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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艾斯艾赫人的研究向我们展示了野蛮和文明这套话语是如何流传至今的。然而，它的一个核心方面不仅体现为对这些术语本身的使用，而且还体现为我前面提到的，进化论思维方式所系于其上的时间链条。这根链条通常可以被隐藏和润滑得很好，但知道它的存在对理解这一逻辑的运作至关重要。我们发现，相比人们对别人（有时是自己）做出令人尴尬的和不舒服的评价，称他们为“不得体的人”，更常见的说法是他们是落后的，落后于时代，停留在过去，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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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说话方式不仅在殖民或后殖民社会很普遍，在任何地方都是如此。如果你住在威尔士乡下或爱达荷州乡下，来自卡迪夫或西雅图的人可能会说你“落后于时代”。你也可能会这样说自己，以表达一种自豪感。我认为这些短语虽然经常出现在无伤大雅和轻松逗趣的笑话中，但其中所表达的社会进化论逻辑就和艾斯艾赫人的妄自菲薄一样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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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逻辑不仅可以用于嘲笑威尔士农村人，或用于对亚马孙原住民的人类学分析，它在很多其他场合也发挥着作用。以“全球反恐战争”为例，我们从这章开头处所提到的特朗普的推文里就可以发现这个观点。在“9·11”袭击事件发生之后，“文明”话语开始全面高频出现在公众讨论里。西方世界的政治人物和时事评论员纷纷呼吁文明世界坚定地反对恐怖主义分子的野蛮行径，有些西方世界之外的评论者也会公开支持这一立场。这没有什么独特之处。与自己敌对的他者总会在某个方面是未开化的或野蛮的。看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宣传海报；德国人——“匈人”（Huns）——看起来就不太文明。在某些图片里，他们甚至不是人类，而是可怕的猿猴。然而，与反恐战争尤为相关的，是文明这个概念本身，尤其是被哈佛大学政治科学系教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所阐释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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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亨廷顿发表了一篇影响巨大的论文《文明的冲突》，文中他表述了他对世界政治的未来的看法。16他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地缘政治将不再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所定义；事实上，区分第一、第二和第三世界这套话语将渐渐变得无关紧要。冷战秩序将被文明的冲突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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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将文明定义为“文明是对人最高的文化归类，是除开那将人类与其他物种区分开的范畴之外，人们文化认同的最广范围”。17亨廷顿对“文化”和“文明”这两个术语的使用做出了很明确的区分。前者被包含在后者中，具有更多中层和微观层面的具体特性。但他在许多地方又交替使用这两个词。在这方面，以及在他给出的定义多少依赖于心灵统一性原则这个方面，亨廷顿的理解与泰勒的理解非常相似。对他们两个人来说，最重要的是文明和文明背后的道德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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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亨廷顿没有提到什么“粗鲁的种族”，也没有提到野蛮人或未开化的人。文明是人类最低的共同标准，他认为非洲甚至可能存在一个“主要文明”（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绝不会这么说）。不同文明之间因为“历史、语言、文化、传统，以及最重要的，宗教”而不同。18这些差异是真实和基本的，虽然它们并非注定会相互冲突，或完全免于改变和互相渗透，但它们是重大危险的根源。亨廷顿认为，最大的危险是西方和伊斯兰教之间的冲突。这是在1993年。到了1998年，在东非，两场对美国大使馆的袭击被确定与本·拉登有联系，亨廷顿开始被人们认为是有远见的；“9·11”事件后，他看起来完全就是个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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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战争多国部队”并非全盘赞同亨廷顿的观点。在官方的叙事里，全球反恐战争从来都不是“文明的冲突”。乔治·布什直截了当地说出这样的话肯定是不合适的。他对外传达的信息始终是，恐怖分子的行为是对伊斯兰教的歪曲。布什曾经援引过一个中世纪的意象，称他们的反恐行动为一场“十字军东征”，但他的高级幕僚后来收回了这句话。