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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性疾病并不是自然现象，它是定居生活方式的副产品，因为患病的有机体暴露在空气中，所以它得以从一个个体传染给另一个。大多数疾病只存在于大的人群里，只要少量的人口被感染，疾病很快就会在整个人群中蔓延开，这些疾病被称为地区性疾病，比如天花、伤寒等。一种疾病得以传染开来，传播它的人群必须具有数十万以上的人口数量，否则它不可能在大的范围内发病。只有在农业社会，才会出现这样数量庞大的人群。另外，动物也传染疾病，尽管狩猎采集者也与动物接触，但只有在新石器时代，当动物被驯化为家畜后，这种密切接触才导致了动物疾病的传播，比如麻疹很可能是1万年前牛传染给人类的。历史学家威廉•米尼尔认为，《圣经》中出现的多次瘟疫，很可能是在当农业开始于欧亚大陆时，几次爆发的一些传染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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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代生活方式的最后一个负面作用是形成了社会阶层。总体而言，狩猎采集部落是平等主义的，几乎没有社会等级的区分。直到现在，闪族和澳大利亚的土著部落仍然保持着这一模式。部落有一个首领，由他来决定部落里的各种事务，但部落里没有农业社会中的等级差别，这可能是由于部落成员之间分歧较少的原因（在财富积累方面）。狩猎采集社会尽管也有内部的冲突，但几乎没有出现过大范围的战争。而在新石器时代，人口的大量增长必然产生社会差别，这种差别一旦出现，王权的出现也就指日可待了，与王权相伴随的是大规模的战争。战争本身并不是一件好事，但它间接地推动了新石器时代的发展，对人类的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战争意味着死亡，而且在战时，疾病、农田毁灭进一步加剧了战争的恶果。民族之间不断的冲突，形成了一条相互仇恨的锁链，使战争间断性地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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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代的革命带来了诸多的负面影响，为什么我们的祖先依然抱着这个新的生活方式不放呢？事实上，不是所有的人都选择了这种新的方式，直到近代，在世界的各个地区都有一些小的部落依然过着狩猎采集生活。环境起了很大的作用（比如闪族和澳大利亚土著人生活在很难进行农业耕种的地区），另外他们也有意识地要保持这一古老的生活方式。但是，对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来说，重返狩猎采集的生活是绝对不可能的。经过几代人后，虽然有上述诸多的负面影响，但人们思想上的转变，保证了农业的不断发展。一旦狩猎采集的记忆被粮食的产量所代替，一个时代的背影便永远地消失了，开始了农业生活的人们不可能再回到狩猎采集的过去。我们可以问一问自己，为了一顿晚餐，你愿意先拿起武器出门打猎吗？我相信大多数人会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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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牙学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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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所见的多样性的地区文化模式正是发端于新石器时代。农业的波浪涌上了东亚，将稻米耕种的经验带到了东亚，带到了印度尼西亚以及更远的地方。今天，在这一地区人口的基因中，依然携带着那一段历史所留下的印记。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东南亚最早的居住者和今天安达曼岛或塞芒岛上的尼可利多人非常相似，这些人群很可能被汹涌推进的稻田的波浪吞没了，农业化的主流卷走了他们的本土文化。同样，在欧洲、美洲、非洲的狩猎采集人群，纷纷放弃了旧石器时代的生活方式，加人了农业化的主流之中，用这种崭新的方式养活自己。但文化不只是在填饱肚子的过程中形成的，它还包含着社会传统、衣着方式、工具制造风格等多种因素，而语言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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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英国旅行的美国人很快会注意到那里众多的地方口音。