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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讲，血红蛋白基因的一个字母改变所引起的镰状细胞突变并非孤例。一位科学家认为，这只是疟疾遗传抗性的冰山一角。有多达12种基因，赋予了人类各式各样的抗疟疾，以及抗其他疾病的能力。至少有2个基因具备不同的结核病抗性，其中就包括与骨质疏松症易感程度有关的维生素D受体基因。牛津大学的阿德里安·希尔（Adrian Hill）[4]写道：“当然，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在不远的过去对结核病抗性的自然选择可能促进了骨质疏松症易感基因的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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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人们有一个新发现，即遗传性疾病囊性纤维化与传染性伤寒有着类似的关联。7号染色体上CFTR基因的一种突变类型会导致一种肺部和肠道的危险病变——囊性纤维化[2]，但是这种突变类型同时也会保护人体免受由伤寒杆菌引起的肠道疾病——伤寒的侵害。只有一个突变拷贝的人不会发生囊性纤维化，但是他们对伤寒引起的痢疾和发烧具有免疫力。需要正常类型的CFTR基因，伤寒才能侵入并感染细胞。因为突变体缺少了3个字母，人便不易感染伤寒。通过杀死具有该基因其他拷贝类型的人，伤寒对突变型施加了自然选择的压力，从而使其得以传播开来。但是，拥有两份拷贝的人能存活本身已是一件幸事，因而该基因的这种突变类型永远不会普及开来。就这样，由于疾病的原因，一种罕见而有害的基因便再次被保留了下来。[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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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遗传上讲，大约1/5的人无法将水溶性的ABO血型蛋白释放到唾液和其他体液中。这些“非分泌者”更容易罹患包括脑膜炎、酵母菌感染和复发性尿路感染在内的各类疾病，但是他们患上流感或感染呼吸道合胞病毒的可能性也较小。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遗传变异似乎都与传染病有关。[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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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这个问题的了解只停留在了表面。其实，在鼠疫、麻疹、天花、斑疹伤寒、流行性感冒、梅毒、伤寒、水痘等过往重大流行病祸害我们的祖先之时，也在我们的基因上留下了印记。具有抗感染性的基因突变得以蓬勃发展，但抗感染性往往也要付出代价。有的代价很是高昂（如患上镰状细胞性贫血症），有的代价只是理论上存在（如不能输错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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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医生们一直都在低估传染病的重要性，这种状况直到近年来才有所改观。有许多疾病通常被认为是由环境条件、职业、饮食或偶然因素导致的，但是现在人们逐渐开始认识到这些疾病是由鲜为人知的病毒或细菌引起的，属慢性感染范畴，胃溃疡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有几家制药公司因为生产缓解胃溃疡症状的新药而获利丰厚，但其实我们需要的只是抗生素。胃溃疡不是由油腻的食物、心情焦虑或遭遇不幸所导致，而是由幽门螺杆菌感染引起的，这种感染常常发生在儿童时期。同样，在心脏病和衣原体或疱疹病毒感染之间，各种形式的关节炎与多种病毒之间，甚至在抑郁症或精神分裂症与一种罕见的通常感染马和猫的脑病毒（博纳病毒）之间，都有很强的潜在联系。在这些联系里，有些可能会被证明是错误的，有些可能是先得了病然后才有的微生物，而非先有微生物而后才诱发的疾病。但已经有证据表明，人们对诸如心脏病等疾患的遗传抗性不尽相同。或许这些遗传变异也与抗感染能力有关。[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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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说，基因组是一份记录人类病史的病理报告，是每个民族和种族的医学宝库。O型血在美国原住民中占据主流，这种现象可能意味着，霍乱和其他形式的腹泻与拥挤以及不太卫生的状况有关。而西半球的人口才刚刚开始多起来，因此这些疾病在近现代之前未曾有过。在19世纪30年代之前，霍乱是一种罕见的疾病，或仅限于恒河三角洲，之后才突然传播到欧洲、美洲和非洲的。美洲原住民主要是O型基因这一事实，实在是令人琢磨不透，需要另一番更好的解释，因为来自北美前哥伦布时期的古代木乃伊中，更为常见的是A型或B型血，看起来像是西半球独特的选择压力才导致A和B基因迅速消失的。有迹象表明，这种选择压力可能是梅毒，且似乎是美洲本土的疾病（医学史界对此仍然存在很大的争议，但事实上，人们已经在1492年之前的北美人骨骼中发现了梅毒病变，然而在1942年之前的欧洲人骨骼中并未发现）。O型血的人似乎比其他血型的人更不容易得梅毒。[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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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霍乱易感性与血型之间的关联被揭示之前，有个发现很是怪异，看起来似乎意义不大：假设你是一名教授，要求4位男性和2位女性穿上棉质T恤，不许他们用止汗剂和香水，并在两个晚上之后将这些T恤收回进行检查（你可能会被调侃为有点变态）。