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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抽象模型总是比现实更工整。在过去的200年中，我们可以追溯一些历史、社会和文化因素，这些因素改变了种姓制度的构架，有时还对它提出了挑战。例如，基督教传教士们总会在达利特人中间找到他们的热心受众，因为基督教传达的信息提供了一种新式的、基于个人主义的自我赋权形式。由甘地和安贝德卡尔（B.R.Ambedkar）等著名人物牵头的社会和政治改革帮助塑造了公众的观念和政府立法；现在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帮助下层种姓的措施，印度宪法中也纳入了类似于平权法案的条款（通过指定“表列种姓”[Scheduled Castes]和“表列部落”[Scheduled Tribes]）。西式教育（通常由传教士提供）以及城市化和全球化也影响了基于种姓的社会区别。至少在计算机程序员和飞行员之中，jatis是无关紧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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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家已经研究了这些变化中的大部分，而且还挖掘出更多的内容。在20世纪50年代进行的一项现已成为经典的研究中，人类学家谢利尼瓦斯（M.N.Srinivas）追踪了佃农（peasants）如何成为一个印度南部村庄主体种姓的过程，主要是通过教育和在政府中工作；这使得他们能够买下很多当地的土地，在经济地位上胜过了种姓高于他们的人，包括婆罗门。因此，尽管婆罗门在更大的宇宙图景中占据优势地位——例如，只有他们才能举行某些维持社会生活正常运转所必需的仪式——但他们总是得先去征得村里的佃农种姓赞助人的同意，因为这些佃农才是最后拍板的人。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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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普遍的共识是，无论种姓是什么——是一种古代印度的神学概念；一种由婆罗门精英宣传的意识形态；或是一种由英帝国建构出来的东西——它都是一个后殖民事实。一位专家写道：“种姓制度不是一个抽象的、隐藏的社会组织原则；它是印度农村日常生活的一个明显的维度，在一个非常真实的意义上，这是每个人的社会认同和个人认同的一部分。即使到了现在，种姓差异的程度较之前减弱了很多，但它们也没有完全消失的迹象。小镇和城市也是如此，尽管大量的城市社会活动涉及的都是无名的陌生人。”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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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种姓制度是否是日常生活中的明显维度，杜蒙的个人兴趣都在于另一个方面：制度的价值观。他的人类学研究进路并不聚焦于某个印度村庄的婆罗门是否拥有全部土地，或者佃农种姓是否篡夺了他们的土地。杜蒙是个结构主义者。因此，他对待种姓的态度就像一位建筑师面对桌上的草图，而不是一个土地测量员在建筑工地上实地考察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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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杜蒙来说，他只对作为一套价值观的种姓制度感兴趣，而价值观首先是一种心理态度、意识形态和观念。15这些价值观是社会性的，他写道：“社会存在于每个人的头脑中”。16另外，这些观念还非常持久。作为一种结构，种姓要么存在，要么不存在。对杜蒙来说，种姓制度在短期内不会发生变化。所有你可能记录下来的表面变化——佃农种姓成为地主；婆罗门种姓没有土地；达利特人成了重生基督徒——用他的话说都是“在社会内部发生的变化，但不是社会的变化”。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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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研究进路为杜蒙招致了许多批评。有些学者认为杜蒙忽视了具体的在地情境，有些政治活动家批评杜蒙，认为他是在为一系列根深蒂固的不平等现象做辩护。许多在印度做研究的人类学家都无法接受杜蒙的分析。有一次我在奥斯陆和一些同事共进晚餐，出于某种原因大家聊到了杜蒙。晚宴主办者因为急于表达他对杜蒙的批评，差点被鹿肉噎住。然而，对于杜蒙来说，这些担忧阻碍了人们看到更广阔的图景。无论这些担忧是多么合理，也无论它们在“政治”上有什么样的意义。但要想看到更广阔的图景，我们就必须要理解种姓制度本身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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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等级制也是这个制度中的价值观之一。纯洁性也是如此。事实上，杜蒙在他的作品中经常强调对纯洁性的关注：一系列严格的规则，比如关于你可以和谁一起进餐，甚至关于你可以和谁打交道，如何管理寺庙或神社等。但是杜蒙对等级制的兴趣是在两个层次上运作的，他对较高的那个层次的兴趣大于对较低层次的兴趣，低层次就是我们常说的日常生活的层次。因为他认为，等级制不应该与社会分层相混淆，他也认为很多种姓制度的西方批评者恰恰犯了这个错误。一个原因是，在结构层面上，每一种价值观体系都是等级森严的，包括我们在法国《人权宣言》或大西洋彼岸的《独立宣言》中所看到的那些。在理论层面上，等级制度只是“整体各要素相对于整体本身的排列原则”。18因此，在杜蒙看来，西方一些种姓制度的善意批评者由于不了解自身的价值体系是如何运作的，而削弱了自己的批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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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蒙更远大的抱负是要比较西方价值观和非西方价值观，因此把杜蒙在印度的工作放在这一背景下可以有助于理解。杜蒙发表了很多关于这个主题的研究，包括若干本完整的著作，和一些关注个人主义在基督教欧洲的兴起的长文。《阶序人》只是这个更大规模的比较研究项目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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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蒙在阐释西方价值观时，始终坚持抨击一些更绝对和夸张的说法，这些说法关于他所认为的西方最高价值——个人主义的重要性和表面上的自给自足。