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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年过去,你的儿子长大了,你开始教他怎么打猎,如何制造简单的工具,很快,他的知识就比你多了。他似乎具有神奇的能力,能预知动物如何出没,所以他成了部落里最受欢迎的人,尽管他行为古怪。15岁他就成了你们那个小部落的首领,在他的带领下,部落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他有很多孩子,他的孩子们也比其他部落的孩子都聪明。几代之后,这个部落的每个人都是他的后代,他成了部落的“图腾祖先”,也就是部落之父。而周围的其他部落,他们不愿意学习有关动物行为的神秘知识,他们使用的工具也没有任何优势,结果是他们或者迁走了,或者遭到那支部落的袭击。袭击者带走了女人,但是男人通常被杀死或赶走。很快,在那个小小的地区,这个部落的成员越来越多。随后,因为分配食物等方面的一些争执,有些年轻人带着他们的配偶离开了,去寻找新的生活之地。此后几千年里,这样的过程一次又一次地发生,但是在那个相对固定的地区,每个男人的祖先都是那个15岁成为首领的聪明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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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所描述的,很可能是6万或7万年前发生在非洲的故事,一个单独的偶然事件改变了人类的进化过程。许多历史事件的发生取决于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和特定的人,“三联律”正是进化的推动力。但事情的发生非如此不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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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回答是我们无从知道。贾德·戴蒙借用20世纪50年代中国开展工业化运动时使用的口号“大跃进”,来形容大约5万到7万年前旧石器时代后期出现的工具制造上的飞跃。正像我们在上一章中谈到的,这些“杀手级的应用”标志着旧时代的结束。在此我们需要做出解释:是什么引起了人类行为的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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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大跃进”理论的坚定支持者,理查德·克林提出了三个引起“大跃进”的重要变化。第一,人类开始使用不同的工具,有效地利用石头和其他材料。第二,首次出现了制造工艺,思想观念上前进了一大步。第三,人类利用食物资源的能力较前有了显著提高。总之,这些变化全部反映在人类的行为变化上,包括DNA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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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这些变化只能发生在旧石器时代后期,因为那时,人们已经能够有效地进行交流。他做出这一推断,是因为在旧石器时代后期现代语言出现了丰富的语法和表达方式。多数人类学家认为,语言能力是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先决条件,复杂的社会体系的形成,肯定是那个时期人们行为变化的结果。克林相信,行为的变化是因为人的大脑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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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观察儿童,我们就能明白这些变化是怎么发生的。20世纪中期,瑞士心理学家简•帕格特研究并列出了正常儿童发育的全过程,包括从物体辨认到逐渐理解物体与物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婴儿最早发展的能力是辨认真实世界的有形体(如瓶子、喋喋不休的人、爸爸的脸),然后通过适应性的行为(如:当我看到爸爸的脸我就会得到一个瓶子,或我看到爸爸的脸就看到了一个喋喋不休的人)建立起一个更复杂的系统。这些听上去很繁琐,但这正是婴儿学习与世界相互反映时所使用的“累试法”,即“尝试一一错误一尝试”的方法,这同样是获得语言能力的基础,而语言正是人类最独特的行为方式。然后幼儿开始牙牙学语,用舌头发出无规则的声音。大约到12个月大,这些咿咿呀呀的声音变成了真实的字。许多心理学家和语言学家认为,幼儿发出的第一个字,如“妈妈”“爸爸”,是最容易学会的一个字,这是由遗传形成的发声腔道所决定的,仿佛真理的种子,这些字几乎存在于所有的语言。但是,美国语言学家莫瑞特•瑞兰认为,这些普遍存在的字,是具有共同起源的人类语言的“进化残余”,它可以追溯到几万年前起源的语言,而不是由解剖学上的发声腔道决定的。在这里,更大的可能性是,这两个特点实际上扮演了同一个角色,也就是说,出现在人类语言中最早的字,是人类的发声器官所决定的最容易发出来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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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牙牙学语,到学会说单个的字,幼儿的词汇量会迅速扩展。