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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DNA和Y-染色体图谱都显示，相对来说，新石器时代“农业先导”对欧洲人群的基因影响不大，那么如何解释那个时期欧洲的人口数量能在农业的推动下快速增长呢？很显然，卡瓦利-斯福扎他们研究得出的模式是肯定存在的，但他们研究的是跨越整个欧洲和中东的大范围的模式。几处考古证据显示，只有一小部分中东的农业人群进入了欧洲，而且后来的研究也表明，这群人在欧洲只引起了少量的基因变异。而且，因为无法推测“农业先导”出现的时间，新石器时代移民的标记有可能和旧石器时代来自中东移民的标记混淆在一起，他们的研究中没有包括中亚的人群（在他们进行这一研究的时候，还没有有关中亚的基因数据可以应用），很有可能，他们的研究结果反映出的，实际上是在旧石器时代后期自亚洲到欧洲总的移民过程，而不是新石器时代从中东到欧洲的迁徙。总之，根据我们现有的欧洲和中东的Y-染色体数据，我们会做出这样的推断携带M89的人群经巴尔干迁徙到欧洲，在欧洲形成了M173标记。M173出现在M45的谱系中，它们将旧石器时代后期的欧洲人同中亚部落便连接在一起。究竟“农业先导”对欧洲的基因有多大的影响，对这个谜，Y的数据只能给我们提供一个片面的线索。目前的情形似乎显示，南欧受中东新石器时代移民的影响较大，而北欧受到的影响较小，这有可能是由于气候的原因，农耕人群首先在整个地中海扩散开。随后，农业作为一种文化逐渐传播到了欧洲，欧洲人逐渐接受了农业的生活方式。因为农业文明是以文化的方式传播的，所以它对基因的变化影响很小。我们可以想像，少数以农业为生的中东移民来到了北欧，一开始，生活在那里的克鲁马努人肯定有意识地与他们保持距离，也就是说和中东的新生活方式保持着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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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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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转译基因数据无法很好地解释新石器时代的文明如何进入欧洲，但在其他地区它的作用依然十分有效，它清晰地记录了在亚洲发生的作物种植化的全过程。出现在中东的定居和种植的模式，在同一时间也出现在中国。在中国北方陕西省的半坡和姜寨出土的遗迹显示，大约公元前7000年，当时的中国人就开始种植粟米。粟米是一种像小麦的农作物，在当时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它是中国人主要的粮食。在长江流域的蓬头山出土的遗迹证明，大约在同一时期，稻子是这一地区耕种的主要作物。在这两处遗址中都发现了盛谷粒的陶器，而且有证据表明当时的人们居住在泥土建造的房屋里，这说明尽管只是在新石器时代的早期，人类的生活状况已经有了显著的改善。农业很快就波及全中国，在潮湿温暖的长江流域，稻米是主要的作物。到公元前5000年，在南部沿海地区出现了第二次作物种植化，使稻米种植扩展到了中国所有的南部地区。到公元前3500年，台湾开始种植稻米，而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岛开始于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1500年，印度尼西亚群岛全部开始种植稻米。总之，大约在3000年里，稻米种植从中国的中南部一直发展到了东南亚的岛屿，而在这一时期，农业文明也从中东进入了欧洲。但是，与在欧洲发生的情形不同，一个很明确的基因信号代表了这个扩展过程，表明这一过程不仅仅是文化的传播，而且涉及人群的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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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6章中我们已经看到，来自M9的M175标记广泛分布在东亚。根据它目前的分布状况，可以推断这一标记最早出现于中国北方或朝鲜。考察当代中国人群的Y变异图谱，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最早的农耕者是M175的后代。事实上，在中国半数以上男性的Y-染色体可以回溯到同一个标记，这说明在过去的1万年里，这里曾经出现过大规模的人口膨胀。最早出现在M175染色体谱系中的是M122标记，目前广泛地分布在东亚各地，但在中亚山脉以西、中亚和欧洲，都找不到这个标记，这说明了出现在中国的人口扩散发生在距今较近的时期，而不是古老的人群迁徙留下的印迹。基因数据显示，稻米耕种在东亚的发展形成了“农业先导”。正当“肥沃的新月”的波浪在欧洲渐渐消融，从中国涌出的波浪却迅速“淹没”了东亚的每一块土地。今天，代表中国最早稻米耕种者的M122标记，从日本到塔希提岛都能找到它的足迹。最近，伦敦大学的戴维•古德斯坦和他的同事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M122染色体上的“微卫星定位点”多样性出现的频率很高，但向南到马来西亚半岛和印度尼西亚，其频率显著下降。这一结果，正表明在过去的l万年里，中国出现的人口膨胀和人群迁徙，与考古证据完全一致。在东南亚，约一半以上的Y-染色体有M122标记和与M122相联系、由Mllg标记形成的中国基因连锁群（同样为M175的后代）。