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0167030
2011年缪格勒回到云南后，他发现情况已经截然不同了。哀歌仍然很受欢迎和重视，但其目的和重点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与阎云翔在这个国家的另一端发现的情况类似，缪格勒在他对中国西南部的研究中，也谈到了国家层面的经济改革和全球化动态共同塑造的对现代化的渴望如何将个体推到了首位。现在，哀歌很大程度是关于个人的，关注死者的性格、特定的记忆和塑造了他生活的事件，这反映了彝族人追求现代性的努力。对哀歌的审美也改变了。现在，一场表演是否出色不是以技术能力，而是以情感的真挚程度来评判的。在21世纪，使这些仪式具有效力的是真情实感，而不是形式上的技艺娴熟。
1700167031
1700167032
仪式和权威，或仪式中的权威
1700167033
1700167034
这里我们最好停下来考虑一些仪式的基本要素。人类学家喜欢研究仪式，因为他们倾向于认为仪式包含了对他们正在探索的更广阔领域的基本指引。破解了仪式也就破解了文化。诚然，并非所有人类学家都这样认为，但许多人确实这样认为。不过，我想把这些仪式研究归为一类，并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它们能告诉我们哪些关于权威如何运作的东西上。12
1700167035
1700167036
仪式通常包含盛大的景观或表演。有些仪式比另一些更丰富多彩、香气四溢和吵闹，但所有仪式都有一些将其与日常生活状态区分开来的特点。这种戏剧性质是许多人类学家都评论过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提出了关于权威的问题。在仪式中，由谁——或者什么——发号施令？又是为了什么目的？
1700167037
1700167038
在如何回答这些问题上，还没有一个共识。广义地说，每个人类学家都落在一条观念光谱的某个点上。位于光谱一极的观点认为，仪式完全是关于权威的：它是传统的一种工具，是权力机构用来使人民变得循规蹈矩的手段。另一极上的观点则是，仪式使人类能动性成为可能——它是人类创造力和批判的载体，是实现真正变革的手段，是表达真正观点的工具。
1700167039
1700167040
大多数人类学家能达成共识的是仪式本身的特性：它的“异质性”。看到一个仪式时，你马上就能意识到这是一个仪式。人们在做一些不寻常的事情，比如跳舞或大哭。或者他们用不寻常的方式做一些普通的事情，比如用格外抑扬顿挫的声音说话，或者四肢着地来回移动。仪式还常常以人们身穿什么（或什么都不穿）为标志：特殊的服装、浓妆和颜料、昂贵且往往不实用的头饰、面具或珠宝。
1700167041
1700167042
就文化交流而言，仪式角色的这些方面传达的是一个更高级别的信息：“这里发生的事情告诉了我们一些关于事物之秩序的重要信息。”换句话说，如果你想理解仪式的“意义”，就不要只关注人们所说的话或所做的事，也要关注他们是怎么说和做的。
1700167043
1700167044
不难理解这样一种观点，即仪式完全是关于权威，关于如何让人们各安其位。当你参与一个仪式时，你常常会感觉到传统压下来的重量，关于你的个体存在的事实——思想、感觉和观点——被所有这些集体要求所遮蔽了。当然，对许多人来说，这种感觉才是有价值的，感到自己成了更宏大的事物的一部分，甚至比生命还要宏大。但如果你曾经（1）参加过英国圣公会的礼拜仪式，或者（2）在体育赛会中唱国歌，而你（1）不是基督徒，或者（2）不是民族主义者或爱国主义者，你很可能会对自己说：等等，（1）这不是我会做的事，但我却在这里，赞颂上帝道“阿门，上帝怜悯我们”；或者等等，（2）我不确定我认同“上帝保佑女王”这句副歌，或者歌词里关于“自由之地和勇敢者之家”的说法。
1700167045
1700167046
仪式施加这种权威的一种方式——它规训参与者的一种方式——恰恰是使用固定的剧本：正式的祷文、礼拜仪式和国歌等等。莫里斯·布洛克（Maurice Bloch）是这一传统中最著名的仪式理论家之一，他以一种令人难忘的方式阐述了这一点：“你不能和一首歌争论。”13
1700167047
1700167048