在这个时期,最早的2字句出现了,幼儿学会了将不同的字相连接以表示新的意义。我的大女)L叫玛吉,在这个时期,她开始说“玛吉亲”“妈妈抱”这样的句子。之后,大约到2周岁,她的语言能力向前迈出了一大步。正是在这个年龄,大多数儿童开始用3个字组成一个复杂的句子,“玛吉亲爸爸”比“玛吉亲”或“亲爸爸”要复杂得多,因为这里出现了英语和大多数语言都有的主、谓、宾的结构(SVO),或者说,出现了语法。少数语言(如日语、朝鲜语、藏语等)使用主、宾、谓SOV结构(“玛吉爸爸亲”),另外大约15%的语言使用VSO和VOS结构(威尔士语为VSO,马达加斯加语为VOS)。最罕见的是OSV结构,最著名的可能要数《帝国反击战》中友达老师的语言“病自我来了”,它只出现在巴西亚马逊地区的少数语言中。分析这些不同的语法,我们可以看到,在对句子的理解中,字的顺序扮演了关键的角色。正如那句老话,“狗咬人”不足为奇,“人咬狗”才有新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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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从2岁开始涌现的复杂句是掌握语法的结果,自那时起,因为掌握了语法,会产生越来越复杂的句子。只有掌握了语法,才会在语言的能力上出现飞跃,黑猩猩卡兹学习语言的过程可以证实语法在语言能力上的重要性。和18个月大的婴儿一样,对2个字的句子,卡兹能理解并进行广泛的创造,但是他永远掌握不了2岁大幼儿语言中的复杂语法。人类的交流和猿的交流有着本质的区别,是因为人具有能理解语法的大脑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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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说明人类语言的发展过程,让我们在想像中进行一个试验。想像因为意外的事故,你漂流到了一个偏远的小岛上,岛上生活着一个部落,你完全听不懂他们的语言,其中没有任何字和你母语中的相似。现在你要做的,是弄清楚你在哪里,并想办法找到回家的路,你会怎么做呢?首先,你要用你在幼儿时期用过的“累试法”与当地人交流,把名词和动词分开来说,比如,指着一棵树,然后疑问地抬起你的眉毛,因为人类的许多表情有共通性(它们本身很可能是复杂对话形成前的“进化残余”),这样,你很快就会学会足够的单词,用它们你能说出基本的句子,如“我喝”“我吃”等。然后飞跃性的变化就会出现,你不再仅仅使用单个的名词或动词,你学会了用复杂句传递更多的信息。当你最终说出“现在我回家”时,你要恭喜自己终于达到了2岁孩子的会话水平。这时,当地人会做出一个“找到啦!”的反应,然后他们把你带到岛的另一端,在那里你能坐飞机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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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想海上遇难后发生的情节,可以证明语法在人类交流中的作用,也说明了为什么语法的出现是早期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大飞跃。但是,以上的讨论并没有说明为什么会发生这一飞跃。如果横亘在人类和猿的智力鸿沟之间的是造句法,那我们要问,为什么获得这个能力的是我们的祖先,而不是黑猩猩和大猩猩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依然要研究人类的基本行为。苏•莎维奇-波伦这样说过:有限的短暂记忆阻碍了黑猩猩发展复杂语法的能力。为了理解复合句的含义,为了保持句子的完整性,在你读到句子的结束部分时,你必须仍然记着句子的开头。对“人咬狗”这类的句子来说,做到这一点不困难,但在德语过去时态的复合句中,主动动词在句末才会出现,因此阅读时的难度会加大。“有限短暂记忆”是黑猩猩语言能力有限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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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们的表亲,猿类的短暂记忆为什么没有发展呢?原因可能要归结于他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猿类亲戚都生活在森林里,或至少是有树的地方,而我们的祖先在几百万年前就不得不放弃了树上的生活。南方猿会直立行走,而只有在没有树的环境里才会产生这样的进化结果。因为非洲独特的生态系统―广阔的草原紧邻森林,对灵长类的动物来说,由生活在树上转变为生活在地上,这里是一个再理想不过的环境。从树上走下来,这是一个巨大的飞跃,正是它拉响了进化的汽笛,促进了语言中语法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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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多数人类学家都接受这个观点:在形成较高的心智能力之前,原始人类已经是直立行走了。正像雷蒙•达特的陶恩男孩一样,最早的原始人类的头颅形状与猿类的相差无几,尽管他们的骨骼已经显示出向两足发展的趋势。在没有树的环境里,两足类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增加身体高度(看得更远)、移动更快、能使用工具等。这些在以攀登为基本移动方式的森林里,都不成其为优势,正如谚语所说:需要是发明之母―在进化的过程中同样如此。但是,最初是什么驱使我们的祖先离开森林,来到草地上生活呢?