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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70631 ——威廉·唐纳·汉密尔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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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70633 没人怀疑过基因对人体结构的作用，然而基因能够影响人的行为这一说法，就不那么容易让人接受了。我希望通过这一章的内容说服你，让你相信在7号染色体上真有这么一个基因，它的一个重要作用是使人拥有一种在人类所有文化中都占据着核心地位的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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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70635 动物都拥有本能。三文鱼长大后会洄游到出生地；掘土蜂会重复父母的行为，尽管父母早已不在；燕子会迁徙到南方过冬。所有这些，都是本能。而人类的生存不依赖本能，他们依赖的是学习，人类是有创造力的、受文化环境影响的、有思想意识的生物，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受自由意志、大脑思考和父母教育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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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70637 在20世纪，这种传统的思想统治着心理学和其他一些社会科学。如果谁不这么认为，而是一味相信人类行为与生俱来，认为一个人的命运早在出生之前就已经被他的基因所决定了，那么他就深陷基因决定论的泥沼之中了。事实上，社会科学中还存在很多比基因决定论更为触目惊心的决定论，如弗洛伊德的父母决定论、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和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的同侪压力文化决定论、约翰·沃森和斯金纳（Skinner）的刺激反应决定论、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和本杰明·沃尔夫（Benjamin Whorf）的语言决定论。在近100年的时间里，社会学家都在试图说服持有不同观点的人去相信动物本能所导致的行为属于决定论，而受环境影响产生的行为则属于自由意志；动物有本能，人类则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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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70639 在1950到1990年间的某一刻，环境决定论这座大厦轰然倒塌。20年精神治疗都未能治好的躁狂抑郁症，用一次锂剂就治愈了。自那一刻起，弗洛伊德的理论就失去了市场。1995年，一名妇女起诉她的心理医生，因为这位医生给她进行了3年多心理治疗都没能治好的病，在服用3周的百忧解之后，就痊愈了。德里克·弗里曼（Derek Freeman）发现玛格丽特·米德的理论（青少年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其行为可被文化任意塑造）是建立在主观偏见、不充分的数据材料的基础之上，并且所研究的那些青少年也是刻意安排的，就这样，文化决定论也随之崩塌了。而行为主义的幻灭，则源于20世纪50年代在威斯康星州所做的一个著名实验。在那个实验里，尽管失去双亲的幼猴只能从一个用铁丝做的模型那儿得到食物，它们仍对用布做的母亲模型更为依恋，这就违背了“哺乳动物会与任何给予它们食物的东西建立起感情”这一理论。看来，对母亲柔软与温暖的偏好，或许才是天生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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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70641 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著作《句法结构》（Syntactic Structures）为语言决定论的坍塌撕开了第一道口子。在这本书里他谈到，人类语言是我们所有行为中最具文化性的一种行为，也是最具本能的一种行为。乔姆斯基重新提出了一个关于语言的旧观点，那就是达尔文曾说过的“掌握艺术的一种本能倾向”。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是小说家亨利（Henry）的哥哥，也是一位早期的心理学家，他极力主张人类远比动物存在更多的本能行为。遗憾的是，他的这一观点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被人所忽视，是乔姆斯基把这些理论重新发掘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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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70643 通过研究人类的说话方式，乔姆斯基发现所有语言都有内在的某种相似之处，也就是说人类语言存在一种共同的语法。