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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组像是一部记录了瘟疫历史的圣经，遗传变异将我们祖先与疟疾、痢疾的长期斗争史记录其中。至于能有多大机会避开疟疾的侵害，其实你的基因和疟疾病原体基因早就已经预设好了。这就好比打一场比赛，你与疟原虫均派出了各自的基因队伍，如果疟原虫攻破了你的防线，那么它们就赢了，你就不走运了。重要的是，这场比赛没有替补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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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实并非如此，不是吗？遗传仅仅是对抗疾病的最后手段。对抗疾病有各式各样更为简便的方法，比如睡在蚊帐里、抽干沼泽的水、吃药、在村庄周围喷洒DDT；吃好、睡好、避免压力、保持良好的免疫力水平，以及乐观开朗的性格。所有这些都与你是否容易被感染息息相关，要知道，基因组并非唯一的战场。在前面的几章里，我尽量言简意赅。我将生物体进行拆解，单挑出基因，娓娓道来。然而其实基因并非一座孤岛。人体是一个整体，每个基因都只是其中的一分子。是时候把生物体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并开始找寻隐匿其中的“社交基因”了。这是一种能整合身体各种功能的基因，它的存在揭示了影响着我们对人类正确认知的心物二元论，完全是一派胡言。大脑、身体和基因组就好比是三个亲密的舞伴，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何基因决定论只是一个荒诞的说法。人类基因的开关与否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受到外部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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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固醇是一个与风险挂钩的词。每提及此，首先映入脑海的便是：它会引发心脏病，不是什么好东西，在红肉中含量很高，吃了会有性命之忧。事实上，把胆固醇与毒药画等号，是大错特错。胆固醇是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负责调控人体这个复杂的生化和遗传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胆固醇是一种可溶于脂肪溶剂而不溶于水的小分子有机化合物。人体的大部分胆固醇都是由饮食中的糖类摄入转化而来的。没有胆固醇，人类就无法存活于世。人体中至少有5种重要的激素（孕酮、醛固酮、皮质醇、睾酮和雌二醇，被统称为类固醇）是由胆固醇转化而来的，每一种都有独特的功能。这些激素和机体的基因之间有着十分亲密的关系，令人着迷，却又让人感到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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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体利用类固醇的历史非常久远，甚至可能比分化出植物、动物和真菌的年代还要早。引发昆虫蜕皮的激素是一种类固醇，这种神秘的化学物质在人类医学中被称为维生素D。有一部分类固醇的合成可诱使机体抑制炎症、强化运动员的肌肉；有一些从植物中提取的接近人类激素的类固醇，可用作口服避孕药；还有一些类固醇是化工产品，可能是污水中雄鱼雌化，及现代男性精子数量下降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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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号染色体上有一个基因CYP17[1]，它编码一种能使人体将胆固醇转化为皮质醇、睾酮和雌二醇的酶。如果缺少这种酶，机体中这条代谢通路将会被阻断，进而使胆固醇更多的转化为孕酮和皮质酮。缺乏这种基因拷贝的人无法产生其他性激素，因而无法经历青春期。即便生物性别是男性，但外表看起来更像是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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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暂时把性激素放在一边，来分析另一种由CYP17产生的激素——皮质醇。实际上，我们机体中几乎每个系统都需要皮质醇。这种激素可通过影响大脑的结构，将身体和精神融合成一个整体。皮质醇干扰免疫系统，改变眼耳鼻的敏感度，并让身体的各项功能发生了变化。皮质醇实际上就等同于压力。顾名思义，当你的血管中有大量的皮质醇时，则提示你正处于压力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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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来自外部世界，如临近的考试、近来丧亲、报纸上那些骇人的消息，或长期因照顾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而精疲力竭。