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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到现代商品交易的其他形式是如何试图消除人的了；就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和伦敦期货交易所而言，用扎罗姆的话说，这完全是在字面意思上通过把交易“从交易所（pits）里拉出来”[22]，然后放到电脑上来实现的。我们从金融界的趋势可以了解到，他们想让交易关系从人—人变成人—物（计算机），最终变成一系列算法。事实上，一些投资者现在使用“算法交易”（algorithmic trading）来做出投资决定；一些小投资者在家里写电脑代码，然后电脑就可以替他们做所有决定，比如决定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卖，等等。这种行为是“做生意不能靠私人感情”这句老话的逻辑延伸——要想在商业上取得成功，你必须有莫斯所描述的那种冷酷的心和冷静的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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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特甚至更戏谑地探讨了这一点，他把话题转到了这种陈词滥调是如何在众多电影中推动了情节发展上。哈特通过分析好莱坞和宝莱坞黑帮电影中的例子，提出了他所谓的“杀手的困境”12。我们都熟知这样的场景。杀手举枪瞄准他的受害者。开枪之前，他会说：“不要把这当成私人恩怨，这只是生意！”砰！砰！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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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也有作为人的良知，而他就要结束某人的生命了。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所处的文化决定了私人与非私人领域之间必须有所区分。“因此在一个层面上，问题在于该如何排列生活和观念两者的优先级。因为这种对峙是鲜活发生的，因此已经进入私人的范畴，杀手必须警告他的受害者（或者还有他自己）不要作私人化的理解。似乎私人和非私人这两个范畴在实践中很难区分。我们的语言和文化长期以来一直试图在社会生活中将这两个领域完全分开。”13金钱迫使我们面对这一分离产生的问题，无论对富人还是穷人都是如此。于是我们就来到了另一个关键的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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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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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在津巴布韦做田野调查时，那里的年轻男性和他们的父母常常担心彩礼（通常被称为lobola）的花销。我在奇文希的朋友菲利普到了25岁左右还没有结婚，这被认为不是好事（在一代人以前这几乎是闻所未闻的）。但他的家庭根本没有足够的资源来支付彩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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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可能这种担忧多年来始终存在，但在20世纪90年代，由于家庭对彩礼的期望发生了变化，这种矛盾变得越来越严重。报纸上偶尔会有一些报道，描述一些新娘父母的胃口是多么难以满足：牛不管用了；他们现在想要现金、手机，有时甚至是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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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能会引发很多苦恼和抱怨，尽管大多数人坚称“传统”远未消亡，而且这些故事肯定被夸大了。无论如何，一些津巴布韦人对婚姻市场上要价的升高感到不知所措。一位好朋友向我解释说，反正实际上lobola从来都不需要被全额支付；一个家庭可能会设定一个价格，但他们并不期望会得到全部这么多钱，实际上，他们并不希望这笔彩礼被完全付清。如果对方马上掏出这么多钱付给他们，会被视为敌意或蔑视的标志。你为什么要割断联结的纽带？这是一种切断社会关系的行为。这是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这类习俗的一个共同点：债务可以具有积极的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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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现在在非洲南部许多地方都看到牛的神秘性正在面临种种挑战。商品文化的兴起和生活的货币化使牛的特殊价值黯然失色。一位研究祖鲁人的人类学家克里斯汀·耶斯克（Christine Jeske）解释说，小汽车已经开始获得自己的神秘性；她认识的年轻男女把一辆汽车，而不是一个装满牛的围栏看作成功的标志。14此外，这是一种不同的成功，它不是建立在牛创造的相互关系基础上，而是一种个体化、原子化的成功，它更能抵抗家庭和邻居的要求。一个年轻人曾对她说过：“哦，天哪！哦！小汽车就是一切！它是一切，一切，一切，一切！”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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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评估与弗格森1983年的发现相差甚远，但与耶斯克研究的结果相差不多。然而，与许多津巴布韦人告诉我的相一致，耶斯克也发现了牛在某些领域的顽强生命力；她表示，汽车并不会在人生的重大事件，比如婚姻中占据显著地位。即使是最狂热的汽车爱好者，似乎也不会认为这种商品适合作为彩礼。“汽车这种商品与现金相关，而不与参与受社区和家庭认可的社会进程相关。”16然而，在夸祖鲁——纳塔尔省（KwaZulu-Natal，耶斯克进行研究的南非省份），人们也看到了结婚率的显著下降：自1970年以来，结婚率已经下降了20%。