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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莱坞利用这种刻板印象赚得盆满钵满。当然这就造成了很多问题。它跟我们在上一章中讨论过的很多内容有关。你知道的，那些南欧人……那些阿拉伯人……他们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不像……文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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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后我想再回到其中的一些问题上来，我将特别关注研究该地区的人类学家如何认识和讨论这些问题。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不恰当的呈现所带来的政治和道德风险，促使人们渐渐不再围绕“荣誉和耻辱”展开研究。但毫无疑问，这系列的文献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价值观的内涵，即按照一定的观念来组织自己的生活和行动究竟意味着什么。此外，这系列文献还为人类学长期面临的两个挑战提供了一个示范实例，这两个挑战是：第一，如何平衡概括性的声言和具体的发现；第二，如何诚实地对待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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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工作真正的奠基性时刻是在1959年到来的，当时一群人类学家聚集在奥地利的一座城堡里，讨论如何将他们原本看似完全不同的项目结合起来。[11]他们都在地中海沿岸国家开展研究。乍看之下，这似乎是偶然的。毕竟，即使考虑到长期的贸易路线和其他形式的跨海沟通，地中海仍是一个非常多样化的地区。我们谈论的这个区域包含了全部三种亚伯拉罕信仰的中心，也包含了长期存在的游牧社会和农业社会的混合体。在这些社会中，我们发现了一系列不同的亲属关系结构，而且这些人所讲的语言来自至少三个不同的语系（印欧语系、亚非语系和突厥语系）。即便如此，这个工作坊的召集人佩里斯提亚尼（J.G.Peristiany）还是确信有一条线索将它们都联系起来。参会者们注意到，无论你到这一地区的什么地方，对荣誉和耻辱的关注都是人们生活中的首要和核心问题。佩里斯提亚尼认为，这些价值观构成了“地中海式的思维方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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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出版的《荣誉和耻辱：地中海社会的价值观》（Honour and Shame: The Values of Mediterranean Society）一书是这次奥地利工作坊的成果。书中包含关于西班牙、阿尔及利亚、埃及、希腊和塞浦路斯的独立章节，同时这也是一部整体大于各部分之和的著作。它无疑在地中海地区的人类学研究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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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最有影响力的章节之一来自朱利安·皮特—里弗斯（Julian Pitt-Rivers）。他在牛津大学接受学术训练，因对西班牙非比寻常的兴趣而闻名。他的文章《荣誉和社会地位》（Honour and Social Status）由两个主要部分组成。其中第一部分是一幅引人深思的全景式画面，通过妙趣横生地引用莎士比亚的戏剧和关于熙德（El Cid）的故事等材料，勾勒出“荣誉”这个概念的历史。第二部分是对他的田野研究地点，一个安达卢西亚村庄的情况，进行更有针对性和在地性的分析。对于那些了解内情的人来说，这篇文章的另一个有趣之处在于，皮特—里弗斯本人就来自他所描述的其中一个世界，但不是这些西班牙农民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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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利安·阿尔弗雷德·莱恩·福克斯·皮特—里弗斯出身贵族家庭。他的曾祖父是一位绅士考古学家（gentleman archaeologist），也在牛津受训，并创建了该校的人类学博物馆。（不幸的是，他的父亲是一个优生学鼓吹者和纳粹同情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一段时间被关进了伦敦塔。）皮特—里弗斯的一位亲密伙伴曾经纳闷他为什么还要去学院里担任教职——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他曾在美国、英国和法国任教。对他这个阶级和地位的人来说，一份工作肯定只会让他从真正使命上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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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特—里弗斯似乎有一种典型的“内部人士的矛盾心理”。他在对荣誉准则的简略思考中，首先从贵族的态度和匪徒的态度中找到了一个相似之处。当然，对两者来说，荣誉都是极为重要的。但这是因为他们都视自己为规则的例外。贵族和匪徒都认为自己不受法律管辖：前者认为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后者认为自己在法律的约束之外。对于他们两者，荣誉守则都不符合以国家为基础的正义和权利模式，而这些模式被认为是现代世界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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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相对权力往往被视为影响了荣誉文化强大与否的关键因素。国家越强大——换言之，由不带个人色彩的科层制机构和司法模式组织起来的中央政治权威体系越强大，作为一种核心价值观的荣誉就越不重要。因此，地中海国家往往国家权力较弱，这一事实是与此价值观相关的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在这些背景下工作的许多人类学家强调的那样，权威首先存在于家庭单位的力量之中。即使与集体身份相关，但权力的展示也是经由个体，在个体之间行使的。这些权力和地位的展示往往以虚张声势的形式进行，偶尔也会是赤裸裸的强权宣示——从偷羊（许多地中海牧民群体中相当普遍的行为）到诉诸暴力来解决分歧或惩戒个人过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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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特—里弗斯也想强调荣誉和身体之间的紧密联系。