短期的压力会导致机体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激增，进而心跳加速，双脚冰凉。这些激素让身体在紧急情况下做好战斗或逃跑的准备。不同的是，长期的压力会使机体缓慢而持久地产生皮质醇。皮质醇有能抑制免疫系统的功效，这一点令人感到惊讶。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那些在准备重要考试时表现有精神压力的人，更容易患上感冒和其他感染性疾病，因为皮质醇能降低淋巴细胞（白细胞）的活力、数目及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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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质醇通过开启基因表达来实现这一点。皮质醇只会在含有皮质醇受体的细胞中激活基因，而皮质醇受体可被其他因素所左右。皮质醇所开启的大多数基因会依次开启其他的基因，而这些基因又会再启动另外的基因，以此类推。所以皮质醇可间接影响数十个甚至上百个基因。皮质醇只是这一切的开始。皮质醇的产生是源于肾上腺皮质中的一系列基因被激活，进而制造出生产皮质醇所需要的酶，这其中就包括CYP17。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复杂系统，哪怕我只列出个大致流程，都会令你不胜其烦。所以你只需要知道如果没有数百个相互调节、开或关的基因，你的机体就不能产生、调控皮质醇并对其作出反应。这番阐述很是受用，让我们得以知道人类基因组中大多数基因的功能是调控基因组中其他基因的表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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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不让你产生阅读疲劳，我在此将简单地给你描述一下皮质醇的作用。在白细胞中，目前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皮质醇参与开启10号染色体上一个名为TCF的基因，从而使TCF能够产生一种抑制白细胞介素2的蛋白质。白细胞介素2能使白细胞处于警戒状态，特别是能对细菌保持警戒。因此，皮质醇抑制了白细胞的免疫警觉性，使你更容易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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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在大家面前的问题是：谁控制了这一切？谁一开始就给所有的基因都设定好了准确无误的表达时间？又是由谁来决定何时开始释放皮质醇？你可能会争辩道，是基因在调控呀，因为机体细胞分化就是每个细胞通过开启不同的基因，进而分化成不同细胞类型的过程，这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个遗传调控的过程。但这其实是个误解，因为基因并不是压力的来源，基因无法直接知晓亲人的离世或者考试的来临，这些信息均要经过大脑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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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大脑掌控了这一切吗？可是，外界的压力信息是通过大脑意识中心进行处理的，意识中心命令大脑中的下丘脑发出信号来调控脑垂体，以释放一种能够指引肾上腺皮质产生和分泌皮质醇的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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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也称不上是个答案，因为大脑本身就是身体的一部分。下丘脑刺激脑垂体、脑垂体刺激肾上腺皮质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大脑设定了这个操作流程。大脑不至于会设定好程序，以便让机体在面临考试等应激事件时，因抵抗力减弱而易患感冒。答案其实是：自然选择（理由我很快便会讲到）。无论如何，这一切的发生都是完全不自主、无意识的，所以，是面临考试这件事，而非大脑本身调控了这一切。但如果是考试这件事掌控了这一切，那么应该怪罪社会才是。然而，社会不就是个人的集合吗？这么一想，不就又把皮球踢回到我们人类自身一边了吗？此外，不同个体对压力的敏感程度不同，有些人面对即将到来的考试显得很是焦虑，但也有些人能够从容应对。为何会产生如此的差异？在皮质醇的产生、调控及应答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过程中，易有精神压力的人与从容应对的人肯定有着微妙的基因差异。而又是谁或者是什么控制了这些基因上的差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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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并没有人在主导这一切。