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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澄清的是，莫斯并不是只想谈论这个意义上的“礼物”，他所想到的也不只是圣诞节、光明节、生日或婚礼上收到的那些礼物。这些最常见的礼物只是整体图景的一部分：表示私人关系的赠与。同一个论点也被适用于库拉圈，莫斯觉得马林诺夫斯基把它当作一种特殊的礼物交换，因为这就是它从西方视角看上去的样子。在西方，礼物和商品之间有很明确的区别（这时候就不坚持“从本地人的视角看问题”原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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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莫斯来说，“没有礼物是免费的”这一看似不浪漫和冷酷的结论，更多地与现代西方坚持试图将某些类型的交流或关系与其他类型的隔离开来有关。再重复一遍，爱情是非卖品。莫斯对此的回答很可能是：爱情当然是非卖品。那些番薯也是非卖品。如果我们看一下从特罗布里恩德岛民、毛利人或夸扣特尔人（Kwakiutl）那里获得的证据，我们会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思考起始点。两种交换（爱情和番薯，如果我们拿特罗布里恩德岛民来举例的话）中都同时具有私人和客观，自由和约束，与个人的关切紧密相连的和只是例行公事的成分。莫斯想要从礼物类别中挽救的是一种经济和社会模式，这种模式基于对联结性纽带的承认。他认为，交换的核心应该始终关于团结，关于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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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是”这个表述是我说的，但它传达了莫斯写作的核心意图。莫斯比大多数人类学家都更致力于强调他的工作中暗含的道德结论。莫斯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一直以来他的榜样都激励着人类学领域其他有着强烈政治信念的研究者——不仅是其他社会主义者，还有无政府主义者、虔诚的天主教徒，甚至还有一两位积习难改的赌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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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为莫斯关于团结和联系的观点提供支持的是，他对毛利语“hau”的分析。如上所述，“hau”的意思近似于“礼物的灵力”或“事物的灵力”。这个概念对于莫斯来说很重要，因为它捕捉到了毛利人是多么深刻地理解了“任何被赠与的物品，都必然包含赠与者的一部分在里面”这件事。“因此，把礼物送给某人就等于把自己的一部分送给了对方。”9莫斯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感到有义务回报；他用一种对我们来说似乎很奇怪的方式回答了这一问题，他说这份礼物渴望被归还给它的赠与者，它的主人。莫斯认为，我们在库拉圈中看到了类似的逻辑在起作用。库拉宝物与它们的主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被认为是有自己的身世和历史的；正是这些身世和历史强化了它们的情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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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你停下来想一想，这与西方文化中人与物件相联系的历史并无区别。我们生活中那些特别的东西——无论是牛、祖母的银胸针，还是我们亲手编织的围巾——都带有或包含着一些属于我们个人的东西。我们拒绝出售它们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正源于此。我们拒绝像对待从商店里买来的面包一样对待它们。当然，面包的制作者，特别如果她是个小批量生产手工面包的手艺人的话，很可能也会觉得面包里有她自己的一部分。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为面包支付一部分溢价，因为我们本质上是在购买某个人的技能。事实上，这就是高端品牌和高定产品的意义所在。理论上，这与莫斯所说的毛利人中的“hau”也没有多大的不同。[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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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莫斯没有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描述它，但他论述的基本原则与卡尔·马克思在他关于劳动异化的著作中所描绘的图景相关。马克思在他对工业革命的评述中指出，工厂的工人实质上放弃了他们与所生产产品的个人联系。工厂的老板说：“这个东西是你为我做的。我拥有它，我要卖掉它。作为回报，我给你六便士。”而这就是异化的基本概念，其观念前提是，当我们的劳动成果被货币化时，我们就失去了某种关于“我是谁”的、宝贵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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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礼物》中莫斯通过追溯人与物之间分离的经过，对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冷酷”和“残忍”运作方式以及支撑这一制度的法律体系进行了公开批评。他从不回避给出道德结论。而且他也不认为事情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幸运的是，并不是所有的事物都完全按照买卖来分类。事物在贪欲（venal）价值之外仍然具有情感价值”。10“贪欲”是一个很重的词。虽然它的直接含义是腐化、道德败坏，但它也具有“可购买”或“可销售的”这类意思。于是金钱便进入了关于价值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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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钱、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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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长期以来一直对金钱感兴趣。