考、行动、计划、感觉、言说和感知，但又不完全被这个结构所决定。在一段如今已广为人知的表述中，他把惯习定义为“被结构的结构，已被预定作为具有结构化功能的结构来发挥作用”（structured structures predisposed to function as structuring structures）。换句话说，我们被我们生活于其间的世界所形塑，但并不总被习俗和习惯所束缚。如布尔迪厄所说，我们的行为，既不是一种“机械反应”，也不是“创造性自由意志”的产物。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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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所有开始在研究中纳入更多对权力的明显关注的，或是开始讨论“惯习”的人类学家都停止了使用文化这个概念。实际上，即使是一些最受尊敬的“文化”概念的批评者，仍然会在一个较弱的意义上使用“文化”一词，也就是说，不将其作为一个主要的分析性术语，而是在描述性文字或有语境的行文中使用它。比如人类学家阿尔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就是这一领域的资深学者。他主要研究印度，提出要警惕“文化”概念的僵化性和客体性。而这些内容都被写在一本关于“全球化的文化维度”的书中（这也是该书的副标题）22。里拉·阿布——卢赫德（Lila Abu-Lughod）是另一位重要学者。她是研究埃及、性别与媒介的专家，主要的学术兴趣是“文化形式与权力的关系”。23但她于1991年发表了一篇极具影响的论文，论文标题非常直接：《反对文化的写作》（“Writing against Culture”）。它凝聚了福柯、布尔迪厄和其他许多我这一代的学者的思想结晶。24阿帕杜莱和阿布——卢赫德真正所做的，是让我们更多地将文化用作形容词而非名词。这种对类事物的（thing-like）、客观的概念的背离，使得上述这些理论路径充满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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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文化概念的争论，许多都发生在北美学界。在英国，至少作为一个清晰的、分析性的工具的“文化”，已经很久没有人使用过了。如我上文所强调的，马林诺夫斯基为文化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但自从他20世纪30年代末期离开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前往耶鲁大学执教，并不久于纽黑文去世之后，至少在人类学领域，英国学界对文化理论的兴趣也差不多随他而去了。然而，它却在别的领域兴起了，特别是在一些文学和社会批评家的工作中，比如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和之后的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这项工作被称为“文化研究”，但它的践行者们并不会去拜访特罗布里恩德群岛。他们探讨种族、阶级、性别、性向和青年是如何塑造当代西方社会的，并反抗当权者和议程设置者的要求和期待。他们的研究大多援引马克思和意大利社会批评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以及后来福柯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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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林诺夫斯基前往美国后，拉德克利夫—布朗开始在英国声名鹊起。他在一系列为他奠定名望的文章中，用“社会”代替“文化”作为分析的核心术语和研究对象。他十分讨厌文化概念，称其为模糊的抽象概念（vague abstraction）。25事实上，从这时起，英国人类学——还记得吗，它经常被称作社会人类学——从来没有操心过该如何构建关于“文化”的理论的问题，即使它的使用者们从未彻底抛弃这一概念；简单翻阅一下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经典英国社会人类学研究就会发现，其中频繁地出现“文化”和“文化的”字眼。同时，战后一些英国人类学家觉得他们的美国同行似乎有些过度地纠缠这一模糊的抽象概念，以及在格尔茨的研究之后，他们又开始痴迷于它所要求关注的比喻式语言、象征和符号学。英国人类学更多地关心拉德克利夫—布朗所谓的社会结构或社会组织，也就是亲属关系（如何对待某人的岳母；父亲与孩子之间纽带的独特性质），政治结构和角色（无国家社会中平民和领袖之间关系的动力学），宗教实践（禁忌的维护、献祭的功能）和其他扎根（grounded）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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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大部分在英国接受训练的人类学家不会费心去批评文化，他们只是延续他们的使命，将从19世纪开始到20世纪初期欧洲大陆的社会思想家们（埃米尔·涂尔干、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和卡尔·马克思）的著作作为其理论上的渊源。