这个答案或许让人难以置信，但这个由错综复杂、设计巧妙的系统构成的世界确实没有控制中心。经济就是这样一个系统。曾有错误的观念认为：如果有人操控经济，决定应该在何时何地生产何种产品，经济会运行得更好。但是事实上这种想法业已对苏联及西方世界民众的财富与健康造成了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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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也是如此。人并非一个依赖激素的释放来运转身体的大脑，也并非一个通过激活激素受体来调控基因组的身体，更不是一个通过开启基因来激活激素进而调控大脑的基因组。上述所有功能，人兼而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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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中有许多古老的理论，都存在着这类误解。那些支持和反对“遗传决定论”的理论，其实都是假定基因超脱或是凌驾于身体之上。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其实机体是在需要时才开启基因，而且这个操作通常源于对外界事件所作出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反应。你大可通过幻想那种能给人带来压力的事件（即便荒诞不经）来提高皮质醇水平。同样地，针对慢性疲劳综合征（又称肌痛性脑脊髓炎），有些人认为痛苦纯粹是心理性的，而另一些人则坚持认为它是由生理原因引起的，其实这两者都完全没有抓住要点。大脑和身体是同一个系统的不同组成部分。如果大脑对心理压力作出反应，刺激了皮质醇的释放，而皮质醇抑制了免疫系统，使得机体因免疫力下降而诱使潜伏的病毒发威，或感染了新的病毒，那么这个过程中所产生的症状可能是生理上的，但其实原因却是心理上的。我们再设想一下，若是某种疾病影响到大脑，进而改变人的情绪，这种情况下，病因是生理性的，但是症状却是心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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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话题涉及的是日趋流行的心理神经免疫学。该学科相关观念虽受到了大多数医生的抵制，但却被信仰治疗师们大肆宣传。事实上，证据确凿。比如，虽都携带有疱疹病毒，不过长期不快乐的护士更容易得唇疱疹；患有焦虑症的人比阳光乐观的人更容易有生殖器疱疹；在西点军校，学生们很容易患上单核细胞增多症（腺热），而且那些症状严重的患者往往就是那些课业压力大、焦虑的学生；那些照顾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人（一项压力特别大的工作），他们血液中的抗病T淋巴细胞比正常指标要少；三哩岛核电站发生核泄漏事故时居住在附近的人在3年之后罹患癌症的人数要比预期的多，不是因为被暴露在辐射之下（事实上他们并没有），而是因为事故使其体内的皮质醇水平升高，继而降低了免疫系统对癌细胞的反应；那些经历丧偶之痛的人，在随后几周内，其免疫系统将变得异常脆弱；那些一周前因父母争吵，经历家庭破裂的儿童更容易感染病毒；生活中，那些心理压力过大的人比过着幸福生活的人更容易患上感冒。虽然你可能会觉得这些研究很难以置信，但它们中的大多数其实已被小鼠或大鼠这类动物实验所验证过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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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怜的老勒内·笛卡尔（Rene Descartes）因其提出了主导西方思想的二元论而备受指责，他的这一理论令人们很难接受“思想可以影响身体，身体也可以影响思想”这一观点。其实，勒内·笛卡尔不该为我们所犯的错误而受到指责。但是无论如何，错误也不能归咎于这个从人类大脑中产生的二元论概念。事实上，我们不知不觉犯了一个更大的错误：我们总是本能地假定身体的生化反应是起因，行为是结果，而且在评估基因对行为的影响时将这个假设运用到了无比荒谬的程度。我们认为：如果基因与行为有关，那么基因就是因，而且是不可改变的。这种错误不仅基因决定论者会犯，站在他们对立面的人也会犯。反对者们认为行为“不在基因中”。他们谴责由行为遗传学所产生的宿命论和先决论。事实上，反对者们给基因决定论者“基因是因”这一假设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因为反对者们其实也在默认：如果基因参与行为，则基因就是最高指挥官。但是他们忘记了基因需要被开启，而外部事件（或自由意志的行为）是可以开启基因的。我们非但没有听任万能基因的摆布，反倒是我们的基因经常受到我们自己的操纵。如果你去蹦极或者从事一项压力很大的工作，或者反复想象一件可怕的事情，你的皮质醇水平就会提高，进而皮质醇就会在你身体里四处乱窜，激活各种基因。（还有一个不争的事实：你可以通过一个刻意的微笑来触发大脑的“快乐中心”，就如同你用快乐的想法触发微笑。机体是听命于行为的，微笑真的会令你感觉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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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猴子的研究，人们更好地了解了行为是如何改变基因表达的。