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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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亨廷顿本人其实无意理会那些策划了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新保守主义者。然而，就像许多流行语一样，亨廷顿理论的流行也代表了一种更广泛的心态和情绪。全球反恐战争，就是社会进化论具有恒久吸引力的一个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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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部分地表现为，这系列反恐战争，特别是在阿富汗的战争被很大程度上与“文明教化的使命”关联了起来。由于塔利班的存在，阿富汗境内的军事行动始终具有特别强大的道德力量；阿富汗人被认为是未开化的，显而易见，特别是在对待女孩和妇女方面。阿富汗人必须被拯救。然而，在伊拉克，它主要是为了实现民主，民主的倡导者都认为这是最文明、最先进的政治制度（民主政治毕竟是属于文明社会的政治制度，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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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一次，在冲突中主张自己一方具有道德优越性绝不是什么新鲜事。然而，文明的现代框架也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关于时间的比喻。就像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类学家一样，反恐战争中的关键人物也将他者（the Other）视为停留在过去的活化石。对我来说，证实这种心态的最意味深长的言论之一来自一位美国陆军上校：“伊拉克西部，就像是六个世纪前和贝都因人（Bedouins）在他们的山羊毛帐篷里一样。”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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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军事战略家，但如果我是，我肯定要指出，这是一个非常糟糕，也非常危险的看待贝都因人的方式。回想一下近年来美国发起的一些不太成功的战争，比如在越南、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那些，不难看出，人们有多少次错误地信任了美国技术优势的效力。这背后隐含着一个深受文化影响的理解：强大文明的力量将永远能胜过一个不如自己发达的社会或是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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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类学家约翰内斯·费边（Johannes Fabian）创造了一个术语，“否定同在性”（the denial of coevalness），意思是否认你和别人处在相同的时代。费边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这个术语是为了批判人类学家经常用来对待他们研究对象的方式。当然在那个时候，对社会进化论的明确信奉几乎已经被普遍抛弃了。费边的观点是，在其他理论范式中，仍存在把他者当作化石或古董标本对待的情况。他写道，人类学被当成了一台“时间机器”。21当你离开大学时，你处在“当下”这个时代里。当你到达田野点的时候，你就进入了一个“已经过去”的时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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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边绝对是正确的。而尽管他的著作有助于破除这种否认，但否认同在性仍然是一种人类学的偏见。它主要呈现为一种浪漫主义情感——也许是无伤大雅的。但在非洲、南美洲低地或蒙古草原工作往往比在美国或德国工作显得更有魅力，更令人感到钦佩。[10]这是因为人类学仍然部分地受到这样一种观念的支配，即要想真正了解人类的状况，我们就需要剥去“文明”和“现代性”的伪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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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进化论的遗产有其较为温和的一面。提到“现代性”（modernity），使人想起的可能不是战争，而是发展与和平项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人类学家参与了“现代化理论”的建构和实施。例如，克利福德·格尔茨在他职业生涯的早期，领导了芝加哥大学新兴国家比较研究委员会（Committee for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New Nations）。基本上，这是一项社会科学工作，旨在帮助了解前殖民地（比如加纳、印度尼西亚和摩洛哥等新近独立的国家）如何能被现代化，以及为何一定需要现代化。什么能让这些国家进入现代国家的行列？他们需要多少公路、医院和训练有素的建筑师？许多现代化理论家深信理解文化是至关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人类学家的参与是有价值的。这并不是说他们想保存其他文化——尽管增加些地方性的色彩和趣味也很不错。