而在欧洲的Y-染色体多样性中，新石器时代移民的标记仅占20%的比例，因此，与在欧洲发生的情景不同，涌上东亚的“农业先导”浪潮，很快变成了势不可挡的海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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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刃镰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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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发明农业的人群（比如东亚人），还是适应了农业的人群（比如欧洲人），人口的数量都显著地增长，这一结果表明，农业给人类带来的是好消息。农业人口剧增标志着随着新石器时代的来临，人类的生活有了极为显著的改善。其实，成功被过分地渲染了，近年来的一些考古发现，表明事实并非完全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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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农耕者决定定居一地时，他们要冒着一系列的风险，对他们来说，最大的威胁是可耕地的减少，气候的变化也会对他们的生活产生影响。对旧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者来说，干旱、严寒（如在上一个冰川期的结束期）和水源变化并不是太大的问题，对这些变化最直接有效的反应，就是迁居到另一个生存条件更好的地区。正像我们在第4章和第7章中看到的，旧石器时代的重大迁徙，几乎都是由于气候变化所致。但是，人类一旦适应了农业生活，他们很难再像从前一样四处漂泊，这就会导致饥荒的发生，事实上目前在一些不发达国家，饥荒依然经常性地出现。在冰川时期的结束期，气候变得极不稳定，因此那一时期的农耕人群，很可能遇到了大规模的严重饥荒。新石器时代的第二个问题是疾病明显增加。尽管狩猎采集的生活异常艰苦，人们能依赖的只有简单粗糙的工具，如果得不到足够的食物，他们所面临的只有死亡，但令人惊奇的是，他们具有良好的身体状况。与他们新石器时代的后代相比，他们更容易发生骨折、受伤这些意外事故，但他们的寿命并不短。事实上，考古证据显示，早期的农耕者比与他们相邻的狩猎采集部落的人寿命要短，这很可能是因为疾病增加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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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性疾病并不是自然现象，它是定居生活方式的副产品，因为患病的有机体暴露在空气中，所以它得以从一个个体传染给另一个。大多数疾病只存在于大的人群里，只要少量的人口被感染，疾病很快就会在整个人群中蔓延开，这些疾病被称为地区性疾病，比如天花、伤寒等。一种疾病得以传染开来，传播它的人群必须具有数十万以上的人口数量，否则它不可能在大的范围内发病。只有在农业社会，才会出现这样数量庞大的人群。另外，动物也传染疾病，尽管狩猎采集者也与动物接触，但只有在新石器时代，当动物被驯化为家畜后，这种密切接触才导致了动物疾病的传播，比如麻疹很可能是1万年前牛传染给人类的。历史学家威廉•米尼尔认为，《圣经》中出现的多次瘟疫，很可能是在当农业开始于欧亚大陆时，几次爆发的一些传染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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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代生活方式的最后一个负面作用是形成了社会阶层。总体而言，狩猎采集部落是平等主义的，几乎没有社会等级的区分。直到现在，闪族和澳大利亚的土著部落仍然保持着这一模式。部落有一个首领，由他来决定部落里的各种事务，但部落里没有农业社会中的等级差别，这可能是由于部落成员之间分歧较少的原因（在财富积累方面）。狩猎采集社会尽管也有内部的冲突，但几乎没有出现过大范围的战争。而在新石器时代，人口的大量增长必然产生社会差别，这种差别一旦出现，王权的出现也就指日可待了，与王权相伴随的是大规模的战争。战争本身并不是一件好事，但它间接地推动了新石器时代的发展，对人类的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战争意味着死亡，而且在战时，疾病、农田毁灭进一步加剧了战争的恶果。民族之间不断的冲突，形成了一条相互仇恨的锁链，使战争间断性地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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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代的革命带来了诸多的负面影响，为什么我们的祖先依然抱着这个新的生活方式不放呢？事实上，不是所有的人都选择了这种新的方式，直到近代，在世界的各个地区都有一些小的部落依然过着狩猎采集生活。环境起了很大的作用（比如闪族和澳大利亚土著人生活在很难进行农业耕种的地区），另外他们也有意识地要保持这一古老的生活方式。但是，对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来说，重返狩猎采集的生活是绝对不可能的。经过几代人后，虽然有上述诸多的负面影响，但人们思想上的转变，保证了农业的不断发展。一旦狩猎采集的记忆被粮食的产量所代替，一个时代的背影便永远地消失了，开始了农业生活的人们不可能再回到狩猎采集的过去。我们可以问一问自己，为了一顿晚餐，你愿意先拿起武器出门打猎吗？