因为，首先，个人主义显然是位于一个等级阶序之内的：在西方“观念的层级”19中，它比所有其他观念都具有更高的价值。杜蒙指出，在西方，自由是个体性的先决条件；这也是西方人认为种姓制度不公正的部分原因。它不允许自由选择或社会流动，因此阻碍了个体性的实现。现在让我们回到西方人中那些可能比任何其他人都（至少在言辞上）更拥护自由的人身上：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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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自由毋宁死”这句口号大体上概括了杜蒙所讨论的内容。你应该为之而死的是自由，而不是合作或尊重。这体现出一种价值观的等级阶序。然而，杜蒙指出，被勒令自由——成为一个独立个体——会带来两个矛盾的结果。首先，这意味着你不可以不自由，而这并不是一个很自由的选择。第二，这意味着我们事实上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个体，常常以相当统一的方式表达我们的个性，而且可能这种表达只能建立在与所有其他同样自由生活的个人的合作和尊重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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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讲，这让我们回到价值观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以不同的语言表达时会呈现为不同形态这一流动性特征。换言之，我们回到了对地中海文化中的荣誉和耻辱感兴趣的那些人类学家提出的一些重要观点，也就是皮特—里弗斯和赫兹菲尔德试图强调的那些观点。但杜蒙提供的是一种更系统地思考价值关系的框架。他的研究进路的核心理念是，所有社会都存在一些最高价值观，它们“含括”（encompass）了更次要的或更低级的价值观。这就是他所说的价值观的层级，也是他的理论对其他人类学家影响最大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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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印度和种姓制度，杜蒙说它的最高价值观是整体主义。重要的不是任何一个部分（无论是种姓群体，还是个人），而是整体。整体不是由相互竞争或对立的部分组成，而是由一些相互补充的部分组成，它们表达了一种统一与和谐，必须合在一起才能实现终极的善，即整体主义本身。从其自身的角度来说它是有意义的。作为一个融贯的象征系统，它表达了宇宙的秩序。此外，不仅是印度，而且整个非西方世界的很大一部分都是被这种秩序定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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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结构的隐喻相一致的是，杜蒙经常提到价值观体系的层次。在种姓制度的例子中，这意味着社会关系在某些情况下可以颠倒或改变。一个常见的例子就是婆罗门和国王之间的传统关系（印度社会过去由国王统治；虽然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但他们仍然是一个强大的象征符号）。在宇宙学或宗教的层面上，婆罗门是人类更充分和更纯粹的代表；他们是整体的一部分，但在很重要的意义上也是最能代表整体的一部分——至少在宗教层面。然而，就政治权力而言，婆罗门的地位在国王之下，而且必须服从国王。因此，在政治语境下，“地位”（婆罗门拥有）和“权力”（国王拥有）之间出现了脱节。在近代的印度历史上，我们可以说经济权力已经胜过了君主的权力。回到谢利尼瓦斯的那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南印度的那个村子里研究的佃农种姓有经济权力，这是一种会对村里的关系产生影响的势力；婆罗门在重要事务上一定要请示当地的佃农大户。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地位和权力也并不完全一致。然而，根据杜蒙的模式，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婆罗门因其精神的纯洁性，均被认为处于优越地位。纯洁性这种价值观，“含括了”政治强力的价值或经济成功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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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动态变化也发生在许多西方国家，我们需要记住，个人主义并不总是胜过其他价值观，哪怕是在新罕布什尔州。事实上，这些我一直提到的美国人，这些不自由毋宁死的个体们，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会说，好的，当然，自由和个体性很重要，但我的家人也很重要！当然，美国人很重视家庭价值观。但这种“整体论”常常，而且越来越频繁地在个人主义这一最高价值面前败下阵来。我们无论是从典型的（叛逆的青少年）还是悲剧的（对某个父母疏于照料的孩子进行国家层面的干预），以及至今看起来仍然荒谬的（纽约罗切斯特的一个13岁男孩，控告他的父母导致他天生红发）[17]一系列例子中都可以看出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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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蒙的很大一部分兴趣在于西方世界和非西方世界之间的差异。但他也认为，这种差异与现代性和非现代性有关。他认为，西方个人主义的进程是脱胎于欧洲历史的，特别是与其宗教（基督教）和经济（资本主义）潮流有关。曾几何时，即使在美国，红头发的男孩也不能起诉他们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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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没有足够的篇幅用来追踪这段历史的细节。但是如果你是英国作家朱利安·费罗斯（Julian Fellowes）创作的热门电视剧《唐顿庄园》的粉丝，你对这个故事的浓缩版本一定不会感到陌生。不用说，约克郡（剧中故事的发生地）和印度有很大的不同，其社会组织体系不是种姓而是阶级。不过，这种比较仍有助于我们理解（种姓和阶级可能是两种不同的制度，但它们确有一些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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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顿庄园》追踪了英国贵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衰落。