过去的1000万年里,数次发生过由于降雨量少引起森林面积减少,非洲的森林同样遭受重大的打击。500-600万年前,仿佛有一个魔咒笼罩在地球上,严重的干旱引起地中海海面的变化,也间接引起了非洲气候的变化。在长期持续的干旱期中,一些生活在森林深处的猿类很可能向森林的周边迁徙,以便利用草地上的生存资源。这些猿类本来以采集为生(黑猩猩偶尔会猎杀猴子,但它们的主要食物是果类和昆虫),来到草原上之后,它们变成了猎手,因为草原上不像森林里有丰富的植物和昆虫,大型灵长类动物很难只依靠采集为生。动物特别是哺乳动物是高蛋白高热量的食物,因此猎杀草原上的哺乳动物成为生存的必须手段,另外,它们也要尽量躲避其他肉食动物的袭击。正是这个过程,促进了大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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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把生活想像为一盘象棋比赛,我们会更容易理解大脑进化的原因和结果。如果有的是时间,你的处境优越,那么比赛会相当乏味。饿了,可以顺手摘一个果子,或是用一片草叶把白蚂蚁从洞里诱出来,就这么简单,日复一日,这就是森林里的生活。森林遭受毁灭后,许多物种随之灭绝,原因就是他们无法适应新的环境,或者说,他们太适应过去的环境了。猩猩曾在非洲东南部的雨林里过着悠哉悠哉的生活,因此它们根本适应不了刀耕火种的生活。如果时间有限而且你的处境恶劣时,你必须思考你走的每一步棋是否能给你带来全局的优势,这样比赛也就变得更有挑战性。这正是人类得以茁壮成长的原因。人类生来要经受环境改变的严酷考验,可以说,人类的适应性表现在思想上。其他动物有更复杂的身体适应性,相比之下,我们所拥有的是思想的能力,因此人类的适应性表现为行为方式的改变。思想的结果是产生文化。它最初起源于狩猎时相互合作,因为狩猎需要思考,需要群体的合作,复杂的社会行为中产生了包括艺术、科学、语言以及所有人类生活的“装饰品”。文化并不是现代人的专利,但只有我们将其发扬光大。考古发现表明,尼安德特人也有文化性的行为,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塔沙-塔什出土的尼安德特人的遗迹中,一个幼儿的遗骸被山羊角环绕着,表明他们已经有了程式化的葬礼,这正是文化的一种表现。但是,相比于其他任何种类的生命,只有现代人类能被当之无愧地称为“智人”。如果没有最早的思想的火花,我们的原始祖先不可能冒险从森林来到草原;没有它,5万年前他们从非洲踏上欧亚大陆时,也不可能面对种种严峻的生死考验,顽强地生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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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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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一个单细菌放在营养丰富的培养皿中,它由1个分裂为2个,然后4个,然后8个,这时会发生一件十分有趣的事。在分裂过程中,无论DNA如何复制,都会出现被称为突变的无规律的错误。还记得吗?一代浓味鱼肉汤配方中的变化会自然地传给下一代。分裂的细菌中也存在着同样的模式。因此,在快速繁殖的细菌汤里,基因组中不断出现的小突变会逐渐形成一个基因谱系。当这一谱系传递几代之后,再对这个细菌群的DNA顺序进行取样检测,在它们之间几乎找不到什么区别。但如果几百代之后(对细菌来说只需要几天时间),我们便能看到大量的变异。正像朱克坎德和鲍林在蛋白质研究中发现的,一个人群的历史越长,累计的变异越多。任意选择两个细菌,从历史长的菌落中选出的两个,比从历史短的选出的两个,基因差别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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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例细菌汤的试验,可以清楚地看出在一个增长速度越来越快的菌群里发生的情景:下一代是上一代的双倍数。如果几天之内对这些细菌的繁殖不加以控制,它们将会覆盖整个地球。对我们的这个故事来说,更重要的是菌群数量爆炸的原因:每个个体都留下了后代,在进化的抽奖中没有一个输家,每个细菌都在繁殖自己的后代,这间接影响到了菌群的遗传结构。如果你要问,要多少不同的基因,才能区别开两个不同的菌落?答案是它取决于这个菌落生长的时间有多长。记得高斯钟形曲线吗?它在学校的数学课上曾让我们备受折磨,在单个细菌间实际上存在着一个分布差,平均值即个体之间不同的平均数,取决于一个菌落生长的时间。如果把这一曲线想像为一个波浪,随着差异的累计,它从左向右移动,那么它到达右边的点越远(或者说,它距0的距离越远),这个菌落出现(累计)的变异就越多。在比较马和大猩猩的血红蛋白组成顺序时,这一曲线从左到右的变化是可以预测的,因为变异发生的速率是不变的。因此,通过计算分布的平均值(波浪的中点),我们便能计算出菌落生长的时间。你也许会说:“好,这是大学遗传课上的有趣试验,但它和人没有关系,除非在其他的有机体里看到同样的变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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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夕法尼亚州大学的人类学家亨利·哈普丁和他的同事,对人类线粒体DNA顺序的分布差进行了精细的计算,他们发现了一个惊人的模式。首先,分布差(被称为错配分布)清晰地显示出:人群和菌落一样,增长速度极快,钟形曲线显示出人类极高的增长率。