凯瑟琳·扎罗姆对期货交易员的研究只是其中的冰山一角。如果我们回顾这门学科的发展史，以及在它于19世纪中叶问世之后世界事务的整体进程的话，这种兴趣就非常容易理解了。在那个时代，商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传播，往往首先沿着殖民扩张的进程和路线。在许多地方，这意味着在尚未出现货币体系的地方引入它。在另一些地方，这意味着改变了当地基于贝壳、珠子或其他通货的贸易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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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莱索托为例。詹姆斯·弗格森在上世纪80年代认识的巴索托人的曾曾曾曾祖父母辈生活的世界里没有金钱，没有南非矿山的工作机会，也没有售卖肥皂、沙丁鱼罐头和可口可乐的本地小店。就业机会和沙丁鱼是“现代世界市场”的一部分。是金钱让这个市场成为可能。作为文化变革的重要催化剂，金钱自然成为人类学关注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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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金钱最常见的人类学观察之一，是它可以如何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关系。再一次，我们从弗格森的例子中得到启发，因为牛的神秘性与劳工移民的实践紧密相关，还与夫妻如何协商家庭现金的使用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许多情况下，这都是因为货币——以现金的形式出现——是一种不带个人色彩的交换和交易媒介。我们可以说，它缺乏灵力，没有“h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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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显然非常有用。它使得无数种交易变得快速和高效。当你买那块面包时，你并不想参加一个冗长的仪式，也不需要为了它而付出你自己的一部分（我们已经讨论过手工烘焙师们所付出的东西，但那是更大的价值等式的一部分）。此外，你可以用同一张5英镑的钞票来买面包、果冻豆、阿司匹林、13安培的保险丝、草籽或公共汽车票（当然购票最好使用零钱！）。虽然你很乐意使用这5英镑的钞票，但你一点都不想知道，在它来到你手上之前那47个曾经拥有过它的人都拿它做了些什么。[20]钞票上不会留下有关这47个人的任何东西。这也正是为什么有人购买一些非法的东西，或在“桌子底下”交易时，都使用现金。它的这种非个人且匿名的特点非常有用。一个人不应该用信用卡购买可卡因。如果一个人想欺骗税务机关，也不应该留下银行对账单或收据等书面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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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换和社会关系的构建中，货币的其他特征也很重要。首先，它的面值是被确切指定的。英格兰银行绝不会在它发行的纸币上写：“这多少值些钱。”另外这些面值是普遍适用的；它们可以用来标记事物的货币价值，如一个扳手（2.50英镑）和一辆梅赛德斯——奔驰汽车（43，000英镑）。这种定价的能力使得一切事物的价值都可以互相通约了，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所以如果你拥有17200个扳手，就相当于拥有了一辆梅赛德斯——奔驰汽车。你可以看出为什么只说它们理论上是一样的；但这种“理论上”的可通约性正说明了为何货币在帮助构建价值体系上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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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上看，金钱的这些特征——它的非个人性和普世性——至少在关系到某种特定文化的生存方面，似乎注定要酿成灾难。事实上，许多关于金钱的困难挣扎恰恰属于这种类型——我们可以称之为巴索托类型——在这种类型中，这种特殊的交换媒介和价值单位带来了通过把一切都纳入金钱体系从而抹去原有生活方式的特殊之处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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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大多数关于货币的人类学研究都是在特定的背景下进行的，但也有一些关于货币的象征价值和文化联想的重要著作。基思·哈特（Keith Hart）就是其中若干篇的作者。例如，他在某篇经典文章中将普通硬币本身作为一个典型案例来分析。11他说，如果你看看口袋里的硬币，你就会发现它有正面（head）和反面（tail）。我们都知道这一点。正面通常是某人的头像——在英国和英联邦的大部分地区，它是君主的头像；在美国，它是一位总统的头像（或者，在一美元硬币上是苏珊·安东尼[Susan B.Anthony]或萨卡加维亚[Sacagawea]）。这是其价值的象征，也标识其权威的来源：它是发行它的国家的标志，因而也是其最初“流通”的社会舞台。硬币的反面是它的面值：5便士、10便士、5美分、10美分等。哈特的论点是，在当代世界，硬币的正面越来越不重要。人们很容易忘记事物的社会关系一面，忘记这种交换媒介在某个重要的层面上，是与人物和社群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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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币反面的力量着实让人惊讶，至少它占据了我们绝大部分的关注。谁在乎上面有没有君主的头像？你想知道的是它的面额是5、10、20还是50。对于英格兰银行发行的纸币来说，正面印着的符号性人物就更是无关紧要了。所有的纸币上印的都是君主——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21]但上面有时也有其他人的画像，例如亚当·斯密和查尔斯·达尔文。但基本上不会有人注意他们。人们所关注的是一个大大的数字：5，10，20。然而，在象征层面上这些人物不仅代表着国家的伟大，而且代表一个事实，纸币和硬币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我们都相信英格兰银行在理论上承诺向它们的持有人付款，而且是见票即付。