17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市场经济重新塑造了传统习俗的形态（即使是在已经完全现代化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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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隔离政权的垮台本应为南非人带来新的经济机会。例如，黑人中产阶级的崛起就是一个标志性的愿景。然而，现实却给人泼了一盆冷水，因为并没有出现这样一个主要阶层。而那些爬上成功阶梯的人也付出了代价，他们经常会欠下银行和小额贷款机构的巨额债务。彩礼也在这些变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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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博拉·詹姆斯（Deborah James）从更广阔的角度看待南非当前的经济和社会气候。她写道，随着黑人开始渴望成功，南非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18在彩礼（更广泛地说，婚姻）方面，严峻的经济状况，以及礼品经济和资助——救济纽带的衰退，让一些中产阶级职业人士和野心勃勃的人对“攀登”社会阶梯的行为产生了矛盾的情绪。家庭往往仍然坚持将支付彩礼（包括牛）作为婚姻契约的一部分，这可能导致年轻男子不得不为此举债。这种做法进一步搅乱了现代商品文化与传统习俗之间的联系，使“传统习俗”在这个正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世界中占有一席之地的想法更难维持。我们可以说，以牛为载体的“好”债务正被以钱为载体的“坏”债务所取代。为此感到忧心的不止年轻男性；詹姆斯在她的研究中讲了一个年轻女人的故事，她逃避结婚，因为她不想同婚后第一天就欠了银行和她父母钱的丈夫一同迈入婚姻生活。“于是，浮现出来的现代（彩礼）场景，无论它的本意是想确立什么样的长期道德纽带，都同时包含了相当大的经济上的限制。”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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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债务与坏的债务是人类学价值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有数十项研究成果，比如詹姆斯和耶斯克的研究，分别追踪了不同价值体系——我们可以说是经济价值体系和文化价值体系——发生冲突和得到重新配置的方式。这些进程正在世界各地发生，从南非到蒙古。它们是马林诺夫斯基和莫斯试图解决的相同问题的一份当下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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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格雷伯是人类学界最重要的思考价值概念的理论家之一。他认为，债务在阐明我们的经济事务与道德生活之间的联系方面特别有用。正如我们所见，在莫斯的传统中，所有的市场都是道德的——并且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道德都被市场化了——格雷伯把他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投入到了对这一点的探索中。在田野工作中，他首先从地方层面上研究了马达加斯加的政治和权威，探究了一个高地村庄里人民的生活，其中一些人是贵族后裔，另一些人是奴隶的后代。20这一案例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发现了在此前的几十年里（在格雷伯到来之前），奴隶的后代是如何篡夺对大部分土地的权利，并声称可以驾驭超自然的力量来源的。虽然这一早期的民族志著作没有明确以债务作为其理论框架，但它预示了格雷伯后来对债务、价值、道德和权威的许多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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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思考在他2011年出版的著作《债：第一个五千年》（Debt: The First 5，000 Years）中得到了全面的表述，这是几十年来人类学界最接近畅销书的作品。《债》不是一本民族志，但它利用了民族志记录，同时结合历史、经济学和个人思考——从威斯敏斯特夏季派对上的闲聊到马达加斯加集市上购买毛衣的复杂过程——来探索和挑战关于交换和经济关系本质的一些长期存在的迷思。21格雷伯的一个主要论点强调了我们在本章中探讨过的一些东西：从互惠角度看待每一次交换，使我们对人类社会关系的理解变得贫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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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认为互惠就是完全的和最终的，那确实会产生这样的结果。正如我们已经讨论过的，今天用钱买一条面包的好处之一是，我们不需要关心收银员明天是否幸福和健康。但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完全和最终的交换既不被保证也不被期待；换句话说，存在各种各样的交换，有时我们所渴望的是债务——也就是说，我们渴望建立或促进社会关系和社会联结。从某种意义上说，格雷伯认为，这意味着“交换”这个词用在正在发生的事情上是不恰当的，因为我们倾向于把交换看作“只关于双方价值的对等”——可以把不同的事物相互抵消。22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彩礼这笔“债务”从来不会被完全偿还，也解释了为什么它经常是用牛而不是现金来交易的；现金作为一种结算方式太清楚明白了。它太精确，太不具个人色彩了。这也是库拉圈中的交换以这种形式进行的原因——物品总是在流通之中的，它们的个体价值从未被公开质疑；它们交换的时间点错开了，即使只是象征性地延迟几分钟。