变革之风吹拂欧洲大地，并伴随着俄国革命、妇女争取选举权和中产阶级的崛起，这些中产阶级往往比贵族精英更有商业头脑（和金钱）。唐顿庄园是格兰瑟姆伯爵和他家人的宅邸，是一个越来越罕见的存在：一座仍然在正常运转的贵族庄园。但它在许多方面都承受着压力，而且它得以保全的真正原因是格兰瑟姆伯爵大人迎娶了一位美国女继承人。伯爵因在一个加拿大铁路项目上的投资失败，将她的钱也全部赔光；唐顿庄园最后被伯爵的一位远房表亲所拯救，他是一位来自曼彻斯特的中产阶级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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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唐顿庄园只是在苟延残喘而已，在这个过程中，家庭中的各个成员和他们的仆人分别展现和宣扬了不同版本的社会秩序。有些仆人，甚至有些伯爵家庭的成员渴望自由和变革的新世界：个人主义盛行的现代世界。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古老的习俗和看法，也就是说整体论，不但让他们得到安慰，而且还代表一种平和的正义。总的来说，贵族庄园的怀旧形象通常会占得上风，在其中每个人都有自己适当的位置和本分并明白这一点，但这一切都没有问题，一切都在良好地运行着：仆人们像家庭的一员，同样受到尊重和照顾。他们在自己的餐桌上也能尝到奶酪和葡萄酒，并被许诺退休后能得到一间自己的村舍居住。他们甚至可以在需要的时候获得伯爵家在伦敦的家庭律师的帮助。最重要的是，贵族们会关心，他们意识到自己对整个社会生态系统的责任，这个系统不仅包括那些“家佣”（厨师、女佣和男仆）和佃农租户，甚至住在附近的村民也被确实地包括在内。格兰瑟姆伯爵常常以一种近乎整体论者的语调说，他的唯一职责就是照顾唐顿；他是这座宅邸的管家，而不是那种怀揣强烈个人主义占有欲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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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顿庄园》这部剧集围绕价值观——责任、荣誉、自由和忠诚——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里的起起落落展开。而所有的这些都源自整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争夺最高价值观地位的竞争。渐渐的，在六季剧集故事的展开过程中，贵族制度的整体主义被现代民族国家的个人主义所取代。但并不是没有人为逝去的东西落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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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顿庄园》可能是一个比杜蒙描绘的印度更富表现力的例子，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价值观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它确实比《阶序人》更好地展示了人们的价值观是如何影响生活这部戏剧的。然而，有一些人类学研究很好地利用了杜蒙的理论思想，而且也没有牺牲生活的细节和戏剧性。其中之一涉及巴布亚新几内亚高地的一个小群体，该群体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经历了戏剧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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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道德煎熬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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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拉敏人（Urapmin）是一个大约390人的族群，居住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西部地区。由于被绵延的高山和茂密的森林阻隔，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大部分地区即使在今天也是遥不可及的地方。纵观整个殖民时期，我们会发现许多美拉尼西亚人族群很少与外界直接接触——明显比南亚、非洲和南美大部分地区（亚马孙河流域是个例外）的族群要少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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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导致了，即使到了20世纪70年代，乌拉敏人也从未受到过大规模传教活动的影响。但尽管如此，仍有少数乌拉敏人男子在一所地区性的教会学校接受了教育，回去之后，他们的布道在社群中引发了大规模的皈依。几乎每个人都成为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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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初，当乔尔·罗宾斯（Joel Robbins）开始研究乌拉敏人时，他并没预料到会发现这种重生的热情20。他原本打算研究当地仪式神秘性的传统，这是关于美拉尼西亚的研究文献中的一个主要话题。但他发现的却是一大群虔诚的基督徒，许多传统仪式都被他们抛弃了。这是一种极具神恩特色的基督教形式，罪恶和救赎在其中是非常重要的概念，正是这一点导致了乌拉敏人放弃了他们的传统仪式体系以及与之相关的禁忌。他们认为，要成为虔诚的基督徒，就需要推翻他们的异教实践；用他们的话说，他们需要遵循他们理解的基督教戒律，做合教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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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基督教的合法性和救赎的强调要求一种新的人格模式。因为救赎（至少在这种保守的福音派传统中）必须是个人的，它必须在某人的心中被真诚地接受。正如一个乌拉敏人所说：“我妻子不能将她内心的信仰掰下来分我一块。”21个人主义成了一个最高价值观。这在许多生活领域都奏效了，当地教会也蓬勃发展。但正如罗宾斯同样观察到的，这与前基督教时期他们对社会性的理解相悖，在他们之前的理解中，成为“个人”是无法理解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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