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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理解，有些事物的“情感价值”和它其他方面的价值并不匹配。因此，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声称有些事物极具情感价值，但却缺少“使用价值”或“交换价值”。例如，一张破损了的祖母的照片，照片里她戴着她那枚银胸针。这照片不值一文，但你可能会认为它是无价之宝。它有“意义”。然而，库拉圈运作程序之精细的确凸显了整个价值问题，因为这里显然有很多事情与社会的普遍动力学更为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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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库拉向我们透露了社会关系之本质的哪些信息，马林诺夫斯基似乎得出了矛盾的结论。一方面，他明确地提出库拉交换是“为了交换行为本身，为了满足占有某物的深层愿望”。6另一方面，他又以一种相当神秘主义的口吻说：“拥有就是给予。”7同样，他最初强调库拉宝物缺乏实际用途，但他的结论是，交换的循环在不同岛屿和不同社群的人之间建立了重要的社会纽带；项链和臂镯也为他们的主人赢得了声望。好吧，库拉臂镯不在独木舟或斧头那个意义上“实用”，但社会关系和社会声望往往也是相当有用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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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林诺夫斯基在库拉这一案例中对价值的讨论引发了一系列关于社会关系本质的争论，这些争论至今仍能引起人类学家的关注。问题的核心是：人类为什么要进行交换？交换行为是否真的只可能是“为了个人利益”，或者总是出于对某种回报的期望？另一种说法是：人类是否可能做到真正的利他主义，还是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某种私利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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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物和免费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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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问题在当今世界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在当今世界，“市场”是至高无上的。这就是为什么披头士和其他音乐人的爱情歌曲如此普遍和流行的原因。但可能最精准地概括了时代精神的，是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而非披头士四人组。他说：“这个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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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曼的自由市场原则的基础是对个人利益的强烈认同，它合于社会大众对交换的一般性看法。对弗里德曼来说，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件事一点问题都没有。是个人利益让这个世界得以正常运转，这没有什么可羞耻的。是的，我会给你一些三明治，甚至是一份龙虾沙拉。但你得帮我清理花园，或者搬家，或者给我儿子一些建议，帮助他在广告业（比如在某个你担任合伙人的公司）找到工作。但这为什么是件坏事？难道我们不能诚实地认识到这是社会生活的基石吗？对于弗里德曼这样的自由市场主义者来说，利己与利他之间的冲突已经被解决了，因为它们本质上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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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经济思想的传统中，对个人利益的强调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它是早期现代社会契约理论的基础，并且经常被进一步阐述为一种人性理论。这种理论认为，我们永远渴望更多的东西（性、金钱、权力、口袋妖怪卡片等），这种欲望是无止境的。我在导言中提到过的，马歇尔·萨林斯对“原初丰裕社会”的讨论正是针对这个观念而发的。他通过对澳大利亚和非洲小规模狩猎采集社会的分析表明，马林诺夫斯基关于特罗布里恩德群岛人“对占有的深层愿望”的表述必须被理解成一种文化性质的阐释。正如萨林斯在其他地方所说，这种思路是“使个人的需求和个人的贪婪成为社会性之基础的无休止尝试”8的一部分，但问题是：这种阐释属于谁的文化？它是马林诺夫斯基个人的，还是也能被特罗布里恩德群岛人分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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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林诺夫斯基对库拉圈的重磅研究发表三年后，法国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发表了一篇长篇论文《礼物》（The Gift），它正是针对上述问题的讨论。通过对包括马林诺夫斯基著作在内的一系列民族志研究的分析，莫斯得出结论，这类问题的表述形式本身，即将个人利益和利他主义对立起来，是错误的。问题不在于人们在交换过程和社会关系的建立中是怎么“计算”（或拒绝计算）的。了解和分析这一事实的一个最佳方法是转向研究莫斯称之为“礼物经济”（gift economies）的系统。这种初看上去显得奇异而不切实际的系统，在所有美拉尼西亚、波利尼西亚和西北太平洋的美洲原住民文化中都很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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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类学家认为《礼物》是研究“互惠和交换”这一领域最重要的成果，没有之一。已经诞生了数十本著作和论文专门讨论莫斯的论述——部分原因是，正如最欣赏他的读者也承认的那样，他文中有很多地方写得比较晦涩难解。此外，还有许多笔墨花在了讨论一些土著术语的含义上。这些术语对他的分析至关重要，特别是毛利人语言中的“hau”这个概念。