正如哈特和其他许多人类学家所指出的那样，金钱是人类信任关系的标识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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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到现代商品交易的其他形式是如何试图消除人的了；就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和伦敦期货交易所而言，用扎罗姆的话说，这完全是在字面意思上通过把交易“从交易所（pits）里拉出来”[22]，然后放到电脑上来实现的。我们从金融界的趋势可以了解到，他们想让交易关系从人—人变成人—物（计算机），最终变成一系列算法。事实上，一些投资者现在使用“算法交易”（algorithmic trading）来做出投资决定；一些小投资者在家里写电脑代码，然后电脑就可以替他们做所有决定，比如决定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卖，等等。这种行为是“做生意不能靠私人感情”这句老话的逻辑延伸——要想在商业上取得成功，你必须有莫斯所描述的那种冷酷的心和冷静的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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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特甚至更戏谑地探讨了这一点，他把话题转到了这种陈词滥调是如何在众多电影中推动了情节发展上。哈特通过分析好莱坞和宝莱坞黑帮电影中的例子，提出了他所谓的“杀手的困境”12。我们都熟知这样的场景。杀手举枪瞄准他的受害者。开枪之前，他会说：“不要把这当成私人恩怨，这只是生意！”砰！砰！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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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也有作为人的良知，而他就要结束某人的生命了。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所处的文化决定了私人与非私人领域之间必须有所区分。“因此在一个层面上，问题在于该如何排列生活和观念两者的优先级。因为这种对峙是鲜活发生的，因此已经进入私人的范畴，杀手必须警告他的受害者（或者还有他自己）不要作私人化的理解。似乎私人和非私人这两个范畴在实践中很难区分。我们的语言和文化长期以来一直试图在社会生活中将这两个领域完全分开。”13金钱迫使我们面对这一分离产生的问题，无论对富人还是穷人都是如此。于是我们就来到了另一个关键的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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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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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在津巴布韦做田野调查时，那里的年轻男性和他们的父母常常担心彩礼（通常被称为lobola）的花销。我在奇文希的朋友菲利普到了25岁左右还没有结婚，这被认为不是好事（在一代人以前这几乎是闻所未闻的）。但他的家庭根本没有足够的资源来支付彩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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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可能这种担忧多年来始终存在，但在20世纪90年代，由于家庭对彩礼的期望发生了变化，这种矛盾变得越来越严重。报纸上偶尔会有一些报道，描述一些新娘父母的胃口是多么难以满足：牛不管用了；他们现在想要现金、手机，有时甚至是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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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能会引发很多苦恼和抱怨，尽管大多数人坚称“传统”远未消亡，而且这些故事肯定被夸大了。无论如何，一些津巴布韦人对婚姻市场上要价的升高感到不知所措。一位好朋友向我解释说，反正实际上lobola从来都不需要被全额支付；一个家庭可能会设定一个价格，但他们并不期望会得到全部这么多钱，实际上，他们并不希望这笔彩礼被完全付清。如果对方马上掏出这么多钱付给他们，会被视为敌意或蔑视的标志。你为什么要割断联结的纽带？这是一种切断社会关系的行为。这是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这类习俗的一个共同点：债务可以具有积极的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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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现在在非洲南部许多地方都看到牛的神秘性正在面临种种挑战。商品文化的兴起和生活的货币化使牛的特殊价值黯然失色。一位研究祖鲁人的人类学家克里斯汀·耶斯克（Christine Jeske）解释说，小汽车已经开始获得自己的神秘性；她认识的年轻男女把一辆汽车，而不是一个装满牛的围栏看作成功的标志。14此外，这是一种不同的成功，它不是建立在牛创造的相互关系基础上，而是一种个体化、原子化的成功，它更能抵抗家庭和邻居的要求。一个年轻人曾对她说过：“哦，天哪！哦！小汽车就是一切！它是一切，一切，一切，一切！”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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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评估与弗格森1983年的发现相差甚远，但与耶斯克研究的结果相差不多。然而，与许多津巴布韦人告诉我的相一致，耶斯克也发现了牛在某些领域的顽强生命力；她表示，汽车并不会在人生的重大事件，比如婚姻中占据显著地位。即使是最狂热的汽车爱好者，似乎也不会认为这种商品适合作为彩礼。“汽车这种商品与现金相关，而不与参与受社区和家庭认可的社会进程相关。”16然而，在夸祖鲁——纳塔尔省（KwaZulu-Natal，耶斯克进行研究的南非省份），人们也看到了结婚率的显著下降：自1970年以来，结婚率已经下降了20%。17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市场经济重新塑造了传统习俗的形态（即使是在已经完全现代化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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