尽管很少有人意识到语法的存在，但大家都知道如何去使用它，这就意味着人类大脑学习语言的特殊能力，部分是由基因赋予的。说白了，词汇不可能是天生的，否则我们说的就是一成不变的语言。或许一个孩子由于其本能，在学习了某些词汇后，天生便会把这些词汇套入到一套思维规则中去。乔姆斯基用语言学的例子作为这一观点的证据：人们说话的时候会遵循一定的规律，而这套规律既不是父母教的，也不是轻易就能从日常对话中学会的。例如，在英文中，要把一个陈述句变成一个疑问句，就需要把主要动词放到句子最前面去，但人们怎么知道该把哪个动词移到最前面呢？看一看这个句子：“A unicorn that is eating a flower is in the garden.”（花园里有一只正在吃花的独角兽。）你可以把第二个“is”挪到最前面去，句子就变成了：“Is a unicorn that is eating a flower in the garden？”（花园里有一只正在吃花的独角兽吗？）但如果你把第一个“is”挪到最前面去，就变成了“Is a unicorn that eating a flower is in the garden?”，那就说不通了。区别在于，第一个“is”是名词短语的一部分，告诉我们这里所说的不是随便的一只独角兽，而是一只正在吃花的独角兽。即便是一个从未学习过名词短语的4岁孩子，也能轻松自如地运用这一规则，仿佛他们天生就会，即便从未听说过或使用过“a unicorn that is eating a flower”（一只正在吃花的独角兽）这个短语，他们也知道这个规则，这就是语言的美妙之处。要知道，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几乎都是全新的语言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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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70645 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乔姆斯基的推测得到许多来自不同领域的强有力证据的支持，所有这些证据归结起来，就是心理语言学家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的一个结论：人类学习语言是出于本能。平克被誉为首位可以写出通俗易懂作品的语言学家，他收集了很多令人信服的证据以证明语言技能是天生的。第一，语言具有普遍性。所有人都会一种或几种语言，不同语言的语法复杂度都差不多，即便是那些自石器时代就与世隔绝的新几内亚高地上的居民所使用的语言，也是如此。所有人都认真地遵循着那些没有明确成文的语法规则，即便是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和操着方言的人。黑人区里的“黑人英文”，其语法规则的规范性并不亚于英国女王的标准英文。因此，认为一种语言优于其他语言，完全是偏见，例如，在法语中使用双重否定（“没有人不会对我做……这样的事”）就被认为是得当的，但在英文中就会被看作俚语。其实，说这两种语言的人遵循的都是相同的语法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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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70647 第二，如果学习这些语法规则就像学习词汇一样，是需要通过模仿才能习得的，那么，为什么一个4岁的孩子在正确使用“went”这个词后的一两年，却突然改用“goed”[1]了呢？事实上，人类的本能中并不包括读写能力，所以必须由我们教会孩子读和写，但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几乎用不着我们的帮忙就能学会说话。没有父母会用“goed”这个词，但大多数孩子在某一时刻都会这么说。也没有家长去解释“杯子”这个词指的是所有杯状物，而非一个特定的杯子，也不是这个杯子的把手或制作杯子的材料，更不是指着杯子的动作或是杯子的抽象概念，当然也不是指杯子的大小或温度。但如果一台计算机需要学习某种语言，我们不得不为它费力地配备一个可以自动过滤掉所有错误含义的程序，这个程序就可被视为一种“本能”。孩子们像是被预先设置好了程序一样，天生就知道哪些用法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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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70649 但在语言本能方面最让人感到诧异的证据来自一系列的自然实验，即让孩子们去接触一种完全没有语法规则的语言，发现孩子们自己会给这种语言加上语法规则。当中最著名的当属德里克·比克顿（Derek Bickerton）所做的一项研究。在19世纪，一群外国劳工来到了夏威夷，为方便内部交流，他们混合了一些字词和短语，形成了一种“洋泾浜语”[2]。与大多数洋泾浜语类似，这种语言缺乏系统的语法规则，表达方式非常复杂，表达能力也相对有限。但当他们的孩子在幼时接触和学习这种语言时，一切都不一样了，这时洋泾浜语已经有了词形变化、字词顺序和语法规则，变成了更实用和高效的克里奥尔语。