之后，还让共计121名的男性和女性去闻这些脏T恤的腋窝处，并根据气味判断来对吸引力进行排名。即使婉转地说，你也会被认为是个怪咖。不过，真正的科学家不会为此而感到难堪。克劳斯·韦德金德（Claus Wederkind）和桑德拉·弗里（Sandra Furi）所做的正是这样一个实验，结果发现男人和女人都最喜欢（或最不讨厌）遗传上与他们差异最大的那个异性的气味。韦德金德和弗里研究了6号染色体上与机体识别自我以及免疫系统识别入侵者有关，且可变性很强的MHC基因。在同等条件下，雌鼠通过嗅闻尿液，更倾向于选择与自身MHC基因差异最大的雄鼠进行交配。正是这一发现提醒了韦德金德和弗里，令他们联想到或许在我们人类中仍然保留着类似的、根据基因选择伴侣的能力。研究发现，只有服用避孕药的女性没有明显表现出对拥有不同MHC基因型男性T恤的偏好，但后来进一步研究发现，原来是避孕药影响到嗅觉所致。正如韦德金德和弗里所说[9]：“没有一个人的气味对每个人来说都很好闻，主要取决于是谁在闻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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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一直以远亲繁殖的方式来解读小鼠实验：雌鼠更愿物色拥有不同基因的雄性，这样它的后代才会拥有更多样化的基因，且罹患遗传疾病的风险更小。但直到搞清楚了血型，人们才逐渐开始理解母鼠和那些闻T恤的行为。要知道，在霍乱时期，AA基因型的人最好去找BB基因型的伴侣进行交配，这样他们所有的孩子都是能抵抗霍乱的AB基因型。如果相同的理论在其他基因以及与这些基因共同演化的其他疾病（MHC复合体基因似乎是抗病基因的主要位点）身上依旧适用，那么基因不同的人互相产生性吸引就具有显而易见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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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基因组计划是建立在一个“谬论”之上的。其实，根本就没有所谓的“人类基因组”，因为无论在空间还是时间上都无法对其进行定义。在遍布于23对染色体的数百个不同基因座中，基因因人而异。没有人可以说血型A是“正常型”，而血型O、B和AB是“异常型”。因此，当人类基因组计划公布典型的人类基因序列时，9号染色体上的ABO基因序列会是什么？该计划宣称将揭晓200个人的共有序列，但对ABO基因来说，这将遗漏重要的信息，因为个体的不同是其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变异是人类基因组乃至任何基因组都不可或缺的内在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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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1999年的某个特定时刻抓拍基因组，并认为所得到的照片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基因组稳定而恒久的影像，是不对的。基因组是会变化的，不同基因型的比率通常是随着疾病的变化而变化的。令人遗憾的是，人类倾向于追求稳定、信奉平衡。实际上，基因组是不断动态变化的。曾经有一段时间，生态学家推崇譬如英格兰的橡树林和挪威的冷杉林那样的顶级植被。他们现在如梦初醒。生态学与遗传学一样，并非均衡状态，而是持续在变的。没有什么是始终如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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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注意到这个的大概是约翰·伯顿·桑德森·霍尔丹（J. B. S.Haldane），他曾试图找出人类具有丰富遗传变异的原因。早在1949年，他就推测遗传变异可能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寄生物的压力。但是霍尔丹的印度同事苏雷什·贾亚卡尔（Suresh Jayakar）于1970年提出了颠覆性的观点，他认为没有必要保持稳定性，还说寄生物会导致基因频率的永久波动。到了20世纪80年代，澳大利亚人罗伯特·梅（Robert May）继承了此理论，他发现即使在最简单的寄生物及其宿主系统中，也不存在均衡状态，即确定性的系统也会一直存在混沌运动。梅因此成为混沌理论的奠基人之一。英国人威廉·汉密尔顿（William Hamilton）捧过了接力棒，他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来解释有性生殖的演化。此模型基于寄生物与宿主之间的遗传博弈，其精彩程度堪比军备竞赛，并导致了汉密尔顿所说的“许多（基因）永不安宁”。[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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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半个世纪前物理学界那般，在20世纪70年代的某个时候，生物学里那个充满着确定性、稳定性和决定论的旧世界坍塌了，我们必须重建起一个波动的、变化的和不可预测的世界。应该说，我们这代人所破译的基因组只不过是对一份不断变化的文件抓拍了一张照片而已，生命天书永无定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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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中海贫血是由于基因缺陷导致的珠蛋白合成障碍的疾病，是我国南方地区最常见、危害最大的单基因遗传病。