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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的发展史上，新石器时代是一个转折点，在这一时期，大多数人结束了在旧石器时代后期四处漂泊的生活，不再被气候的变化所控制，人类开始决定自己的命运。在农业生活中，新石器时代出现的几个重大变化形成了现代文明。第一个变化是人有了选择的能力。纳图夫人之所以选择生活在耶利哥，是因为在这里能更方便地获得食物，不必每天走上几英里地才能找到食物，而且为了自身的需要，他们开始改造环境，使它更适合人类居住。当一些狩猎采集部落开始尝试改变环境时(比如澳大利亚土著人为了把动物赶到草地上会点燃灌木丛)，这些中东、中国和美洲最早的农民们正在摸索如何选择谷物的种类，这使他们能够在气候不同的区域生活，在狩猎采集者无法生活的地方安居乐业、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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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变化是人口的密集。定居和农业生活，避免了过度利用生活资源的危机，因为人口意味着更多的粮食—孩子越多，收获的庄稼就越多。因为这种较单纯的生活状况，定居的农业社会的人口密度要比狩猎采集的部落大得多，而且他们能够自由选择在何处定居，这使农业人口会在一个地区快速地蔓延开来。古人口统计学家用考古学和人类学的方法研究过去人口的数量，他们推测，在农业时代开始的时候，全球的人口大约为1000万;到18世纪中叶工业时代开始时，世界人口增加到了5亿。5万年前在次撒哈拉沙漠上生活的人数仅有几千人，到旧石器时代，散布在世界各地的也只有几百万人而已，而在最后1万年农业化的社会里，人口的数量可谓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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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代革命的最后一个特征，是它证明了新的工具在人类迁徙中的重要作用。2万年前，正是因为拥有了先进的工具，中亚大草原的猎手才能在根本不适合人类居住的西伯利亚顽强地生存下来，我们1万年前的祖先，使用适应性的工具做出了同样的壮举。过去的1万年里，农业工具的出现是最重大的工具进步，它促成了人类社会的重大发展，在9000年里引发了人类进化史上的一系列重大变化。很显然，农业发展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关键，如果说“大跃进”引发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大爆炸，农业社会则引发了第二次大爆炸，它以不可阻挡之势，一路把人类带进了现代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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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的尘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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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的出现，在现代社会的形成发展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在基因方面也产生了相关的变化。旧石器时代后期，除了向新地区迁徙的过程，狩猎采集部落保持着一个相对稳定的人口数量。在农耕社会，人们能在不离开家的前提下进行较大范围的移动，随着最初农业人群的人口数量不断增加，人们为了获得更多的可耕地，便逐渐向更远的地区迁徙。在他们移动的同时，他们所携带的基因标记也在移动，从这些移动中我们能看到基因谱系的扩散，从中可以找到农业社会起源和发展的足迹。比如，今天西部欧亚人的基因组中，依然存留着1万年前耶利哥所发生的故事的印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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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家已经确定，农业最早兴起于中东这块“肥沃的新月”，在随后的几千年里逐渐发展到了欧洲，最早开始于巴尔干，然后一点一点向西北部发展。不列颠人结束狩猎采集生活的时间，比他们在耶利哥的表兄弟要晚几千年。关键是，当中东的表亲来到欧洲时，他们带着最早在“肥沃的新月”生根发芽的谷物种子，向欧洲人展现了农业的魅力。很快，欧洲人狩猎采集的生存方式，就被这种新的方式所取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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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70年代，路卡•卡瓦利-斯福扎和遗传学家阿尔贝特•皮亚扎以及波罗•曼内兹合作，首次研究了农业发展对基因的影响。他们的思路是找到农业发展的路径，特别是欧洲进入农业社会是否移民的结果。这一新的生活方式引发了什么新的变化？