但是，他们实际上关注的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增加这些文化发展自身和融入世界（即西方）体系的潜力。这些理论家包括华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这样的经济学家，还有如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和什穆埃尔·艾森施塔特（Shmuel Eisenstadt）这样的社会学家，他们在发展、成就和国内生产总值的话语下提出了新进化论式的（neo-evolutionary）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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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发展，这一现代化的当代产物，目前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不同的方法路径越来越多，其道德影响也日渐扩大。如今，没有一家大型跨国公司不设立“企业社会责任”部门或团队；在南非和巴布亚新几内亚活动的采矿公司会建立学校，支持妇女编织合作社等，以表明他们是负责任的公民。这些举措往往被宣传为某种形式的“地方赋权”行为。正如发展人类学的两位领军人物所表明的那样，旧式现代化假设了一种从上而下的渗透效应：它与当地的后殖民精英和新的国家机构合作，而其带来的益处将惠及下层农民。22事实上，正如发展人类学家所论证的那样，许多这类计划要么失败，要么使当地局势恶化，与现代化者们的最初承诺背道而驰，而这往往是因为它们完全无视了文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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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一些发展举措已经有所改进，并能够对赋权和地方价值观的问题更加敏感，但我们还是可以注意到，文明和社会进化论的语法仍然根深蒂固。好吧，但这主要体现在那些鹰派政治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和战争剧场之中——完全不出我们意料嘛，你们中间倾向左翼的进步主义读者或许会这样说。但即使是在《卫报》这样一个值得尊敬的进步主义新闻媒体中，我们同样也能发现社会进化论的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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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卫报》与巴克莱银行（Barclays Bank）和非洲医疗和研究基金会（AMREF），一个在非洲提供医疗服务的非政府组织，三者合作发起了一项为期三年的援助实验。该项目点设在乌干达北部的一个名为卡廷（Katine）的村子里。该项目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向公众开放。随着项目的展开，《卫报》在网上发布了大量关于该项目的文章、视频、报告、研讨会录音和读者评论。23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档案，揭示了发展工作的复杂性，特别是在建设可持续发展的项目方面。档案既向我们展示了这项工作中的成功，也展示了大大小小的麻烦和困难。项目在获得清洁饮用水、引进新作物、提升儿童疫苗接种率以及建立储蓄和贷款机制等方面都取得了成功。正如参与评估的人类学家本·琼斯（Ben Jones）在项目评价里所说的，这个项目可以帮助你理解“为什么发展既是困难的，也是必要的”。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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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廷项目是一次经过充分考量的创新实践。然而，我自己对这个项目的第一印象并不好。2007年10月20日，星期六，在项目宣布开始的那天，我像往常一样买下一份《卫报》，看到头条新闻：“我们能共同努力，把一个村庄从中世纪拯救出来吗？”接下来的新闻导语是：“《卫报》发动了一场野心勃勃的援助实验，艾伦·拉斯布里杰（Alan Rusbridger）从伦敦出发几个小时后，就回到了700年前。”25《卫报》这位前编辑拉斯布里杰的这个中世纪比喻，是从牛津大学经济学家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那里引用来的。在文章中，他进一步展开了这个意象，说这个项目想“帮助改变那些仍被困在14世纪的人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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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甚至比那位美国陆军上校在伊拉克的言论更糟糕，也更危险。拉斯布里杰，或者再加上科利尔，仅仅是爱德华·伯内特·泰勒的新化身，或者是大卫·利文斯通的世俗化版本吗？不。总体而言，这个项目显示出了细致周到的思考和自我反思意识，其负责人显然比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和现代化者都更深刻地意识到家长制的危险。但正是由于这一点，我们才应该因为拉斯布里杰使用的修辞受到认可而格外感到沮丧。很多人并不把这些修辞的夸饰理解为隐喻；他们就是按字面意思来理解的。他们的确认为乌干达农村的非洲人被困在了14世纪。