假如伦敦是第一站，那么你首先遇到的就是伦敦腔，即使你事先练习过像狄克•范戴克一样说话，有时你还是很难相信你和他们说的是同一种语言。我的妻子是英国人，和我的美国南方朋友谈话时，她亦有同感。萧伯纳曾经这样写道：美国人和英国人是被同一种语言分开的两种人。他说的完全正确，而且他还没有考虑到这两个国家各自不同的地方方言。口音代表着语言的变化，它们的难以理解，为我们研究语言的变化过程提供了一条途径。尽管法兰西学院几百年如一日地精心审订法语语法和每一个新出现的词，仍然无法阻止地方语言大行其道，因为语言是不具有一统性的。从一地到另一地，它是文化差异的最好的代言人。但是，从混乱的语言的多样性中，我们能否找出文化传播的途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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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人们就注意到了语言之间的类似，特别是欧洲的语言，如拉丁语、法语、西班牙语、希腊语，对它们之间的相似之处，许多学者做过深人的研究。到18世纪，他们的研究范围更加宽广，开始研究亚洲、非洲和美洲的语言，比如1770年，乔纳斯•塞纳维斯发表了一篇晦涩的论文《匈牙利语和拉普兰语为同一类语言的实证》，文中得出了题目已经点明的结论。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匈牙利语和拉普兰语同属乌拉尔语系。但在当时，塞纳维斯并没有意识到这两种语言之间的这一更深远的联系。和那个时期的许多学者一样，尽管他认识到了不同的语言之间的相似性，但他无法解释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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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塞纳维斯的研究之后，有人尝试解释为什么有些语言彼此很相似。1786年，后来成为印度法官的威廉•琼斯爵士在写给皇家亚洲文会的信中提到梵语（印度教的语言）与希腊语和拉丁语很相似，“在动词词根和语法形式上都很相似，这种相似不可能是一个巧合”。他甚至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它们很可能具有共同的起源”。这一句总结性的结论是他的一个重大贡献，因为它暗示了“语言机器”在辨别人类迁徙过程中的作用。语言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发生变化，它们在某个时期肯定具有一个共同的起源，然后分出不同的分支。关于语言的多样性现象，这是一个革命性的解释，它比达尔文的进化论早了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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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都知道，琼斯所谈到的语言，同属于印欧语系，这一语系中有140种语言，从欧洲东西部地区的凯尔特语，到斯里兰卡的僧伽罗语都属于这一语系。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英语从法语中引人了大量的词，但它仍然是印欧语系中日耳曼语的一个分支。很显然，印欧语是一个分布广泛、分支众多的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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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语言学家已经广泛地接受了琼斯的假说，即所有使用印欧语言的人具有一个共同的祖先。这个假说被称为基因型的语言分类模式，它通过人群的基因变化，来说明语言多样性的原因，比如在过去的某个时间，一个人群的语言是古印欧语，此后这个人群不断分裂，形成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印欧语系的分布情况。和浓味鱼肉汤配方的演变过程一样，对原料不断的添加和改进，形成了各地区不同的语言的多样性，最终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各种语言，它的分布过程应该是与DNA的变化平行的。但是，通过研究DNA，能帮助我们研究语言的多样性吗？或者，能否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世界各地的语言以目前的方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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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卡•卡瓦利-斯福扎始终对语言的变化很感兴趣，特别是将它与基因图谱的变化进行对照研究。1988年，他决定直接对上面的假说进行验证。