他们的最终目的，是研究现代欧洲人的基因组成，确定在欧洲是否存在有那个时期中东的基因标记，或者现代欧洲人与中东新石器时代的标记有没有必然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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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这一研究的过程中，他们所能利用的数据只有我们在第二章中提到的“经典”“标记”：血型和细胞蛋白。它们是容易获得的多态性，但所能提供的DNA排列顺序变化很有限。在对这些标记的分析中，卡瓦利-斯福扎和另外两位遗传学家得出这样的结论：基因大规模地“走出了”中东，欧洲的基因图谱与最早代表农业文明的中东基因图谱十分相似，从欧洲的东南124向西北走，这一基因信号出现的频率有规律地下降。因为研究中所用的材料的局限性，没有迁徙过程中的准确数据，他们不可能得出更多的结论，但是他们的研究足以形成这样的理论：随着人口的扩散，农业随着迁徙的农民逐渐来到了欧洲，它是一个文化现象，旧石器时代的欧洲人不仅仅是简单地学到了农耕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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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研究结果成为这个领域的一块基石，引发了随后出现的“农业先导”的理论模式。许多人类学家提出了这样的假设，认为欧洲基因库中多数的基因开始于新石器时代，这是欧洲最常见的基因图谱（虽然卡瓦利-斯福扎随后的研究结果显示，在基因的变异数量中这类少于1/3）。对此许多人类学家持怀疑态度，但在过去20年里它一直很流行，直到20世纪90年代，这个理论模式才被重新评价。20世纪90年代末，牛津大学的马丁•理查德和他的同事对欧洲和西南亚洲的mtDNA谱系进行了详尽的研究，他们在欧洲各地和中东的人群中进行取样，使用绝对时间检测法，仔细推算了它们出现的不同时间，找出不同时间的迁徙给欧洲基因库带来的变化。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从中东扩散到欧洲的农业人口数量很少，对欧洲基因库的影响不大，因为欧洲存在的大部分谱系，在4-2万年之前的旧石器时代后期就已经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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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瓦利-斯福扎和其他一些人类学家不同意理查德的研究结果，他们的理由是mtDNA在研究欧洲人群中的作用十分有限，比如，用mtDNA数据很难区分东欧和西欧的人群，因为他们的mtDNA标记图谱十分相似。尽管如些，对mtDNA的研究结果依然具有某种启示。现在我们要做的是研究更能显示遗传特性的男性谱系，来看看是否能得出与mtDNA研究中相同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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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奥尼拉•西蒙诺和她的同事（包括卡瓦利-斯福扎）完成了这项研究工作。他们对欧洲和中东的1000名男子进行了取样，从中寻找农业发展对欧洲基因库的影响。结果是，形成新石器时代中东谱系的标记在现代欧洲只占很小的一个部分，Y-染色体的结果与mtDNA所显示的结果是一致的，欧洲基因库中80%的标记回溯到其他的移民浪潮，而且基本上都出现在旧石器时代。在西欧人群里，M173是一个主要的标记，与它相连接的是旧石器时代的中亚部落。欧洲的Y-染色体只有20%起源于M172，即新石器时代中东移民的标记。事实上，大部分现代欧洲人从父母双方继承到的是克鲁马努人的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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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结果并不意味着农业时代的到来对欧洲没有影响，正相反，基因数据显示，在上一个冰川时代结束的时期，欧洲的人口显著增长，这一结果肯定是与充足的食物有关。麻省理工学院的戴维•瑞查和他的同事最近进行的一项研究，找到了那一时期人口增长的原因。他们研究了基因组中许多相互独立的区域的标记，从中发现了一个变异的模式，它显示在3万年前和1万5千年前之间，欧洲人口数量持续减少。这是由于上一个冰川时期把欧洲带进了最寒冷的“深夜”，随后，到上个冰川期的结束期，存活下来的少量人口以很快的速度增长。换句话说，人类的数量增长突破了瓶颈，呈现出爆炸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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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DNA变异图谱也支持这个冰川时期以后人口数量增长的理论。古发现证明，1万6千年以前，欧洲旧石器时代的人群只生活在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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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利南部和巴尔干等几个地区，在冰川期之后，人群才开始向北扩散。农业的出现，肯定对那一时期人口的膨胀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因为它确保密集的人群能够存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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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DNA和Y-染色体图谱都显示，相对来说，新石器时代“农业先导”对欧洲人群的基因影响不大，那么如何解释那个时期欧洲的人口数量能在农业的推动下快速增长呢？