简言之，正如比克顿所总结的那样，洋泾浜语只有经过一代孩子的学习之后，才能演变成一种新的方言，这是因为孩子们有进行这种改变的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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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70651 比克顿的假说得到了手语研究的有力支持。有这样一个例子，尼加拉瓜在20世纪80年代首次建立了聋儿学校，之后便形成了一种全新的自主语言。在这所学校里，学生没有学会使用唇语，但当孩子们在操场上一起玩耍时，把各自在家里所使用到的手势凑到了一起，便形成了一种简单粗糙的洋泾浜语。不过几年，当更小的孩子入了学，也学会了这种洋泾浜语之后，它蜕变成一种真正的手势语言，同标准的口语一样，有语法规则，也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实用性和高效性。在这个例子里，孩子们再一次创造了语言，这一事实似乎表明，儿童进入成人期后，语言的本能就消失了，这就是成年人很难学习新语言或是新口音的原因所在。因为成年人不再拥有语言的本能。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教室里学习法语比在法国度假时学法语更难，即使对一个孩子来说也是如此：语言本能只对所听到的语言起作用，而对于需要记忆的语言规则是不起作用的。许多动物的本能都存在一个明显的“敏感期”，有些东西只有在这个“敏感期”内才能学会，过期不候。例如：苍头燕雀只有在特定的年龄段里聆听同类吟唱才能学会标准的唱法。其实人类也是如此，发生在一个女孩身上的真实故事就残酷地揭示了这一点。女孩名叫吉妮（Genie），在洛杉矶的公寓里被发现时，才13岁。自出生起，她便一直被关在一间简陋的小房间里，几乎从不与外人接触。她只会两个词：“别这样”和“不要了”。她被解救出来后很快就学会了大量的词汇，但始终没有学会语法规则，因为她已经过了语法学习敏感期，语言本能已经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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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70653 然而，无论一个理论再怎么荒谬，要彻底摒弃它，也是需要耗费很大精力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有这么一个错误观念，认为语言是一种可以改变大脑的文化形式，而非大脑塑造了语言。尽管历史上也有一些事例支持这种说法，比如，霍皮语中缺乏时间的概念，因而认为霍皮人的脑子里也没有时间的概念，但后来发现这些事例也都是假的。即便如此，许多社会科学学科仍然认为，语言是人脑神经网络形成的原因而非结果，这种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比方说，德语中有个词“Schadenfreude”[3]，意指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国家的语言中若是没有这个词，那里的人们就无法理解这一概念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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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70655 支持语言本能的证据很多，还有更多来自其他方面的。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关于儿童在出生后的第二年里如何发展语言能力的研究。不管大人直接对这些孩子说了多少话，也不管是否有人教过孩子怎么遣词造句，这些孩子的语言技能发展都有着固定的模式和先后顺序。双胞胎的研究表明，语言发育早晚具有很强的遗传性。但对大多人来说，对语言本能最有说服力的证据还是来自硬科学领域——神经病学和遗传学。中风患者有真实的基因做证据，反对派也不好说什么了。大多数人的左半脑里有一部分是专门用来进行语言处理的，即使是用手语“交谈”的聋人也是如此，尽管手语也需要用到右半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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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70657 如果大脑中影响语言处理的某一特定部位受损，就会患上“布罗卡氏失语症”，即丧失了使用或理解语法的能力，除非是最简单的语法。但对句子的理解能力不受影响。例如，布罗卡氏失语症患者可以很容易地回答诸如“你能用锤子切割东西吗？”这样的问题，但很难回答“狮子被老虎咬死了，是谁死了？”这样的问题，因为回答第二个问题必须懂得字词顺序方面的语法规则，而负责这部分功能的大脑区域恰好受损了。如果大脑的另一个区域韦尼克区受损，则会出现相反的症状。这种患者能说出一大串语法结构异常丰富但却毫无意义的话。由此看来，布罗卡区像是在生成语言，而韦尼克区则是在告诉布罗卡区应该生成什么样的语言。但这并非故事的全部，因为还有一些其他的大脑区域也参与了语言的加工处理过程，尤其是脑岛，后者或是引发阅读障碍的功能区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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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70659 有两种遗传病会影响语言能力，一种是由11号染色体上一个基因突变引起的威廉斯综合征（Williams Syndrome），罹患这种病的孩子一般智力低下，但说起话来生动丰富，十分健谈。