然而，这种固定的剧本，以及固定的动作套路——跪在祭坛前，做纳马斯卡拉（Namaskara）或曰合十礼（Namaste，印度教中对地位高于自己者所行的礼）的手势，在新娘和新郎走出教堂时向他们扔大米——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功能：它将行动本身的权威置于执行行动的人之外。在一项仪式中，你不能在行动过程之中产生什么新的主意。当人类学家问仪式参与者为什么要做某事时——你为什么要在自己胸前连画三次十字？萨满的脸为什么涂成白色？男孩们为什么要被隔离三天？——答案通常是“因为事情就是这么办的”。或者更干脆地说：“我不知道”，或者“哦，这你得问问萨满”。人类学家似乎不能不问这类问题，尽管答案几乎毫无用处——它只是再次证实了，正在发生的是一种仪式，而其“作者”已经消失在权威的迷雾中。布洛克称之为仪式性的“顺从”（deference）。14
1700167049
1700167050
让我们想想英国圣公会的礼拜仪式。看看礼拜仪式的规程。它没有署名。这规程是谁写的？谁是这件事上的权威？不是牧师。站在会众面前的牧师只是一个人。一个训练有素的人，没错，一个被正式按立的，甚至很可能是个虔诚的牧师。但你不会看着他或她，就把他们所说的话当作他们的话。牧师若说：“那个，在我个人看来，耶和华是全能的上帝。”会众就跑光了。话语的权威超越了任何一个人，这赋予了它永恒或超越性的品质。仪式越是依赖于其永恒性，或表达超越当下的东西，它就变得越有权威。
1700167051
1700167052
重复也可以起到这种作用。这并不是在说，你说的次数越多，一件事越有可能实现（尽管我们经常持有这种观点）。重复在话语本身和讲话者之间制造了距离。在一个重要的意义上，它使词语“客观化”了，从而不受个人的动机和意见影响。仪式行为也是如此。仪式往往涉及一系列重复的行为。在某些情况下，人们认为仪式的成功取决于这些行为的正确执行——不一定是真诚地执行，甚至不一定是怀着信仰地执行。这种重复的一个效果就是让执行这些仪式的人或人群的能动性变得不那么重要，甚至旨在再生产更广阔的宇宙秩序或等级。
1700167053
1700167054
权威与稳定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许多仪式的目的是维持现状——同样，通常是通过一系列充满象征意义的有序的重复序列来再生产现状。例如，这往往是葬礼和殓房仪式的重点。死亡是对社群的破坏，是在社会结构上撕开了一个口子。而葬礼就是修补这一撕裂的行为的一部分，不仅因为它具有疗愈的价值，而且作为一种象征性的手法，它能表明生命如何战胜死亡。葬礼中所使用的意象往往关于生命的再生：充满重生、重新生长和复兴的象征符号。15食物、酒精和复制品是这套意象系统的主要内容。此外，由于葬礼和殓房仪式往往遵循一种共同的流程，它们的每次操演都起到了暗示社会秩序稳定性的附加功能。一遍又一遍地执行同样的程序，传达了一种连续性。
1700167055
1700167056
葬礼也是人类学家尤为感兴趣的一种仪式：一种通过仪式（rite of passage）。割礼、婚礼和葬礼都是通过仪式。它们让人发生了地位上的变化：儿童变成成人；未婚变成已婚；活着变成死去。因此，仪式不仅用于维持现状或维护社会秩序的连续性，而且对于改变社会地位，甚至对改变个人或群体的组成也至关重要。
1700167057
1700167058
在一些种类的仪式中（包括许多通过仪式），权威也通过特定的语言使用表达出来。在仪式中，言语可以有使所说的内容成真的力量。想想一些众所周知的例子：“我现在宣布你们结为夫妻”“我在此判处你终身监禁”。在一个更为宽泛（和有争议）的意义上，我们也可以将佛教徒为了达到觉悟而进行的重复诵经囊括在这一范畴里。这些都是言语行为的例子，哲学家约翰·奥斯汀（John Austin）称之为“以言施事力”（illocutionary force）。16奥斯汀的观点在人类学中很受欢迎，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有助于解释语言看似“魔法般”的造成影响的能力，或者说解释了词语何以成为行动。[35]
1700167059
1700167060
这种“魔法”往往位于现代国家权力运作的核心。和我们能够想象的最壮观、最奇异的宗教传统一样，政治也极为依赖仪式。在仪式出错时，我们就能充分地观察到这一点。以巴拉克·奥巴马的首次总统就职典礼为例。在2009年1月他的宣誓就职仪式上，以言施事的力量被凸显出来。奥巴马必须通过宣誓，才能从获选的总统候选人变成总统，仪式由最高法院首席法官主持。仪式中，首席法官宣读誓词时语序略有失误；这使得奥巴马在复述它们时结巴了一下。奥巴马的一些顾问担心这意味着他没能成为真正的总统；而且他们肯定担心奥巴马的政治对手会提出同样的质疑。因此，为了避免争议，白宫律师称之为“出于以防万一的考虑，因为宣誓时有一个词不符合顺序”，在奥巴马就职后的第二天，重新举行了一场宣誓仪式。绝对忠实于程序真的很重要；一切都要各安其位。17