“hau”常常被翻译成“礼物的灵力”，并渐渐发展出了自己的生命（我们在下文中也会回到这一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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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物》一文的中心论点是，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礼物都不是免费的。我们期待着回报——事实上，回报是强制性的。乍一听，这似乎是对的。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我们都知道有一种不成文的、常常不会宣之于口的，对回报的期待。读者们，你们中有多少人曾遭遇过这样的尴尬——你见到了一个很少见面的表妹（因为她住在夏威夷，你住在比利时）。你没有给她或她的孩子们带礼物，但她却为你准备了一份。你感到尴尬的原因可能是以下几种情况的排列组合：（a）它表明（或者你担心它表明）你真的不关心她或她的孩子；（b）它表明（或者你担心它表明）你也不关心你的舅舅（母亲的弟弟），由此推及你也不关心你的母亲；或者（c）对方会觉得你没钱买礼物，并会因此有些看不起你。（这里也存在一种反向的尴尬——当你的礼物太贵重或太私人时也会造成尴尬；例如，在职场上，你送出的礼物最好不要比老板的礼物贵。）[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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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如果我们是那个给予却没有收到回报的人，我们马上会说：“哦，别费那个心了！别傻了，这只是一点小小心意，不足挂齿”。因为我们要试图缓解表姐的尴尬。我们完全可以是真诚的，我们至少会坚持表现得像是我们有可能是真诚的：我们可以只给予，既不期待也不渴望得到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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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澄清的是，莫斯并不是只想谈论这个意义上的“礼物”，他所想到的也不只是圣诞节、光明节、生日或婚礼上收到的那些礼物。这些最常见的礼物只是整体图景的一部分：表示私人关系的赠与。同一个论点也被适用于库拉圈，莫斯觉得马林诺夫斯基把它当作一种特殊的礼物交换，因为这就是它从西方视角看上去的样子。在西方，礼物和商品之间有很明确的区别（这时候就不坚持“从本地人的视角看问题”原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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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莫斯来说，“没有礼物是免费的”这一看似不浪漫和冷酷的结论，更多地与现代西方坚持试图将某些类型的交流或关系与其他类型的隔离开来有关。再重复一遍，爱情是非卖品。莫斯对此的回答很可能是：爱情当然是非卖品。那些番薯也是非卖品。如果我们看一下从特罗布里恩德岛民、毛利人或夸扣特尔人（Kwakiutl）那里获得的证据，我们会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思考起始点。两种交换（爱情和番薯，如果我们拿特罗布里恩德岛民来举例的话）中都同时具有私人和客观，自由和约束，与个人的关切紧密相连的和只是例行公事的成分。莫斯想要从礼物类别中挽救的是一种经济和社会模式，这种模式基于对联结性纽带的承认。他认为，交换的核心应该始终关于团结，关于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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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是”这个表述是我说的，但它传达了莫斯写作的核心意图。莫斯比大多数人类学家都更致力于强调他的工作中暗含的道德结论。莫斯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一直以来他的榜样都激励着人类学领域其他有着强烈政治信念的研究者——不仅是其他社会主义者，还有无政府主义者、虔诚的天主教徒，甚至还有一两位积习难改的赌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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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为莫斯关于团结和联系的观点提供支持的是，他对毛利语“hau”的分析。如上所述，“hau”的意思近似于“礼物的灵力”或“事物的灵力”。这个概念对于莫斯来说很重要，因为它捕捉到了毛利人是多么深刻地理解了“任何被赠与的物品，都必然包含赠与者的一部分在里面”这件事。“因此，把礼物送给某人就等于把自己的一部分送给了对方。”9莫斯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感到有义务回报；他用一种对我们来说似乎很奇怪的方式回答了这一问题，他说这份礼物渴望被归还给它的赠与者，它的主人。莫斯认为，我们在库拉圈中看到了类似的逻辑在起作用。库拉宝物与它们的主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被认为是有自己的身世和历史的；正是这些身世和历史强化了它们的情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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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你停下来想一想，这与西方文化中人与物件相联系的历史并无区别。我们生活中那些特别的东西——无论是牛、祖母的银胸针，还是我们亲手编织的围巾——都带有或包含着一些属于我们个人的东西。我们拒绝出售它们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正源于此。我们拒绝像对待从商店里买来的面包一样对待它们。当然，面包的制作者，特别如果她是个小批量生产手工面包的手艺人的话，很可能也会觉得面包里有她自己的一部分。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为面包支付一部分溢价，因为我们本质上是在购买某个人的技能。事实上，这就是高端品牌和高定产品的意义所在。理论上，这与莫斯所说的毛利人中的“hau”也没有多大的不同。[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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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莫斯没有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描述它，但他论述的基本原则与卡尔·马克思在他关于劳动异化的著作中所描绘的图景相关。