早在1951年，马林诺夫斯基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继任者，雷蒙德·弗思（Raymond Firth）就委婉地责备过他“毫无必要地吹毛求疵”的同行，即“一群用文化概念来定义他们的材料和主要理论框架的人类学家”。26对弗思来说，“社会”和“文化”明显是一组关键要素相互融合的概念。这种想法非常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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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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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思想史家詹姆斯·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做出了一段对于人类学思想最精当的评论：“文化是个有着很大缺陷的概念，但我还没法抛弃它”。27而在我看来，鉴于许多当代作品和研究所显示的状况，这个学科也还没法抛弃，而且也不应该抛弃这个概念。这是一个“只要不全盘接受，就得完全舍弃”的概念吗？当然不是。我所有的同行都接受它吗？也并非如此。也有些人至今仍基于它进行研究工作。进入21世纪之后，大部分曾经致力于推翻这一概念的人都开始转向了其他议程，还有些人觉得它已经死透了，所以他们停止了攻击。但依然有人不声不响地继续研究文化，或某种类似文化的东西，就好像它在他们的脑海中始终未曾远离，即使他们并不会把它挂在嘴边，或让这个词高频出现在文章里。（无论何时，一旦哪个人类学家不小心用了“意大利文化”或是“伊斯兰文化”这样的说法，他们脸上都会微微现出羞赧的表情。这种说法让人感觉过于简单，甚至是幼稚的。当记者问我们关于这些的问题，我们会在心里嘲笑他们，但当我们的同僚们这样做时，我们则会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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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余下的部分，旨在向读者展示文化是什么，它的全部意涵，包括它的所有瑕疵。我同意阿帕杜莱和阿布——卢赫德的观点，他们提醒我们注意文化的客体化倾向。但我也同意马林诺夫斯基，他在1926年谈到：“人类文化的现实不是一个连贯的逻辑体系，而是一个沸腾涌动的、各种冲突原则的混合体”。28罗伯特·路威（Robert Lowie），博厄斯最早的学生之一，在1935年直言不讳地表示：“就像没有绝对纯种的种族一样，也没有绝对纯粹的文化……数千年来，土著人从各种地方借用文化。试图孤立某种文化，认为它是纯粹本土的，无疑是一种愚蠢的想法。”29我清楚地记得，根据当时两位美国著名的人类学系主任的观点，在1952年，学界的主流风潮是去发现（1）各种文化形式的相互关系；（2）多变性与个体。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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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说，除了“文化”，没有其他任何一个概念能够涵括人类学历史中所有的成果和教训，以及在其中展示出来的、多种多样的方法和观点。我接下来将要讨论的人类学家中，并非所有人都会赞成我的观点，远非如此。而且，并非所有的争论、分析和兴趣点都起源于，或是围绕着“文化理论”。但所有的人类学家都分享同一个使命：他们关注，而且是密切地关注人类的社会历史；并警惕那些诉诸常识、人类本性和理性的观点和呼吁。这几个概念，甚至比文化概念本身还要令人恼火。这并不总是因为它们不合时宜，或因为它们是些西方人有口无心的陈词滥调，或它们因为愚蠢而危险，而是因为我们知道，民族志证据表明，这些概念的每一个都有着自己的社会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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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再三强调和解释文化概念的一个原因是，其他学科把它对于人类生活的中心地位看得要么太重，要么太轻了。在一个极端上，政治科学学者将文化当作是原初的、不变的。阅读某些国际关系理论可能会把人类学家气疯。他们认为一个民族，或一个民族的文化可以被完全地定义，并且坚如磐石。而在另一个极端上，心理学家们只在一小群人里做实验，然后便宣称自己由此推论出了全人类的认知方式，或人类的本性。但当你再仔细审视他们的工作，你会发现他们研究的那一小群人也许恰好就是他们所执教的学校里的大学生。对于任何有自尊心的人类学家来说，一个问题都会立刻浮现出来：我们真的能从一群哈佛大学的本科生身上推论出整个人类么？为了提出这个质疑，人类学家们诉诸文化概念。而这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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