很显然，卡瓦利-斯福扎他们研究得出的模式是肯定存在的，但他们研究的是跨越整个欧洲和中东的大范围的模式。几处考古证据显示，只有一小部分中东的农业人群进入了欧洲，而且后来的研究也表明，这群人在欧洲只引起了少量的基因变异。而且，因为无法推测“农业先导”出现的时间，新石器时代移民的标记有可能和旧石器时代来自中东移民的标记混淆在一起，他们的研究中没有包括中亚的人群（在他们进行这一研究的时候，还没有有关中亚的基因数据可以应用），很有可能，他们的研究结果反映出的，实际上是在旧石器时代后期自亚洲到欧洲总的移民过程，而不是新石器时代从中东到欧洲的迁徙。总之，根据我们现有的欧洲和中东的Y-染色体数据，我们会做出这样的推断携带M89的人群经巴尔干迁徙到欧洲，在欧洲形成了M173标记。M173出现在M45的谱系中，它们将旧石器时代后期的欧洲人同中亚部落便连接在一起。究竟“农业先导”对欧洲的基因有多大的影响，对这个谜，Y的数据只能给我们提供一个片面的线索。目前的情形似乎显示，南欧受中东新石器时代移民的影响较大，而北欧受到的影响较小，这有可能是由于气候的原因，农耕人群首先在整个地中海扩散开。随后，农业作为一种文化逐渐传播到了欧洲，欧洲人逐渐接受了农业的生活方式。因为农业文明是以文化的方式传播的，所以它对基因的变化影响很小。我们可以想像，少数以农业为生的中东移民来到了北欧，一开始，生活在那里的克鲁马努人肯定有意识地与他们保持距离，也就是说和中东的新生活方式保持着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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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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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转译基因数据无法很好地解释新石器时代的文明如何进入欧洲，但在其他地区它的作用依然十分有效，它清晰地记录了在亚洲发生的作物种植化的全过程。出现在中东的定居和种植的模式，在同一时间也出现在中国。在中国北方陕西省的半坡和姜寨出土的遗迹显示，大约公元前7000年，当时的中国人就开始种植粟米。粟米是一种像小麦的农作物，在当时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它是中国人主要的粮食。在长江流域的蓬头山出土的遗迹证明，大约在同一时期，稻子是这一地区耕种的主要作物。在这两处遗址中都发现了盛谷粒的陶器，而且有证据表明当时的人们居住在泥土建造的房屋里，这说明尽管只是在新石器时代的早期，人类的生活状况已经有了显著的改善。农业很快就波及全中国，在潮湿温暖的长江流域，稻米是主要的作物。到公元前5000年，在南部沿海地区出现了第二次作物种植化，使稻米种植扩展到了中国所有的南部地区。到公元前3500年，台湾开始种植稻米，而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岛开始于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1500年，印度尼西亚群岛全部开始种植稻米。总之，大约在3000年里，稻米种植从中国的中南部一直发展到了东南亚的岛屿，而在这一时期，农业文明也从中东进入了欧洲。但是，与在欧洲发生的情形不同，一个很明确的基因信号代表了这个扩展过程，表明这一过程不仅仅是文化的传播，而且涉及人群的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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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6章中我们已经看到，来自M9的M175标记广泛分布在东亚。根据它目前的分布状况，可以推断这一标记最早出现于中国北方或朝鲜。考察当代中国人群的Y变异图谱，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最早的农耕者是M175的后代。事实上，在中国半数以上男性的Y-染色体可以回溯到同一个标记，这说明在过去的1万年里，这里曾经出现过大规模的人口膨胀。最早出现在M175染色体谱系中的是M122标记，目前广泛地分布在东亚各地，但在中亚山脉以西、中亚和欧洲，都找不到这个标记，这说明了出现在中国的人口扩散发生在距今较近的时期，而不是古老的人群迁徙留下的印迹。基因数据显示，稻米耕种在东亚的发展形成了“农业先导”。正当“肥沃的新月”的波浪在欧洲渐渐消融，从中国涌出的波浪却迅速“淹没”了东亚的每一块土地。今天，代表中国最早稻米耕种者的M122标记，从日本到塔希提岛都能找到它的足迹。最近，伦敦大学的戴维•古德斯坦和他的同事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M122染色体上的“微卫星定位点”多样性出现的频率很高，但向南到马来西亚半岛和印度尼西亚，其频率显著下降。这一结果，正表明在过去的l万年里，中国出现的人口膨胀和人群迁徙，与考古证据完全一致。在东南亚，约一半以上的Y-染色体有M122标记和与M122相联系、由Mllg标记形成的中国基因连锁群（同样为M175的后代）。