他和他的同事从世界各地42个人群中进行了取样，对他们DNA所携带的标记，以最小化的原则找出这些标记的排列顺序，并由此画出表示他们之间相互联系的谱系树。结果是，这棵人群的谱系之树，和他们彼此之间的语言关系完全一致，比如说印欧语的人群的联系更紧密，非洲说班图语的人群的联系也更密切一些等。结果是无可争议的，它还清晰地显示出了中国的北方人和南方人之间较远的联系，几乎与我们在第6章中讨论过的迁徙模式完全一致。人群与人群之间基因的联系紧密，他们的语言联系也必然紧密，这意味着基因数据可以用来研究语言的起源和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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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瓦利-斯福扎他们的研究结论是清楚的，其中的警示也很清楚第一，基因标记不是导致语言多样性的必然因素―班图人所携带的基因不可能强迫它的携带者说班图语，而同样的基因标记，可以反映同一种语言使用者的共同的历史进程，第二，在许多情况下，基因和语言的不一致也表明了一种相互关系，即一致不是绝对的。其中的原因，很可能是由于一个人群在没有外部基因流人的情况下学习了新的语言，或者是有明显的新的基因流入但是语言保持不变。第一种情况可以解释中国的北方人和南方人之间语言一致但存在基因的差异，第二种可以解释基因一致但使用不同语言的人群，比如说纳-德内语和印第安语的美洲土著人。因此，基因通常能说明语言一致的人群之间的关系，就像一盏灯，它照亮了语言渊源流长的道路，照亮了它们之间的彼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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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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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接受威廉•琼斯的假设，即所有印欧语系中的语言都有一个共同的起源，这就意味着，在过去的某个时间，有一个最早的使用这一语言的人群。最早的印欧语有什么特征？它最早起源于何处？近200年里它一直是人类学和语言学领域里的一个主要课题，它形成了一个寻根热，这是一件有益的事，尽管有时这种追寻有些堂•吉诃德式的狂想。形形色色的关于印欧语的“故乡”的猜测，像一张交织缠绕的网，而基因数据为解开这个网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工具。它能帮助我们解开这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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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提出“新石器时代革命”的人类学家戈登•柴尔德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从起源于黑海北岸的文明中，可以找到印欧语的故乡，这个文明的独特形象是“被绑的陶器”，它的绳子和捆绑技术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到20世纪70年代，人类学家玛利加•金伯塔在她的一系列论著中，又提到了这一观点。金伯塔认为，俄罗斯南部草原发现了大约6000年前游牧人的遗迹，从他们的文化中能够找到原始印欧语（PIE）的痕迹，而柴尔德“被绑的陶器”的文明正是发源于此，她称那一地区产生的文明为库尔干文明。直到现在，从乌克兰到蒙古再到阿富汗，还随处可见那个时期遗留下来的古墓。20世纪从库尔干考古发现了金矿的遗址，证实了这里的确生活过希罗多德描述过的斯基台人，许多学者认为，他们很可能就是神话中亚洲草原上可怕的马上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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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印欧语系中语言的共同语词，从中可以证明库尔干人说古印欧语。不同语言中的词如果由共同的词根而来，那么很有可能（尽管并不能确定）这些语言具有共同的起源。比如，英语中的“ox”和梵语中的“uksan”以及吐火罗语（早期在中国西部使用印欧语的一个部落）的“okso”同词源，同样，很多关于动物、植物以及工具、武器的名词，在印欧语系的语言中都为同词源词。更有意思的是，在印欧语系所有的语言中，都有大量的有关马和车轮的词汇，表明使用古印欧语的人群那时已经把马驯化为交通工具了。