而且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还在继续传唱《爱是非卖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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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像人类学家一样思考 第五章 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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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考虑的所有这些概念中，血统（Blood）有一些特别之处。这是唯一一项你实实在在拥有的东西。与“血”相比，文化、权威或理性在哪里？真的，看在上帝的分上，你要到哪里去找“h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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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统的真实性对人类学研究既是好事，也是坏事。一方面，它提供了一套共同的、甚至可能是普世的性质，永远提醒着我们人类的体质组成。另一方面，这些共性容易导致我们无法更深入透彻地思考自身的组成和关联所具有的文化面向。血统的真实性往往会让我们在定义彼此之间的联系时变得过于自信和专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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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年，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出版了《人类家族的血缘和亲缘制度》（Systems of Consanguinity and Affinity of the Human Family）。这是亲属关系研究的奠基性著作，至今仍因其成就而广受赞誉。的确，摩尔根在研究中使用了社会进化论的方法，我们已经讨论了此方法在科学和道德上的局限性。但他在亲属称谓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尤其是在美洲原住民中的研究，为理解作为一种观念体系的亲属称谓系统提供了一个模板。事实上摩尔根的数据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深度和广度：他确实为这一领域之后的工作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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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尔根的关注焦点，换种方式概括来说就是“血缘和婚姻制度”，也就是血亲和姻亲的意思。血缘在他的亲属关系研究中占据了首要地位，这本书在实际意涵和比喻层面都处处体现出对血缘的关注。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他把家庭称为“一个血族”（a community of bloo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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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种强调，激起了大卫·施奈德（David Schneider）的兴趣和愤怒。他是摩尔根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之一。20世纪60年代，大卫·施奈德出版了一本题为《美国的亲属关系：一种文化叙述》（American Kinship: A Cultural Account）的小书，旨在驳斥摩尔根的论点。2虽然距施奈德的观点发表已过去了半个世纪，但在许多方面，他强调的内容在今天依然没有过时——不仅在美国，而且在任何我们发现亲属关系的概念以生物学和自然为基础，同时又处在更广泛的“现代性”框架内的地方。如施奈德所说，美国人认为“血缘关系”是根本的和永恒的：祖父母、姨妈、叔叔和表亲等等。[23]美国人也强调血缘和基因之间的联系；当解释某些行为或个性特征时，他们会说这“流淌在我的血液里”。虽然这是一种隐喻性的表述，但它往往带有字面意义的力量。毫无疑问，它已经失去了那种新奇的比喻所具有的跳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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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的情境里，亲属关系不仅限于血缘关系；和大多数其他地方一样，它们也可以通过婚姻形成。但婚姻关系是主观的和可解除的，而血缘关系不是，并且它们更一般性地界定了亲属概念的范围。当我们谈到“继兄弟”时，我们说的是，这里的兄弟之间没有血缘关系。当我们谈到“半姐/半妹”时，我们说的是两姐妹有一个共同的父/母，她们是“同父异母/同母异父”的姐妹。血缘是身份认同的终极形式，所有的其他关系都要根据它来分类。施奈德甚至一度说过，在美国文化中，血缘关系呈现出“近乎神秘”的一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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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施奈德的分析中，这种文化体系最显著的方面是生物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等级。生物学——血缘——总是最真实的，是其他关系的基础，而如继兄弟姐妹和亲家关系等则要排到后面，更不用说教父教母或结拜兄弟了。[24]在这个“美国体系”，或者我提议我们可以更一般性地称之为“现代观点”中，亲缘关系和生物学在某一点上趋于一致。亲属关系实际上是关于生物学和生育事实的。亲属制度的术语总是要由生物学来规定。对施奈德来说，这就是摩尔根的人类学和美洲原住民民俗的相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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