而在欧洲的Y-染色体多样性中，新石器时代移民的标记仅占20%的比例，因此，与在欧洲发生的情景不同，涌上东亚的“农业先导”浪潮，很快变成了势不可挡的海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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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刃镰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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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发明农业的人群（比如东亚人），还是适应了农业的人群（比如欧洲人），人口的数量都显著地增长，这一结果表明，农业给人类带来的是好消息。农业人口剧增标志着随着新石器时代的来临，人类的生活有了极为显著的改善。其实，成功被过分地渲染了，近年来的一些考古发现，表明事实并非完全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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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农耕者决定定居一地时，他们要冒着一系列的风险，对他们来说，最大的威胁是可耕地的减少，气候的变化也会对他们的生活产生影响。对旧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者来说，干旱、严寒（如在上一个冰川期的结束期）和水源变化并不是太大的问题，对这些变化最直接有效的反应，就是迁居到另一个生存条件更好的地区。正像我们在第4章和第7章中看到的，旧石器时代的重大迁徙，几乎都是由于气候变化所致。但是，人类一旦适应了农业生活，他们很难再像从前一样四处漂泊，这就会导致饥荒的发生，事实上目前在一些不发达国家，饥荒依然经常性地出现。在冰川时期的结束期，气候变得极不稳定，因此那一时期的农耕人群，很可能遇到了大规模的严重饥荒。新石器时代的第二个问题是疾病明显增加。尽管狩猎采集的生活异常艰苦，人们能依赖的只有简单粗糙的工具，如果得不到足够的食物，他们所面临的只有死亡，但令人惊奇的是，他们具有良好的身体状况。与他们新石器时代的后代相比，他们更容易发生骨折、受伤这些意外事故，但他们的寿命并不短。事实上，考古证据显示，早期的农耕者比与他们相邻的狩猎采集部落的人寿命要短，这很可能是因为疾病增加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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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性疾病并不是自然现象，它是定居生活方式的副产品，因为患病的有机体暴露在空气中，所以它得以从一个个体传染给另一个。大多数疾病只存在于大的人群里，只要少量的人口被感染，疾病很快就会在整个人群中蔓延开，这些疾病被称为地区性疾病，比如天花、伤寒等。一种疾病得以传染开来，传播它的人群必须具有数十万以上的人口数量，否则它不可能在大的范围内发病。只有在农业社会，才会出现这样数量庞大的人群。另外，动物也传染疾病，尽管狩猎采集者也与动物接触，但只有在新石器时代，当动物被驯化为家畜后，这种密切接触才导致了动物疾病的传播，比如麻疹很可能是1万年前牛传染给人类的。历史学家威廉•米尼尔认为，《圣经》中出现的多次瘟疫，很可能是在当农业开始于欧亚大陆时，几次爆发的一些传染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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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代生活方式的最后一个负面作用是形成了社会阶层。总体而言，狩猎采集部落是平等主义的，几乎没有社会等级的区分。直到现在，闪族和澳大利亚的土著部落仍然保持着这一模式。部落有一个首领，由他来决定部落里的各种事务，但部落里没有农业社会中的等级差别，这可能是由于部落成员之间分歧较少的原因（在财富积累方面）。狩猎采集社会尽管也有内部的冲突，但几乎没有出现过大范围的战争。而在新石器时代，人口的大量增长必然产生社会差别，这种差别一旦出现，王权的出现也就指日可待了，与王权相伴随的是大规模的战争。战争本身并不是一件好事，但它间接地推动了新石器时代的发展，对人类的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战争意味着死亡，而且在战时，疾病、农田毁灭进一步加剧了战争的恶果。民族之间不断的冲突，形成了一条相互仇恨的锁链，使战争间断性地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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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代的革命带来了诸多的负面影响，为什么我们的祖先依然抱着这个新的生活方式不放呢？事实上，不是所有的人都选择了这种新的方式，直到近代，在世界的各个地区都有一些小的部落依然过着狩猎采集生活。环境起了很大的作用（比如闪族和澳大利亚土著人生活在很难进行农业耕种的地区），另外他们也有意识地要保持这一古老的生活方式。但是，对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来说，重返狩猎采集的生活是绝对不可能的。经过几代人后，虽然有上述诸多的负面影响，但人们思想上的转变，保证了农业的不断发展。一旦狩猎采集的记忆被粮食的产量所代替，一个时代的背影便永远地消失了，开始了农业生活的人们不可能再回到狩猎采集的过去。我们可以问一问自己，为了一顿晚餐，你愿意先拿起武器出门打猎吗？我相信大多数人会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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