而考古发现的遗迹显示，最早对马的驯化出现在俄罗斯南部草原，这表明最早建立、使用古印欧语的是库尔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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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具有较充分的证据证明库尔干人是最早的印欧语使用者，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考古学证据证明它是如何扩散到欧洲的。库尔干人以马为主的文化是草原上的完美文化，但它并不适合欧洲的森林和高山。很难想像这些草原上的骑手征服了欧洲，并把他们的语言强加于当地居民。1987年，科林•伦福儒出版了《考古学与语言》，对印欧语的起源和传播提出了新的观点。他认为印欧语不是起源于库尔干文化，而是从东部传人了库尔干地区。伦福儒认为古印欧语于9000年前起源于中东，随后被“农业先导”带进了欧洲。根据印欧语在现代的分布情况，他认为安纳托利亚是它的故乡，另外还有几种已经灭绝的语言也起源于此。他提出了这样的假说：早期的农耕者在不断的扩展中带着他们的古印欧语，所以欧洲语言的洪流中应该有基因变化引起的波浪。这是一个大胆的假设，一开始在语言学的领域里支持这一观点的人很少。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事实上“农业先导”对欧洲的基因库影响甚小，它的影响似乎仅限于临近中东的地区，例如希腊人的DNA中有新石器时代的成分，但爱尔兰人的DNA完全没有新石器时代Y-染色体的标记。这意味着，如果是农业的扩展将印欧语带进了欧洲，它肯定不是由于农耕者的扩散才得以大范围地扩展，因为这个事实，伦福儒的观点的说服力不强。当然，正如它的名字所表示的，印欧语不只在欧洲存在。在现代的伊朗、阿富汗和印度次大陆，有许多人群使用印欧语，他们怎么会和相隔数千英里、生活在爱尔兰的盖尔人说同一类语言昵？关于这种现象也有不同的假说。第一个假说的代表人物是柴尔德、金伯塔等，他们认为，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草原骑手带着他们的语言从中亚入侵印度，早期的印度经文《梨俱吠陀》中也记载了从北方骑马而来的武士如何入侵印度。20世纪20年代，约翰•马歇尔爵士和同事们在印度河谷的莫恒卓•达罗和哈帕拉发现的遗迹，证实了这一记载的真实性。这两座伟大的城市约建于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前2000年，那里已经是人口众多、街市繁华、农业发达的城市了。到公元前1500年，它们开始衰落，公元1000年，哈帕拉文化消失了，曾经繁华似锦的城市变成了一座死城。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文明的终结？考古学家认为，它衰落的过程正是自草原而来的雅利安人入侵印度的过程。考古学家似乎同意柴尔德的观点，在莫恒卓•达罗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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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导致哈帕拉文明终结也有本土的原因，很可能是由于河流改道或者社会的腐败（想想2000年后的罗马帝国是如何终结的）。无论是何种原因，入侵的雅利安人并不具有早期考古学家所想像的摧毁当地文明的强大力量，由此，伦福儒又提出了两种模式，来解释印欧语如何进入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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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第一个模式是，新石器时代早期，中东的农民带着古印欧语开始迁徙。在他的这个模式中，哈帕拉居民的语言是印欧语，因此印欧语不可能是入侵的雅利安人带入印度的。他的第二个模式主要解释在莫恒卓•达罗发生的情况，他认为，中亚讲印欧语的游牧人入侵了印度河区域，但入侵者的数量相对较少，因此它对印度次大陆的影响较小，无力强迫当地人接受他们的语言和文化。在这两种情况下，北方草原的基因数据不会对印度人的基因数据发生较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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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尔德、金伯塔和伦福儒的不同假说，有待于DNA标记的验证，我们需要辨别印度人的基因有哪些来自草原骑手，哪些是本地固有的，从中证明哪一种假说能够成立。在第6章中我们已经看到，M20代表3万年前第一次由中东到印度的移民浪潮，在印度南部，这一标记出现的频率很高，而这里的人群使用的是和印欧语完全没有联系的德拉威语。在南部的一些人群里，M20出现的频率超过了50%，但在印度之外，它只是零星地在一些地区出现，因此可以说M20是代表印度本土的标记。现在我们要做的是对草原标记进行分析，找出它在印度的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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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那些草原骑手的标记，我们要从M17说起。