正是这种联系，使得暴力成为一种让那些荣誉受到侮辱的人获得补偿和报复的重要手段。比方说，授予或认可某项荣誉的那类仪式往往聚焦人的头部，从君主的加冕到牛津大学学位的授予（毕业生们被《新约》碰触头部——不过现在他们也可以由一本世俗的替代物来触碰）都是如此。在向他人的尊贵地位表示认可时，传统的做法是摘下帽子或低下头。比如士兵的敬礼行为。对男女两性来说，遮住头部都是一种保持和展现自己尊贵地位和举止的方式。我们现在一般把头巾和穆斯林中的某种女性虔诚联系起来；不过，你可以看看西西里的天主教妇女或希腊东正教妇女的旧照片。她们的头上也会裹着头巾。（男人们也多半会戴着帽子。）另一方面，皮特—里弗斯提醒我们，在欧洲早期现代的大部分历史中，最具侮辱性的处决形式是斩首。“砍掉他们的头！”绝不仅仅是暴君们任性嗜血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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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特—里弗斯文章中对安达卢西亚的详细讨论为这幅广阔的历史图景增添了一些精彩的细节和特色。他告诉我们，在塞拉加迪斯（Sierra de Cádiz）小镇，“荣誉”被每个人挂在嘴边。在这个小世界里，它起着社会粘合剂的作用；在缺乏强有力和正式的法律制度的情况下，对荣誉地位的在意是社会和经济交易能够顺利进行的原因。但这种结构也有其局限性。在与他人打交道时，尤其是与那些和自己已经建立或希望建立亲密关系的人，如家人、朋友或商业伙伴打交道时，必须体面地行事。然而，当涉及与更抽象的他人和权威机构打交道时，例如和国家做交易时，所有的约束就会荡然无存。皮特—里弗斯说，这些安达卢西亚人在欺骗国家时毫不感到羞耻，因为国家并不会与他们形成荣誉准则所要求的个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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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皮特—里弗斯关于荣誉和耻辱的讨论中最重要的方面，与这二者间有时出现的矛盾的动力学有关——一个单独的“价值观”如何能提出自相矛盾的，或者看起来是冲突的要求。皮特—里弗斯在一些零散的言论中捕捉到了这一点，这些言论与他认识的一个名为曼努埃尔（Manuel）的人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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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直白一点说吧，曼努埃尔身材矮小肥胖，相貌丑陋，而且已婚。皮特—里弗斯说，有一次，在山谷里的一场节日庆典上，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从曼努埃尔身边走过，没有看他一眼。曼努埃尔转向皮特—里弗斯说：“要不是因为这根手指上的戒指，我决不会放那个女孩像那样从我身边走过。”2皮特—里弗斯解释道，这样一来，曼努埃尔“可以在吃掉蛋糕的同时拥有蛋糕”：他可以自诩一个内心有男子气的男人，充满阳刚的欲望和活力，但同时在行为上又是一位注重保护妻子名誉的顾家男人。他通过说一些近乎可耻的话（用“近乎”这个词是因为他通过保持忠诚得以补救）把自己从另一种耻辱中拯救出来。显然，这是村里所有男人都面临的矛盾要求。他们必须同时是充满性活力的和禁欲的；而荣誉的多重性允许他们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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矮、胖、丑、已婚，而且穷。曼努埃尔所面临的劣势还不止于此，他的出身和地位也很卑微。但他确实有一件事很擅长：耕作。曼努埃尔对农业了如指掌，并且很享受自己作为农业专家的名声——当其他人有需要时，常会向他寻求建议。但曼努埃尔有些得寸进尺，皮特—里弗斯说，曼努埃尔会主动在农业之外的各种问题上提供建议，哪怕对方并没有就这些事咨询他的意见。荣誉文化往往容忍过度的吹嘘；这是宣示和保障自己声誉的一种方式。但即便如此，这也有其适当的限度，而曼努埃尔似乎做得有些过分了。“我没什么钱，”我们得知他喜欢这样说，“但我心里有一种东西比财富更值钱，我的荣誉。”3在这里，荣誉和耻辱之间只有一线之隔。在他所在的社群看来，曼努埃尔似乎已经完全踩过了这条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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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特—里弗斯在这里的观察堪称典范；这是非常优秀的人类学研究。因为他表明，那些最重要的价值观，往往是同时既稳定又灵活的。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不仅对于理解地中海的荣誉文化，而且对于理解任何文化或社会的价值观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应该将价值观看作一个个固定不动的点，尽管我们经常假设它们是不变的。价值观更像风向标；它们是被“固定”的，但也经常随风移动或改变方向。这是我们从人类学的价值观研究中得到的最恒久的经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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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所有参与了早期关于荣誉文化讨论的人都慨然接受用模糊性和流动性来理解那些我们用以组织生活的概念。简·施奈德（Jane Schneider）是一位因西西里岛研究而著名且广受尊敬的专家。对她来说，皮特—里弗斯和其他荣誉和耻辱的先驱研究者们所没有做的，就是探询这一切背后的原因。为什么这些价值观在整个环地中海地区都如此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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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耐德给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答案：生态环境使然。她认为，荣誉文化往往是在牧民中间发展起来的，但并不是所有牧民中间都存在强势的荣誉文化，而只是在那些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受到农业文化影响的牧民中，因为他们在获得资源方面面临某种威胁。