如果人群数量不变(或缩小),分布开始模糊,随着时间流失而呈现锯齿状。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遗传漂移或进化选择而引起的基因谱系的消失。所以,人口的急速膨胀是一个清晰的遗传信号。当哈普丁计算膨胀可能开始的时间时,出现了一个激动人心的结果:他得出数字是大约5万年前,正是在旧石器时代的后期,这与我们推算的现代人走出非洲的时间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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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普丁和他的同事们对从世界各地25个人群中收集的线粒体DNA数据进行了分析。其中有两个人群在过去的5万年里,人口数量是以指数增长的。两个呈锯齿状分布的人群,目前他们的人口数量已经非常少了。而且,人群的数量膨胀似乎没有联系,非洲人口数量的最高峰在6万年前,其次是亚洲在5万年前,之后是欧洲在3万年前。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结果,因为从线粒体DNA数据中得出的结果,和人类学家找到的旧石器时代技术发展过程的证据完全吻合:首先在非洲,然后在亚洲,最后是欧洲。这样看,“大跃进”应该在我们的DNA中留下相应的基因足迹。沿着这些足迹,我们同样能够找出“杀手级应用”出现的过程。这其中也暗示着一条迁徙路线。要知道那一旅程中的细节,我们要等待“亚当”的儿子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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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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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得克萨斯州的卢伯克长大的,那是一个锅柄形的地区。小时候,我们经常用时间来表达距离的远近。布朗费尔德是靠近卢伯克的一个镇,说到两者间的距离时,我们常说“大约50分钟”而不是说“大概50英里”。当然,50分钟指的是开车的时间,而且是以每小时60英里的速度。这就是一个时间和距离相互转换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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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的史前历史中,曾经使用同样的方式表达距离。早期人类用走了多少天表达所走的路程。我住在靠近萨德伯里的东安格里亚,如果我要对旧石器时代的一个祖先说明我的位置,我会说这里“离伦敦有3天的路程”。同样,我们几万年前的祖先会用时间构画地图。路卡•卡瓦利-斯福扎和考古学家阿尔博特•安博曼曾做过这样的计算:农业化人群向新地区扩散的速度约为每年1公里,而流动性强的游牧人是它的几倍。当然,这里指的是移民性的移动,不是人们平常的行走。现在,依然有些游牧民族保持着很古老的生活方式,他们的迁移速度约为每年几公里。由此我们可以猜测,旧石器时代后期的祖先向新地区移动的速度也大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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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这样的移动速度,从非洲东北部到达欧亚大陆的白令海峡需要几千年的时间。今天要做这样一次旅行非常简单:从吉布提起飞(经阿拉伯半岛越过亚丁湾),越过阿拉斯加,然后在俄罗斯的波罗维蒂尼亚落地。但是5万年前,当我们的祖先开始这一行程时,这无疑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大飞跃,而且他们是一点一点向前推进的,如果用时间来表达,就是说他们一代一代、义无反顾地前行,一英里一英里地向着新的目标移动。他们的目的很可能是寻找动物,或是寻找水和植物,或是寻找制造工具的石头,或者是与当地其他的原始人群发生了冲突,或者这些原因兼而有之,另外还有什么原因用我们今天的想像是不可能知道的。人类学家克里斯•斯特林格形象准确地将这一旅程形容为“出非洲记”。我们的祖先在行程中并没有要穿越大陆的明确意图,只是每到一地后,根据新的形势变化做出新的决定,就像挤牙膏一样,其中气候扮演了“胡萝卜加大棒”的角色。居住地的艰难生活会促使人们向别处迁徙,而且气候的变化会使新的地区出现新的生存资源,也吸引着他们到那里生活。在地理的“牙膏管”里,我们的祖先被诸多因素一点点向前挤,几千年里被不断地推来拉去,离他们的家乡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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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人类最早穿越欧亚大陆的真实情景。现在,让我们来从基因数据中找出旅程中的种种细节。基因已经回答了“谁”(非洲人)、“什么时候”(5万年前),一些理论也回答了“为什么”(环境变化),现在我们的问题是:5万年前的祖先沿着什么样的路线“如何”来到了欧亚大陆。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先了解一点古气候学的知识,去看一看5万年前非洲东北部的天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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