他们常喋喋不休，用词复杂、句式考究。如果让他们描述一种动物，与别人选择猫或狗不同，他们常会选择一个颇为奇怪的动物，比如土豚。他们学习语言的能力很强，但是理解力低下，智力迟钝。我们中的很多人曾经都认为思考就是一种不发声的语言，然而威廉斯综合征患者的存在似乎证明了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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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70661 另一种被称为特定型语言障碍（SLI）的遗传病则有着相反的症状，患者语言能力降低，但智商不会受到明显的影响，至少不会长时间地对智商造成影响。这种疾病是一场科学争论的核心议题，争辩双方分别支持新兴的演化心理学和旧的社会科学，论题是应该用基因来解释行为还是用环境来解释行为。处在争论旋涡之中的这个基因，正是位于7号染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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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70663 这个基因是否存在，并非双方争辩的焦点。对双胞胎的细致研究明确地指出特定型语言障碍具有极强的遗传性，这种病与出生时的神经损伤无关，与成长过程中接触的语言较少也无关，亦不是由智商低下所造成的。虽然对于这种疾病有着不同的定义，但经过一些检查，发现这种病的遗传性接近100%。也就是说，同卵双胞胎患病的概率大约是异卵双胞胎的2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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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70665 毫无疑问，这个基因位于7号染色体上。1997年，来自牛津大学的一组科学家在7号染色体的长臂上发现了一个总是与特定型语言障碍同时出现的遗传标记。虽然这个证据只是从英国的一个大家族里得到的，但结论一目了然。[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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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70667 对特定型语言障碍到底是什么，争辩得非常激烈。有人认为这只是大脑的整体病变，影响到语言产生的多个方面，主要是影响用嘴发声和用耳听声的能力。根据这个理论，病人在语言方面遇到的困难来自这些感官问题。对于其他一些人来说，这个理论非常具有误导性。许多患者的确存在着听力和发音问题，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问题更加值得关注，那就是他们对语法的理解和使用存在问题，而这与任何感官缺陷无关。争辩双方都能达成一致的是，媒体把这个基因炒作为一种“语法基因”，有点过于简单化，太不理性，很丢媒体的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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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70669 故事围绕着一个英国的大家族展开，我们在此称他们为K家族。这个家族一共有3代人。1个患有特定型语言障碍的女子与1个正常的男子结婚，两人育有4女1子，除1女外，其余4个孩子都是特定型语言障碍患者。而这些孩子又结婚生子，总共生了24个孩子，其中10个孩子为特定型语言障碍患者[4]。很多心理学家都认识这家人，其他科学家则为他们做了一系列的检查，希望借此能有更为深入的了解。牛津大学的研究团队通过研究他们的血液，在7号染色体上发现了这个基因。这个科研团队与伦敦儿童健康研究所有合作关系，两者都支持“综合病变论”，认为K家族成员的语法能力缺陷是由他们的听说问题所造成的。和他们持相反意见的主要是加拿大的语言学家玛瑞娜·戈普尼克（Myrna Gopnik），她是“语法病变论”的主要倡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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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70671 1990年，戈普尼克首次提出，K家族和其他类似病症的患者在理解英文的基本语法规则方面存在障碍，他们不是不能理解语法规则，而是需要专门的用心学习才能掌握这些规则，但对于正常人而言，这些语法规则是一种本能。有这样一个案例，戈普尼克向某人展示一幅画着卡通动物的图片，图面上配有“这是一个Wug”的标识，然后给他们一张画有两只这种卡通动物的图片，问道“这是……”，大多数人会不假思索地回答“Wugs”，但是对于特定型语言障碍患者，他们很少能回答得出来，即便是回答出来了，也要经过深思熟虑，看起来他们并不知道英文中大多数词的复数规则是在其末尾加一个“s”。但是，特定型语言障碍患者可以记住大多数名词的复数形式，只是碰到以前没有见过的新词时会被难倒，此外，他们还会犯这样的错误，即在那些我们正常人不会加s的词后面加s，比如“saess”。