荣誉文化不仅会存在于这类生存环境被挤压的牧民中间，还存在于那些生活在没有中央集权或中央集权相对弱势的地方和时代的人之间（《荣誉和耻辱》至少涉及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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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牧生活是艰苦的。它需要经常性的迁移，这很多时候是不安全的，因为你不知道你的绵羊或山羊是否会被允许进入它们需要在上面吃草的地块。其他人可能试图阻拦它们，甚至为了自身利益而偷盗牲畜。在这种情况下偷窃经常会成为一种美德；在适当的情况下，甚至是一种光荣的追求。“在撒丁岛，要是一个九岁或十岁的牧童还没有偷过一只动物，他就会被称为chisnieri，意思是一个依偎在篝火边不敢动地方的娘娘腔。”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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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牧生活需要高度灵活的社会组织。其基本单位是家户，家户可以根据可获得的资源多寡扩大或缩小。在丰裕的时候，家户的规模可能会增长；在资源紧张的时候，人们会分开，各自去寻求出路——或者各自死去。可以将家户视为社会保障的一种形式；你只有义务和与你同处一个屋檐（或是帐篷，视情况而定）下的人分享财物，与你有其他关系的人只能靠他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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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群体灵活性为标志的游居或放牧生活，很大程度上也要求相当高度的政治和经济自主权。在放牧群落中，成年人（尤其是男子）要么不受拘束，要么必须随时服从他人的权威。因此，放牧生活中核心家庭的作用非常重要，尽管在许多方面，这种对家庭的关注之下隐藏的，其实是高度的个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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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都可以发现这类游牧生活方式。例如，我们在蒙古草原上也能发现它。施奈德认为，地中海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我们很容易就能在海洋两边干旱多山的地区找到某种类型的农耕社群。基本上，从亲属关系结构和政治组织来看，这些农耕社群的组织方式或多或少类似于游牧社群：高度碎片化、以家庭为中心、容易内斗、关心食物的稳定供应。施奈德的假设是，这类特定的农耕社群之前也是以放牧为生的，如今他们只是将此前那种不稳定的生活方式移植到了更为定居的农田和村庄那里。麻烦的是，这些牧民的生活方式不太适合橄榄园。地中海地区普遍存在的一个特殊问题是在这一带广泛存在的“可分割继承遗产”的习俗（即父辈把遗产分配给所有的继承人）。[12]在划分农田时，这可能会让事情变得棘手，导致兄弟姐妹之间在田地边界、获得水源的机会等问题上发生争执。（这种继承方式更适合纯粹的牧民社群：十只山羊，五个孩子=每人两只山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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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做一个牧民很难。当你从事农耕，但内心仍是个牧民时，生活也很难。施奈德总结道，社群之间的冲突和摩擦，在贫瘠而陡峭的土地上生存，再结合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对家庭的承诺，而这种承诺又被一种更强烈的、对自己个人利益的承诺削弱，你得到的就是一个比其他的环境“更复杂且充满冲突的”社会关系的世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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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们并不会崩溃。他们不会陷入混乱或不受控的暴力，也不会陷入对羊群和年轻姑娘肆无忌惮的掠夺。家庭实际上有凝聚力；合作的确存在；暴力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普遍；羊和骆驼并不总是会被偷。这是因为这些社会有非常强有力的关于荣誉和耻辱的准则，这些准则缓和了社会内部的矛盾，控制了分裂和解体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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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最后，我也不确定施奈德的答案是否可以解答引领我们至此的那个为什么。这又引出了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偏偏是荣誉和耻辱？这一对价值观中是否有些什么元素特别适合或天然属于这类具有分裂倾向的社会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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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在解释事物的起源及其根源和影响方面有着很差的历史记录。当然，这不是施耐德的错，在前文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基于寻找某种定律的分析方法的危险和缺点；泰勒、社会进化论者以及其他许多试图在人类社会中寻找定律的人都成果寥寥。但它确实给我们留下了刚才提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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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讨论中，另一个关键人物迈克尔·赫兹菲尔德（Michael Herzfeld）很好地抓住了这些问题和类似问题的共同答案。在198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他提出这个问题的答案部分在于，问题本身就带有误导性。这是因为，如果你了解一下英语中的“荣誉”一词所能涵盖的范围，你会发现它可以包含非常多的内容，且各含义之间的细微差别和区别远远超出你的预料。6换句话说，地中海地区并不存在一种单一的“荣誉和耻辱”文化，除非我们把“荣誉”当作一个几乎是空洞的概念。实际上，赫兹菲尔德在皮特—里弗斯的成果上更进了一步。他们的区别是：皮特—里弗斯把荣誉和耻辱的模糊性和流动性视为一种优点，赫兹菲尔德却把它视为缺陷——源于一种过度概括和泛化的恶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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