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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进化论的遗产有其较为温和的一面。提到“现代性”（modernity），使人想起的可能不是战争，而是发展与和平项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人类学家参与了“现代化理论”的建构和实施。例如，克利福德·格尔茨在他职业生涯的早期，领导了芝加哥大学新兴国家比较研究委员会（Committee for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New Nations）。基本上，这是一项社会科学工作，旨在帮助了解前殖民地（比如加纳、印度尼西亚和摩洛哥等新近独立的国家）如何能被现代化，以及为何一定需要现代化。什么能让这些国家进入现代国家的行列？他们需要多少公路、医院和训练有素的建筑师？许多现代化理论家深信理解文化是至关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人类学家的参与是有价值的。这并不是说他们想保存其他文化——尽管增加些地方性的色彩和趣味也很不错。但是，他们实际上关注的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增加这些文化发展自身和融入世界（即西方）体系的潜力。这些理论家包括华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这样的经济学家，还有如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和什穆埃尔·艾森施塔特（Shmuel Eisenstadt）这样的社会学家，他们在发展、成就和国内生产总值的话语下提出了新进化论式的（neo-evolutionary）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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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发展，这一现代化的当代产物，目前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不同的方法路径越来越多，其道德影响也日渐扩大。如今，没有一家大型跨国公司不设立“企业社会责任”部门或团队；在南非和巴布亚新几内亚活动的采矿公司会建立学校，支持妇女编织合作社等，以表明他们是负责任的公民。这些举措往往被宣传为某种形式的“地方赋权”行为。正如发展人类学的两位领军人物所表明的那样，旧式现代化假设了一种从上而下的渗透效应：它与当地的后殖民精英和新的国家机构合作，而其带来的益处将惠及下层农民。22事实上，正如发展人类学家所论证的那样，许多这类计划要么失败，要么使当地局势恶化，与现代化者们的最初承诺背道而驰，而这往往是因为它们完全无视了文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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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一些发展举措已经有所改进，并能够对赋权和地方价值观的问题更加敏感，但我们还是可以注意到，文明和社会进化论的语法仍然根深蒂固。好吧，但这主要体现在那些鹰派政治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和战争剧场之中——完全不出我们意料嘛，你们中间倾向左翼的进步主义读者或许会这样说。但即使是在《卫报》这样一个值得尊敬的进步主义新闻媒体中，我们同样也能发现社会进化论的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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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卫报》与巴克莱银行（Barclays Bank）和非洲医疗和研究基金会（AMREF），一个在非洲提供医疗服务的非政府组织，三者合作发起了一项为期三年的援助实验。该项目点设在乌干达北部的一个名为卡廷（Katine）的村子里。该项目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向公众开放。随着项目的展开，《卫报》在网上发布了大量关于该项目的文章、视频、报告、研讨会录音和读者评论。23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档案，揭示了发展工作的复杂性，特别是在建设可持续发展的项目方面。档案既向我们展示了这项工作中的成功，也展示了大大小小的麻烦和困难。项目在获得清洁饮用水、引进新作物、提升儿童疫苗接种率以及建立储蓄和贷款机制等方面都取得了成功。正如参与评估的人类学家本·琼斯（Ben Jones）在项目评价里所说的，这个项目可以帮助你理解“为什么发展既是困难的，也是必要的”。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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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廷项目是一次经过充分考量的创新实践。然而，我自己对这个项目的第一印象并不好。2007年10月20日，星期六，在项目宣布开始的那天，我像往常一样买下一份《卫报》，看到头条新闻：“我们能共同努力，把一个村庄从中世纪拯救出来吗？”接下来的新闻导语是：“《卫报》发动了一场野心勃勃的援助实验，艾伦·拉斯布里杰（Alan Rusbridger）从伦敦出发几个小时后，就回到了700年前。”25《卫报》这位前编辑拉斯布里杰的这个中世纪比喻，是从牛津大学经济学家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那里引用来的。在文章中，他进一步展开了这个意象，说这个项目想“帮助改变那些仍被困在14世纪的人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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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甚至比那位美国陆军上校在伊拉克的言论更糟糕，也更危险。拉斯布里杰，或者再加上科利尔，仅仅是爱德华·伯内特·泰勒的新化身，或者是大卫·利文斯通的世俗化版本吗？不。总体而言，这个项目显示出了细致周到的思考和自我反思意识，其负责人显然比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和现代化者都更深刻地意识到家长制的危险。但正是由于这一点，我们才应该因为拉斯布里杰使用的修辞受到认可而格外感到沮丧。很多人并不把这些修辞的夸饰理解为隐喻；他们就是按字面意思来理解的。他们的确认为乌干达农村的非洲人被困在了14世纪。