戈普尼克提出这样一种假设，认为这些患者是把每个单词的复数形式都作为一个新的单词来记，但他们记不住相应的语法规则。[7]当然，特定型语言障碍患者不仅仅是在名词的复数形式方面存在问题，还在过去时态、被动语态、词序规则、后缀、词汇组合以及所有这些本该知道的英文语法规则方面存在问题。戈普尼克研究了英国这个患病家族，首次公开了她的这些发现，但立即遭到了猛烈的抨击。一位批评者认为将问题归咎于语言处理系统，而非基础的语法规则，要合理得多，因为有语言障碍的人在使用英文时本身就很容易用错复数和过去时态这类语法规则。另一位批评者则认为戈普尼克没有说明K家族成员有着严重的先天性语言障碍，而这种语言障碍本身会削弱他们运用语言、音素、词汇、语义及句法的能力。他们很难理解一些复杂和不常见的语法结构，如可逆被动句、定语后置、关系从句、插入语等。[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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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70673 这些批评都有些片面。首先，K家族并不是戈普尼克发现的，她怎么敢对这个家族的疾病情况妄下结论？此外，批评声中也有一部分和她的观点一致，那就是K家族成员对所有的句法结构都有障碍。如果说语法障碍一定是由口语表达障碍所引起的，究其原因主要是口语表达障碍与语法障碍往往同时出现，这无疑就陷入了循环论证的怪圈。戈普尼克并没有轻言放弃。她将研究范围扩展到了希腊和日本，在那里，她设计了各种巧妙的实验，也得到了同样的结果。例如，希腊语中“likos”代表狼，“likanthropos”代表狼人，狼的词根“lik”从来不会单独出现。大多数讲希腊语的人潜意识里都知道“likos”如果与一个以元音开头的单词（如“-anthropos”）组合在一起时需要去掉”-os”，留下“lik-”这个词根，但与一个辅音开头的单词组合在一起时则只需要去掉“s”，变成“liko-”词根。这个规则听起来十分复杂，但即便是说英文的人也能很快掌握，正如戈普尼克所指出的，英文中也一直在使用相同的组词规则，如“technophobia”（技术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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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70675 有特定型语言障碍的希腊人不能掌握这个规则，他们可以学会“likophobia”或“likanthropos”这样的词汇，但很难分辨出这些词汇的词根和后缀这些复杂结构。因此，为了弥补这种不足，他们需要掌握比常人更多的词汇量。戈普尼克指出“必须把这些人当作没有母语的人”，他们学习母语就像我们成年人学习外语一样，需要死记硬背语法规则和词汇，非常费劲。[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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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70677 戈普尼克承认，一些特定型语言障碍患者在非语言智商测试中得分较低，但也有一些患者的得分会高于平均水平。给一对异卵双胞胎进行非语言智商测试，患有特定型语言障碍孩子的得分高于不患病的那个孩子。戈普尼克还承认，大多数特定型语言障碍患者在听说方面同样存在问题，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并且语言障碍和听说困难同时存在只是一种巧合。例如，特定型语言障碍患者能够掌握“ball”和“bell”的区别，但生活中却常在该用“fell”的时候错误地用成了“fall”（两者是同一个词，只是语法上有别）。同样，他们也能够分辨押韵的词，如“nose”和“rose”。一位批判者称外人根本听不懂K家族成员的语言，戈普尼克对这样的质疑感到非常愤怒，因为她花了数小时跟他们一起聊天、吃比萨、参加家族庆祝活动，发现与他们的沟通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为了证明语言障碍与听说能力之间没有关联，她还设计了一个笔试，例如，下面这两个句子：“He was very happy last week when he was first.”（他上周得了第一名，他很高兴。）“He was very happy last week when he is first.”（他得了第一名，他上周很高兴。）大多数人能够一眼看出，第一个句子合乎语法规则，而特定型语言障碍患者则认为这两句话都是对的。很难想象这个问题与听说能力能有什么关联。[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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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70679 尽管如此，研究听说能力的理论家仍然没有放弃。最近，他们又指出特定型语言障碍患者还存在“声音掩蔽”方面的问题，他们很难注意到被前后其他声音所掩蔽的纯音，除非把正常人能听到的这个纯音音调再提高45分贝。换句话说，特定型语言障碍患者很难识别出隐藏在一串重音中的轻音，所以他们很可能会漏掉单词末尾诸如“-ed”这样的轻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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