通过基因检测（如贫安可®地中海贫血基因检测）进行地贫基因检测，可一次性筛查超过500种地贫型别，全面了解夫妻双方地贫基因的携带情况，评估生育风险，弥补地贫常规筛查所造成的漏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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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囊性纤维化是一种常染色体隐性遗传模式的多系统疾病，其中以肺部病变最为严重。该病通常在婴幼儿期发病，出现反复支气管感染、气道阻塞、轻度咳嗽，并伴发肺炎、肠粘液分泌和粘度增加、肠梗阻、直肠脱垂等。该病预后较差，约半数患儿因并发症于10岁前死亡，活至成年者较少。——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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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组：生命之书23章 10号染色体 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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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因放纵的举止遭灾背运之时，往往把日月星辰责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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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是天底下精妙绝伦的饰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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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我们做恶人也是命运导致，做傻瓜亦是出于上苍的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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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己的好色本性归咎到一颗星星身上，是何其绝妙的遁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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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尔王》（威廉·莎士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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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组像是一部记录了瘟疫历史的圣经，遗传变异将我们祖先与疟疾、痢疾的长期斗争史记录其中。至于能有多大机会避开疟疾的侵害，其实你的基因和疟疾病原体基因早就已经预设好了。这就好比打一场比赛，你与疟原虫均派出了各自的基因队伍，如果疟原虫攻破了你的防线，那么它们就赢了，你就不走运了。重要的是，这场比赛没有替补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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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实并非如此，不是吗？遗传仅仅是对抗疾病的最后手段。对抗疾病有各式各样更为简便的方法，比如睡在蚊帐里、抽干沼泽的水、吃药、在村庄周围喷洒DDT；吃好、睡好、避免压力、保持良好的免疫力水平，以及乐观开朗的性格。所有这些都与你是否容易被感染息息相关，要知道，基因组并非唯一的战场。在前面的几章里，我尽量言简意赅。我将生物体进行拆解，单挑出基因，娓娓道来。然而其实基因并非一座孤岛。人体是一个整体，每个基因都只是其中的一分子。是时候把生物体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并开始找寻隐匿其中的“社交基因”了。这是一种能整合身体各种功能的基因，它的存在揭示了影响着我们对人类正确认知的心物二元论，完全是一派胡言。大脑、身体和基因组就好比是三个亲密的舞伴，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何基因决定论只是一个荒诞的说法。人类基因的开关与否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受到外部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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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固醇是一个与风险挂钩的词。每提及此，首先映入脑海的便是：它会引发心脏病，不是什么好东西，在红肉中含量很高，吃了会有性命之忧。事实上，把胆固醇与毒药画等号，是大错特错。胆固醇是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负责调控人体这个复杂的生化和遗传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胆固醇是一种可溶于脂肪溶剂而不溶于水的小分子有机化合物。人体的大部分胆固醇都是由饮食中的糖类摄入转化而来的。没有胆固醇，人类就无法存活于世。人体中至少有5种重要的激素（孕酮、醛固酮、皮质醇、睾酮和雌二醇，被统称为类固醇）是由胆固醇转化而来的，每一种都有独特的功能。这些激素和机体的基因之间有着十分亲密的关系，令人着迷，却又让人感到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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