我相信大多数人会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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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牙学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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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所见的多样性的地区文化模式正是发端于新石器时代。农业的波浪涌上了东亚，将稻米耕种的经验带到了东亚，带到了印度尼西亚以及更远的地方。今天，在这一地区人口的基因中，依然携带着那一段历史所留下的印记。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东南亚最早的居住者和今天安达曼岛或塞芒岛上的尼可利多人非常相似，这些人群很可能被汹涌推进的稻田的波浪吞没了，农业化的主流卷走了他们的本土文化。同样，在欧洲、美洲、非洲的狩猎采集人群，纷纷放弃了旧石器时代的生活方式，加人了农业化的主流之中，用这种崭新的方式养活自己。但文化不只是在填饱肚子的过程中形成的，它还包含着社会传统、衣着方式、工具制造风格等多种因素，而语言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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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英国旅行的美国人很快会注意到那里众多的地方口音。假如伦敦是第一站，那么你首先遇到的就是伦敦腔，即使你事先练习过像狄克•范戴克一样说话，有时你还是很难相信你和他们说的是同一种语言。我的妻子是英国人，和我的美国南方朋友谈话时，她亦有同感。萧伯纳曾经这样写道：美国人和英国人是被同一种语言分开的两种人。他说的完全正确，而且他还没有考虑到这两个国家各自不同的地方方言。口音代表着语言的变化，它们的难以理解，为我们研究语言的变化过程提供了一条途径。尽管法兰西学院几百年如一日地精心审订法语语法和每一个新出现的词，仍然无法阻止地方语言大行其道，因为语言是不具有一统性的。从一地到另一地，它是文化差异的最好的代言人。但是，从混乱的语言的多样性中，我们能否找出文化传播的途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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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人们就注意到了语言之间的类似，特别是欧洲的语言，如拉丁语、法语、西班牙语、希腊语，对它们之间的相似之处，许多学者做过深人的研究。到18世纪，他们的研究范围更加宽广，开始研究亚洲、非洲和美洲的语言，比如1770年，乔纳斯•塞纳维斯发表了一篇晦涩的论文《匈牙利语和拉普兰语为同一类语言的实证》，文中得出了题目已经点明的结论。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匈牙利语和拉普兰语同属乌拉尔语系。但在当时，塞纳维斯并没有意识到这两种语言之间的这一更深远的联系。和那个时期的许多学者一样，尽管他认识到了不同的语言之间的相似性，但他无法解释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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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塞纳维斯的研究之后，有人尝试解释为什么有些语言彼此很相似。1786年，后来成为印度法官的威廉•琼斯爵士在写给皇家亚洲文会的信中提到梵语（印度教的语言）与希腊语和拉丁语很相似，“在动词词根和语法形式上都很相似，这种相似不可能是一个巧合”。他甚至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它们很可能具有共同的起源”。这一句总结性的结论是他的一个重大贡献，因为它暗示了“语言机器”在辨别人类迁徙过程中的作用。语言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发生变化，它们在某个时期肯定具有一个共同的起源，然后分出不同的分支。关于语言的多样性现象，这是一个革命性的解释，它比达尔文的进化论早了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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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都知道，琼斯所谈到的语言，同属于印欧语系，这一语系中有140种语言，从欧洲东西部地区的凯尔特语，到斯里兰卡的僧伽罗语都属于这一语系。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英语从法语中引人了大量的词，但它仍然是印欧语系中日耳曼语的一个分支。很显然，印欧语是一个分布广泛、分支众多的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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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语言学家已经广泛地接受了琼斯的假说，即所有使用印欧语言的人具有一个共同的祖先。这个假说被称为基因型的语言分类模式，它通过人群的基因变化，来说明语言多样性的原因，比如在过去的某个时间，一个人群的语言是古印欧语，此后这个人群不断分裂，形成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印欧语系的分布情况。和浓味鱼肉汤配方的演变过程一样，对原料不断的添加和改进，形成了各地区不同的语言的多样性，最终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各种语言，它的分布过程应该是与DNA的变化平行的。