1700167061
1700167062
奥巴马真的必须再次宣誓吗？这里不存在什么“真的”与否，除了人们对其的感知。奥斯汀称之为“确保领悟”（securing uptake）18。换句话说，以言施事的言语行为的权威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被社会承认。
1700167063
1700167064
仪式作为一种特殊的情境和事件，有助于使权威正当化。首席大法官主持的第二次宣誓仪式中并没有正式就职仪式里的那些盛况和典礼——所有那些表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的东西都没有。没有数十万的观众，没有前任总统和政要上台，没有艾瑞沙·弗兰克林（Aretha Franklin）的演唱，也没有马友友演奏大提琴。第二次首席大法官是临时被传唤的，他在晚上7点过后不久就溜进白宫，并迅速重来了一遍。没有盛况，没有典礼。奥巴马甚至没有把手放在《圣经》上。只有一件事非同寻常。首席大法官确实穿上了长袍。他仍然觉得有必要通过那些黑色长袍来表达出他有权力和权威去举行仪式，以及这是一个需要特别关注并具有特殊力量的时刻。
1700167065
1700167066
美国法官的黑色长袍在这里也很能说明问题。因为它们也需要一种“领悟”（uptake）。它们为什么重要？因为我们认为它们是重要的。“因为这是法官穿的。”我们会说。这同样是布洛赫所说的仪式顺从：永恒的传统，以及所有那些。事实上，美国法院系统并没有正式要求法官穿这种长袍。它们是从哪儿来的？似乎没有人确切知道，但有一个说法是，托马斯·杰斐逊曾建议美国法官穿简单的黑色长袍，以区别于英国法官那种更为华丽精致的长袍。19这条建议本身就可以被视作体现了两种对权威的不同理解和态度。在帝国时代的英国，人们格外夸张地强调身份和等级的差异；这支持了等级制度的逻辑，这种逻辑长期以来一直居于英国（和大不列颠）社会和政治的中心。在新美国，我们发现差异的价值得到承认，但根据平等原则，差异在这里被最小化了。只有简单的黑色长袍，所有的法官穿得都一样。
1700167067
1700167068
和一首歌争论
1700167069
1700167070
所以，没错，仪式确实可以有很多规训作用，它们塑造了我们的行为、反应和对更宏大的生命历程的理解。但尽管如此，我们也知道这种正式的、被规定的和特别的行为——仪式——常常也是创造力的源泉。它也能创造新的事物。
1700167071
1700167072
我们已经关注过这方面的一个例子。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对云南传统葬礼的压制并不能阻止人们渴望用某种方式让死亡成为“善终”。和大多数社群一样，彝族人将这种仪式理解为让他们的社会生活得以正常运转的核心。传统被压制，但没有被遗忘，一旦表演的空间被重新打开，人们就会立刻抓住机会。首先，这意味着对形式的忠诚——按照恰当的方式去做。
1700167073
1700167074
我们可以把这种忠诚视为仪式对我们具有控制力的证据——换句话说，它剥夺了我们的能动性、选择和思考。然而，我们也知道，“相同的”仪式在20年前和20年后是完全不同的。在20世纪90年代，哀歌反映了事物的一般秩序：儿童与父母之间的关系是以牢固而通用的语义对句表达出来的；双方为了彼此所承受的痛苦反映了一个无休止的世代循环。彝族人并不哀悼某一位特定的母亲，他们对母职本身感到悲哀。尽管它们仍依赖于许多相同的正式结构和模式，但到2011年，这些哀歌已经慢慢转变，吸收了新的意象，以便更好地反映当地人对个性、个人经历和个人悲伤的真诚性的重新评价。2011年，缪格勒听到的不是抽象的女儿和母亲，而是在临终床榻上饱受折磨的特定母亲的痛苦（“我从头病到脚”）、特定女儿的悲伤（“我对山诉说我的痛苦/山上松林间的风悲伤地回应”），甚至对当下政治的评论（“现在政府政策已经改善了/但母亲却没赶上提供好食物/母亲却没赶上穿好衣服”）。20
1700167075
1700167076
自相矛盾的是，有时恰恰是在看似最受约束的时刻，我们才发现人们运用他们批判的能力和创新的手段。你可以和一首歌辩论，或者至少通过一首歌来辩论。
1700167077
1700167078
授予权威
1700167079
[
上一页 ]
[ :1.70016703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