对同在性的否认仍然存在，而且被广泛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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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是危险的？因为它使我们无法意识到卡廷农民的生活并不是被困在14世纪，而是在一个由许多殖民主义和后殖民经济和政治动态塑造的21世纪展开的。卡廷属于这个时代，因为它是由英国殖民政策的遗产、伊迪·阿明（Idi Amin）的统治、持续的区域叛乱、欧盟对农民的农业补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战略计划等等共同塑造的。如果我们将这些非洲的“他者”视为生活在更早的时代，我们就不必彻底正视他们的生活与我们不同的原因。生活在21世纪，并不等同于享有正常运转的医院、互联网和不会被动手脚的投票箱。这些与“现在”（now）相关联的意象，也就是所谓文明的成就，是将部分误认成整体；是拒绝承认“现在”不仅仅等于欧洲人和美国人对现代性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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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章中，我为文化概念辩护，反对一些想彻底抛弃它、拒绝承认这个术语构成了人类学分析的框架的人。做过这样的辩护之后，如果我转而完全摒弃另一个词，特别是一个也许与文化有着最密切联系的词，那将是不公平的。“文明”一词已经失控了。如今，人们使用这个词的时候，他们经常用它暗示所有方面上的优越性，如技术、道德和伦理，而且总是或明显或隐晦地流露出社会进化论筹划的影响。这种社会进化论的筹划在早期曾为人类学学科的发展注入过活力，并为欧洲殖民主义提供了支持。但在这一章的结尾处，我们需要考虑：如果我们完全摆脱掉这个词，哪些东西会消失或被遮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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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的美国陆军上校偏偏是在伊拉克援引了住在山羊毛帐篷里的中世纪贝都因人这个形象。任何考古学家都会告诉你，山羊是最早被驯养的动物之一。纵观史前史，山羊都是文明的标志，而不是文明缺席的迹象。此外，正如刚上学的孩子经常听到的那样，伊拉克是“文明诞生之地”。正是在古美索不达米亚，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肥沃的土壤中，我们所谓的“文明”才开始发迹。我们认为近东地带和古埃及一起构成了人类历史的摇篮，其最显著的标志是是公元前第四个千年里文字的出现和城市的发展。在考古学中，“文明”一词自始至终具有这种更具描述性的功能。它指的是城市化——而不一定是，也不只是代表更好的教养和更崇高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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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大学学院的考古学家大卫·温格罗（David Wengrow）最近在致力于研究这个术语的复杂历史和可能性。“什么造就了文明？”他问道。26他的关注点集中在古代近东地区，而他的回答包括几个部分。他认为，最重要的是，一个文明不是被它的边界限定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确是不同的，而且需要被分开看待，但这种区别在一定程度上也被整个区域频繁互动和交流的历史打上了印记。对于温格罗来说，一个文明之所以是它现在所是的样子，和它与其他文明相互交流的质量和深度有很大关系。他的结论基于对不断增加的考古记录的仔细阅读，追溯了公元前三千年时，原材料和货物（从青金石到谷物）的流通和贸易的范围。从西边的特洛伊（Troy）和地中海，到东边的贾盖丘陵（Chagai Hills）和印度河流域，它是一个密集的网络。在阐述这一点时，他特别把矛头对准塞缪尔·亨廷顿的观点——亨廷顿认为文明像是一个个实体的物件，所以才容易彼此相撞，产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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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格罗还希望把文明研究的重点从伟大和宏伟之物转移到平凡和日常。金字塔和（古代亚述和巴比伦人的）金字形神塔这些工程学上的壮举令人印象深刻，书写更是一项突破性的技术。但除此之外，我们更应该关注日常生活中那些平凡的实践，如烹饪、身体装饰、家庭生活的安排。考古学可以越来越准确地告诉我们这些。我在上一章中引用的考古学座右铭还有另一个版本：寻找被遗忘的微小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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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近东，从这种关注重心的转移中得出的最惊人的结论之一是，它如何同时加强和加深对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两地世界观独特性的认识。自相矛盾的是，尽管这其中的互动程度很高，但“文明大熔炉”这种对世界象征秩序的相对独特的方法论取向，在近4000年中占据了主导地位。27在美索不达米亚，象征秩序是围绕着房屋的价值形成的，而在尼罗河流域，它是围绕着身体的价值形成的。我们从这里可以学到的，是认识到“人类社会对他们赖以生存的概念的深深依恋”。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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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格罗的结论为人类学指出了下一步的问题。如果这个学科的共识是，迄今为止，从泰勒到亨廷顿的所有人，提出的文明和文化的模型都是错误和不准确的，那么我们该如何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我们赖以生存的、错误的概念何以如此清晰而持久呢？即使对考古学家来说，4000年也是相当长的时间。同样重要的另一个问题是，如果我们在过去6000年和更长的人类历史中看到的不是社会进化，那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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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是变化。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能想要将这种变化称为“发展”，甚至可能使用一些突兀的术语，如“复杂化”（complexification）。