但是，通过研究DNA，能帮助我们研究语言的多样性吗？或者，能否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世界各地的语言以目前的方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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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卡•卡瓦利-斯福扎始终对语言的变化很感兴趣，特别是将它与基因图谱的变化进行对照研究。1988年，他决定直接对上面的假说进行验证。他和他的同事从世界各地42个人群中进行了取样，对他们DNA所携带的标记，以最小化的原则找出这些标记的排列顺序，并由此画出表示他们之间相互联系的谱系树。结果是，这棵人群的谱系之树，和他们彼此之间的语言关系完全一致，比如说印欧语的人群的联系更紧密，非洲说班图语的人群的联系也更密切一些等。结果是无可争议的，它还清晰地显示出了中国的北方人和南方人之间较远的联系，几乎与我们在第6章中讨论过的迁徙模式完全一致。人群与人群之间基因的联系紧密，他们的语言联系也必然紧密，这意味着基因数据可以用来研究语言的起源和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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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瓦利-斯福扎他们的研究结论是清楚的，其中的警示也很清楚第一，基因标记不是导致语言多样性的必然因素―班图人所携带的基因不可能强迫它的携带者说班图语，而同样的基因标记，可以反映同一种语言使用者的共同的历史进程，第二，在许多情况下，基因和语言的不一致也表明了一种相互关系，即一致不是绝对的。其中的原因，很可能是由于一个人群在没有外部基因流人的情况下学习了新的语言，或者是有明显的新的基因流入但是语言保持不变。第一种情况可以解释中国的北方人和南方人之间语言一致但存在基因的差异，第二种可以解释基因一致但使用不同语言的人群，比如说纳-德内语和印第安语的美洲土著人。因此，基因通常能说明语言一致的人群之间的关系，就像一盏灯，它照亮了语言渊源流长的道路，照亮了它们之间的彼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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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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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接受威廉•琼斯的假设，即所有印欧语系中的语言都有一个共同的起源，这就意味着，在过去的某个时间，有一个最早的使用这一语言的人群。最早的印欧语有什么特征？它最早起源于何处？近200年里它一直是人类学和语言学领域里的一个主要课题，它形成了一个寻根热，这是一件有益的事，尽管有时这种追寻有些堂•吉诃德式的狂想。形形色色的关于印欧语的“故乡”的猜测，像一张交织缠绕的网，而基因数据为解开这个网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工具。它能帮助我们解开这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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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提出“新石器时代革命”的人类学家戈登•柴尔德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从起源于黑海北岸的文明中，可以找到印欧语的故乡，这个文明的独特形象是“被绑的陶器”，它的绳子和捆绑技术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到20世纪70年代，人类学家玛利加•金伯塔在她的一系列论著中，又提到了这一观点。金伯塔认为，俄罗斯南部草原发现了大约6000年前游牧人的遗迹，从他们的文化中能够找到原始印欧语（PIE）的痕迹，而柴尔德“被绑的陶器”的文明正是发源于此，她称那一地区产生的文明为库尔干文明。直到现在，从乌克兰到蒙古再到阿富汗，还随处可见那个时期遗留下来的古墓。20世纪从库尔干考古发现了金矿的遗址，证实了这里的确生活过希罗多德描述过的斯基台人，许多学者认为，他们很可能就是神话中亚洲草原上可怕的马上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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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印欧语系中语言的共同语词，从中可以证明库尔干人说古印欧语。不同语言中的词如果由共同的词根而来，那么很有可能（尽管并不能确定）这些语言具有共同的起源。比如，英语中的“ox”和梵语中的“uksan”以及吐火罗语（早期在中国西部使用印欧语的一个部落）的“okso”同词源，同样，很多关于动物、植物以及工具、武器的名词，在印欧语系的语言中都为同词源词。更有意思的是，在印欧语系所有的语言中，都有大量的有关马和车轮的词汇，表明使用古印欧语的人群那时已经把马驯化为交通工具了。而考古发现的遗迹显示，最早对马的驯化出现在俄罗斯南部草原，这表明最早建立、使用古印欧语的是库尔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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