马克思在他对工业革命的评述中指出，工厂的工人实质上放弃了他们与所生产产品的个人联系。工厂的老板说：“这个东西是你为我做的。我拥有它，我要卖掉它。作为回报，我给你六便士。”而这就是异化的基本概念，其观念前提是，当我们的劳动成果被货币化时，我们就失去了某种关于“我是谁”的、宝贵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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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礼物》中莫斯通过追溯人与物之间分离的经过，对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冷酷”和“残忍”运作方式以及支撑这一制度的法律体系进行了公开批评。他从不回避给出道德结论。而且他也不认为事情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幸运的是，并不是所有的事物都完全按照买卖来分类。事物在贪欲（venal）价值之外仍然具有情感价值”。10“贪欲”是一个很重的词。虽然它的直接含义是腐化、道德败坏，但它也具有“可购买”或“可销售的”这类意思。于是金钱便进入了关于价值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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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钱、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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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长期以来一直对金钱感兴趣。凯瑟琳·扎罗姆对期货交易员的研究只是其中的冰山一角。如果我们回顾这门学科的发展史，以及在它于19世纪中叶问世之后世界事务的整体进程的话，这种兴趣就非常容易理解了。在那个时代，商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传播，往往首先沿着殖民扩张的进程和路线。在许多地方，这意味着在尚未出现货币体系的地方引入它。在另一些地方，这意味着改变了当地基于贝壳、珠子或其他通货的贸易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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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莱索托为例。詹姆斯·弗格森在上世纪80年代认识的巴索托人的曾曾曾曾祖父母辈生活的世界里没有金钱，没有南非矿山的工作机会，也没有售卖肥皂、沙丁鱼罐头和可口可乐的本地小店。就业机会和沙丁鱼是“现代世界市场”的一部分。是金钱让这个市场成为可能。作为文化变革的重要催化剂，金钱自然成为人类学关注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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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金钱最常见的人类学观察之一，是它可以如何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关系。再一次，我们从弗格森的例子中得到启发，因为牛的神秘性与劳工移民的实践紧密相关，还与夫妻如何协商家庭现金的使用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许多情况下，这都是因为货币——以现金的形式出现——是一种不带个人色彩的交换和交易媒介。我们可以说，它缺乏灵力，没有“h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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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显然非常有用。它使得无数种交易变得快速和高效。当你买那块面包时，你并不想参加一个冗长的仪式，也不需要为了它而付出你自己的一部分（我们已经讨论过手工烘焙师们所付出的东西，但那是更大的价值等式的一部分）。此外，你可以用同一张5英镑的钞票来买面包、果冻豆、阿司匹林、13安培的保险丝、草籽或公共汽车票（当然购票最好使用零钱！）。虽然你很乐意使用这5英镑的钞票，但你一点都不想知道，在它来到你手上之前那47个曾经拥有过它的人都拿它做了些什么。[20]钞票上不会留下有关这47个人的任何东西。这也正是为什么有人购买一些非法的东西，或在“桌子底下”交易时，都使用现金。它的这种非个人且匿名的特点非常有用。一个人不应该用信用卡购买可卡因。如果一个人想欺骗税务机关，也不应该留下银行对账单或收据等书面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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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换和社会关系的构建中，货币的其他特征也很重要。首先，它的面值是被确切指定的。英格兰银行绝不会在它发行的纸币上写：“这多少值些钱。”另外这些面值是普遍适用的；它们可以用来标记事物的货币价值，如一个扳手（2.50英镑）和一辆梅赛德斯——奔驰汽车（43，000英镑）。这种定价的能力使得一切事物的价值都可以互相通约了，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所以如果你拥有17200个扳手，就相当于拥有了一辆梅赛德斯——奔驰汽车。你可以看出为什么只说它们理论上是一样的；但这种“理论上”的可通约性正说明了为何货币在帮助构建价值体系上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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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上看，金钱的这些特征——它的非个人性和普世性——至少在关系到某种特定文化的生存方面，似乎注定要酿成灾难。事实上，许多关于金钱的困难挣扎恰恰属于这种类型——我们可以称之为巴索托类型——在这种类型中，这种特殊的交换媒介和价值单位带来了通过把一切都纳入金钱体系从而抹去原有生活方式的特殊之处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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