对同在性的否认仍然存在，而且被广泛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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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是危险的？因为它使我们无法意识到卡廷农民的生活并不是被困在14世纪，而是在一个由许多殖民主义和后殖民经济和政治动态塑造的21世纪展开的。卡廷属于这个时代，因为它是由英国殖民政策的遗产、伊迪·阿明（Idi Amin）的统治、持续的区域叛乱、欧盟对农民的农业补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战略计划等等共同塑造的。如果我们将这些非洲的“他者”视为生活在更早的时代，我们就不必彻底正视他们的生活与我们不同的原因。生活在21世纪，并不等同于享有正常运转的医院、互联网和不会被动手脚的投票箱。这些与“现在”（now）相关联的意象，也就是所谓文明的成就，是将部分误认成整体；是拒绝承认“现在”不仅仅等于欧洲人和美国人对现代性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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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章中，我为文化概念辩护，反对一些想彻底抛弃它、拒绝承认这个术语构成了人类学分析的框架的人。做过这样的辩护之后，如果我转而完全摒弃另一个词，特别是一个也许与文化有着最密切联系的词，那将是不公平的。“文明”一词已经失控了。如今，人们使用这个词的时候，他们经常用它暗示所有方面上的优越性，如技术、道德和伦理，而且总是或明显或隐晦地流露出社会进化论筹划的影响。这种社会进化论的筹划在早期曾为人类学学科的发展注入过活力，并为欧洲殖民主义提供了支持。但在这一章的结尾处，我们需要考虑：如果我们完全摆脱掉这个词，哪些东西会消失或被遮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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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的美国陆军上校偏偏是在伊拉克援引了住在山羊毛帐篷里的中世纪贝都因人这个形象。任何考古学家都会告诉你，山羊是最早被驯养的动物之一。纵观史前史，山羊都是文明的标志，而不是文明缺席的迹象。此外，正如刚上学的孩子经常听到的那样，伊拉克是“文明诞生之地”。正是在古美索不达米亚，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肥沃的土壤中，我们所谓的“文明”才开始发迹。我们认为近东地带和古埃及一起构成了人类历史的摇篮，其最显著的标志是是公元前第四个千年里文字的出现和城市的发展。在考古学中，“文明”一词自始至终具有这种更具描述性的功能。它指的是城市化——而不一定是，也不只是代表更好的教养和更崇高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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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大学学院的考古学家大卫·温格罗（David Wengrow）最近在致力于研究这个术语的复杂历史和可能性。“什么造就了文明？”他问道。26他的关注点集中在古代近东地区，而他的回答包括几个部分。他认为，最重要的是，一个文明不是被它的边界限定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确是不同的，而且需要被分开看待，但这种区别在一定程度上也被整个区域频繁互动和交流的历史打上了印记。对于温格罗来说，一个文明之所以是它现在所是的样子，和它与其他文明相互交流的质量和深度有很大关系。他的结论基于对不断增加的考古记录的仔细阅读，追溯了公元前三千年时，原材料和货物（从青金石到谷物）的流通和贸易的范围。从西边的特洛伊（Troy）和地中海，到东边的贾盖丘陵（Chagai Hills）和印度河流域，它是一个密集的网络。在阐述这一点时，他特别把矛头对准塞缪尔·亨廷顿的观点——亨廷顿认为文明像是一个个实体的物件，所以才容易彼此相撞，产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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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格罗还希望把文明研究的重点从伟大和宏伟之物转移到平凡和日常。金字塔和（古代亚述和巴比伦人的）金字形神塔这些工程学上的壮举令人印象深刻，书写更是一项突破性的技术。但除此之外，我们更应该关注日常生活中那些平凡的实践，如烹饪、身体装饰、家庭生活的安排。考古学可以越来越准确地告诉我们这些。我在上一章中引用的考古学座右铭还有另一个版本：寻找被遗忘的微小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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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近东，从这种关注重心的转移中得出的最惊人的结论之一是，它如何同时加强和加深对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两地世界观独特性的认识。自相矛盾的是，尽管这其中的互动程度很高，但“文明大熔炉”这种对世界象征秩序的相对独特的方法论取向，在近4000年中占据了主导地位。27在美索不达米亚，象征秩序是围绕着房屋的价值形成的，而在尼罗河流域，它是围绕着身体的价值形成的。我们从这里可以学到的，是认识到“人类社会对他们赖以生存的概念的深深依恋”。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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