但是把任何一个这样的变化称为社会进化就是对文化运作方式的错误描述。对于回答第一个问题，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因为在这一章和上一章中，都出现了一个帮助我们理解它的重要术语：价值观（values）。我们下面就要来讨论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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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像人类学家一样思考 第三章 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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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考虑过的关于文化和文明的大部分面向，都可以被进一步细分为对价值观的关注。尤其是在文明的例子中，这体现得极为明显，没有哪个概念能比“文明”蕴含更多的价值判断了。如果你让美国人在空调和自由之间做出选择，他们会选择自由。新罕布什尔州的格言就是：“不自由，毋宁死”。甚至连得克萨斯州人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那里可是非常需要空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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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文化而言，当人类学家写作关于祖尼人、伦敦期货交易员和玻利维亚本土足球运动员的文章时，他们所讨论的，很大一部分都可以归结为对价值观的分析：地主之谊、成功或平等。事实上，人类学家经常用价值观来美化他们研究的那类文化。纵观各种民族志记录，你会发现对“平等主义社会”和“荣誉文化”之本质的热烈讨论和辩论都贯穿其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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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倾向于认为价值观是持久、稳定和不证自明的。但人类学教给我们的，关于价值观的知识对上述说法提出了质疑。因为在实证研究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价值观可以具备多强的创造性和灵活性。这并不是说价值观是容易改变的、相对的、脆弱的，甚至是在不方便的时候被抛弃的。但“自由”对一个美国人，或者对任何人的确切意义，都不应被视为就是想当然的那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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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结合几乎任何一部优秀的民族志研究来探讨这一点。在某个层面上，几乎每一项研究都会告诉我们一些关于价值观的东西——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和具体实践中的价值观相关的东西。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价值观并不是明确的焦点。只有在很少数的情况下，人类学家才使用某种价值观的理论来开展他们的研究。但也有一些明显的例外，我将在本章中用其中两个案例来架构我们的讨论。第一个与地中海各民族和文化的一系列研究有关，其中讨论了“荣誉和耻辱”这一对价值观，至少有一些人类学家认为它们是该地区身份认同的组成部分。第二个更理论性的案例来自法国人类学家路易·杜蒙（Louis Dumont），他认为价值观是一个对人类学有特别重要性的概念，值得在这个学科中占据核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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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和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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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价值观最重要的讨论之一，出现在研究地中海地区的人类学家作品中。20世纪50年代末，这些人类学家开始更广泛地思考这样一个事实：他们研究的对象——无论是希腊高地村民、阿尔及利亚柏柏尔人（Berbers）还是安达卢西亚的农民——似乎都围绕着荣誉和耻辱这一对价值观来组织他们的生活。在这一时期的一些民族志记述中，男人们和女人们（往往尤其是男人们）似乎完全专注于提升和保护他们的荣誉。有时是个人荣誉，有时是家庭荣誉，有时甚至是团体的荣誉。在许多情况下，对荣誉的担忧都是因女性，特别是姐妹或女儿而起的，无论是她们受到的威胁，还是她们的越轨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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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腊、阿尔及利亚、西西里岛、埃及和西班牙工作的许多人类学家也发现，当地社群中的社会生活似乎围绕着一系列相互矛盾的态度和意愿展开：人们热情得令人难以置信，但也深深怀疑外来者；他们提倡独立和平等的伦理，但又生活在强大的社会等级制度里并依靠别人的供养；男人强调他们的虔诚和忠诚，同时又强调自己的男子气概和大男子主义。因此，这些社群的社会动力学和社会关系中有许多共同的因素，这些自相矛盾的关系中，似乎很多都基于有关荣誉和耻辱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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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出一个刻板印象中的形象并不难，而且和大多数刻板印象一样，这是有问题的：一个典型的西西里男性，也许总是挺着胸膛，极度好客和礼貌，非常骄傲自信，但是一旦遭到轻慢，他的魅力和好风度就会在几秒钟内变为大发雷霆；也许是某个社会地位比他低的人抢着说话，也许是社会地位比他高的人以某种方式贬低了他，或者他姐妹的追求者突然把她晾在一边。权力、地位和性：这些都是反复出现的事关荣誉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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