从捷克到西伯利亚的阿尔泰山，一直向南贯穿中亚，这个标记出现的频率都很高。使用绝对时间检测法，它出现的时间在1万年到1万5千年之间，“微卫星定位”多样性显示，它在俄罗斯南部和乌克兰出现的频率最高，也就是说，它最早起源于这个地区。M17是M173的后代，而M173也起源于欧洲。M17产生的地区、分布情况和产生的年代，全部表明它是在库尔干人穿越欧亚草原的迁徙过程中扩散开的。解开印欧语之谜的关键，是找出它在中东和印度的分布情况。答案是，在印度说印欧语的人群中，它出现的频率较高，比如在德里讲印度语的人群里，约35%的男人具有这个标记。同样，说印欧语的南部人群中这一标记的频率也较高，同样为35%。但是与他们相邻的讲德拉威语的人群中，这一标记的频率较低，只有10%或更低。这样的结果，明确显示M17是印度的印欧语人群的标记，而且表明，在过去的1万年间，草原骑手的基因大量流入了印度。联系考古学的发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草原骑手入侵印度（不仅是他们的语言）的假说是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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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标记在中东情况如何呢？M17在这里出现的频率并不高，只有5%-10%的中东男性具有这个标记。在伊朗，波斯语是印欧语系的一个分支，在西部的人群里，M17出现的频率也不高，但在远东地区，它出现的频率却较高。将这个地区的人群分隔开的，是我们在第6章中已经看到的广阔而荒凉的沙漠。这一结果表明，正像旧石器时代已经发生过的那样，又一次，伊朗的沙漠阻碍了印欧语的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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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伊朗和中东Y-染色体分析的结果表明，早期的中东农耕者，没有像进入印度河谷一样，把这一语言带到东方。与农业发展相一致，M172很可能是在新石器时代进入了印度。但是，比较这个标记在讲印欧语和讲德拉威语人群中的频率，表明农业先于印欧语进入印度，随着时间流逝，很可能逐渐发生了这样的变化：许多新石器时代农耕者的后代学会了印欧语，而少量携带M17的讲印欧语的人群，放弃了原本的语言，开始说德拉威语。M17在伊朗西部出现的频率低，说明伦福儒的假说中的第二种模式，在过去是真实发生过的。很有可能，少数讲印欧语的入侵者，最终使本土的伊朗人完全接受了他们的语言和文化。伦福儒将这一过程称为“精英支配”，军事力量、经济实力和组织才能，使那些讲印欧语的草原骑手对当地古老的文明实行文化霸权。在战争中使用马是他们获得优势的关键因素，用马驾驶战车，或把马当做坐骑，战车和骑兵这两大草原生活的发明，保证了讲印欧语的游牧人在与步兵团作战时具有明显的优势。在随后的3000年里，使用马的军队一直都具有较大的优势，因此不难想像，当这些草原牧人进入伊朗后所发生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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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此为止，基因数据和考古发现，都证实印欧语最早起源于俄罗斯南部草原的假说是成立的，但是对它起源于中东的假说，我们所能找到的证据很少，这可能是因为随时间流逝，印欧语的农耕者所携带的基因信号已经消失了。卡瓦利-斯福扎和他的同事已经证明，一些基因表明有移民从中东进入欧洲，但是我们无法在欧洲讲印欧语的人群中追踪到这一微弱的新石器时代信号。卡瓦利-斯福扎认为，在新石器时代，最早的讲“前古印欧语”的中东农耕者，将这一语言带进了欧洲，包括库尔干地区，随后，这一语言演变为古印欧语。对此没有人提出异议，但是也没有清楚的基因图谱支持它。对中东和欧洲已经灭绝的语言的分布情况和相互关系进行考察，从中可以看出存在着另一种可能性也许最早的农耕者的语言不是印欧语而是一种与之完全不同的语言？巴斯克人生活在西班牙的东北部，他们的语言和世界各地任何一种语言都不相同。贾德•戴蒙在他的著作《第三种黑猩猩》中，认为这种语言很可能是起源于中东的“农业先导”的“遗迹”。有趣的是，一些语言学家认为巴斯克语与高加索人的语言相似，而后者又和生活在巴基斯坦一个偏远地区的布鲁沙斯基人的语言类似。同样，在西班牙东南部、亚平宁半岛和撒丁岛这个地中海世界里，还有另外一些已经灭绝的语言与之相类似。法国南部的一些地名表明在过去的某个时间，巴斯克语的使用范围要比现在广泛得多，另外希腊的地名也显示这里一度使用过“前古印欧语”，后来，它被希腊语和拉丁语取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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