对于相信演化论的人来说，幸运的是：自然选择就好比是一个过分吝惜羽毛的设计师，一旦设计出了可以显示并对压力作出反应的基因及激素系统，她便懒得再去做修改。（还记得吗？前文我们提到，人类的基因组与黑猩猩有98%的相似性，与狒狒的相似性是94%）。所以，当遇到压力因素的刺激，在猴子体内和人体内会产生同样的激素，并以同样的方式开启同样的基因。人们曾仔细研究过东非一群狒狒血液中的皮质醇水平。狒狒有一个习性，就是当长到一定年龄后，就会加入一个新的狒狒群体。研究发现，当一只年轻的狒狒加入一个新的狒狒群体时，他会变得极具攻击性，这是因为他需要竭力确立在该群体中的地位。这种状态下，不仅新加入的这只狒狒血液中的皮质醇浓度急剧上升，就连群体原先的狒狒成员的皮质醇水平也同样在上升。随着它体内的皮质醇（和睾酮）水平上升，淋巴细胞数量下降，它的免疫系统受到了抑制。与此同时，它血液中与高密度脂蛋白（HDL）结合的胆固醇也开始越来越少，这种状态是冠状动脉硬化的典型前兆。雄性狒狒的自主行为不仅改变了它体内的激素水平，也改变了它的基因表达，同时还增加了感染和患冠状动脉疾病的风险。[2]在动物园里的猴子中，容易发生冠状动脉疾病的猴子往往在群体地位上是处于最底层的。它们被等级高的猴子欺负，一直处于压抑状态，导致其血液中富含皮质醇而大脑中缺乏5-羟色胺，免疫系统被长久地抑制，最终冠状动脉壁伤痕累累。究竟为何如此，仍然是个谜。现在许多科学家认为：冠状动脉疾病的发生至少部分是与传染性病原体相关的，比如衣原体和疱疹病毒。压力的作用是降低机体对这些潜伏感染因子的免疫监视，以让其乘虚而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对于猴子而言，心脏病像是一种传染病，压力在此传染过程中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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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与猴子很像。在发现地位低下的猴子易患心脏病前不久，人们惊奇地发现英国白厅[2]公务员患心脏病的概率与他们的职位高低成反比。一项针对1.7万名公务员的大规模长期研究得出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结论：一个人的工作状况比肥胖、吸烟或高血压等更能反映他们罹患心脏病的可能性。从事低级工作的人，如门卫，患心脏病的可能性几乎是高层秘书的4倍。事实上，即使高层秘书很胖、患有高血压或吸烟，在特定的年龄阶段患心脏病的可能性仍然低于一个瘦弱、不吸烟、血压正常的门卫。20世纪60年代，一项对贝尔电话公司100万名员工进行的类似研究，得出了同样的结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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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仔细想一想这个结论，会发现它几乎颠覆了你关于心脏病的一切认知。它认为胆固醇对于心脏病的危害微乎其微（高胆固醇是一个导致心脏病的危险因素，但只限于那些有高胆固醇遗传倾向的人。对于这些人，少吃脂肪类食物对于降低血脂收效甚微）；它将饮食、吸烟和血压这些医学界所公认的心脏病的生理因素归为次要原因；它把传统观念里所认为的“高职位、高节奏、高压力的工作状态更易患心脏病”这一观念抛到一边（虽然这一观念有些道理，但是关系不大）。现代科学研究发现这些生理因素对心脏病的影响并没有那么高，反倒是一些非生理性的环境因素，比如工作时所处的身份地位，变得愈发重要起来。或许可以这么说：你的心脏健康与否，与你的工资水平密切相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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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子的研究给人类提供了线索。猴子在群体中的地位越低，它们对自己生活的控制力就越小。公务员也同样如此，皮质醇水平的上升与你的工作量多少无关，而是取决于受他人命令的多寡。事实上，可以通过实验来演示这种效果：安排两组人进行同样的任务，只命令其中一组人按照规定的方式和时间表完成任务。与没有受到控制的另一组相比，这一受外部控制组的人将承受着更大的压力，激素增加，进而血压和心率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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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白厅公务员研究开展的20年后，研究人员在开始私营化的公务员部门也重复了这一实验。研究开始时，公务员们对失去工作意味着什么并没有概念。事实上，当进行调查问卷研究时，受试者们拒绝回答“他们是否害怕失去工作”这个问题。他们解释道：“在公务员队伍中，这是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因为最坏结局也仅仅是可能会被调到另一个部门。”而到了1995年，他们中有超过1/3的人已经尝过丢掉工作的滋味，此时，他们终于清楚地知道失去工作意味着什么了。私营化给他们每个人的生活增添了受外部因素支配的感觉，压力随之而来。伴随着压力而来的是身体素质的下降，这种不健康状态的人数之多，远非饮食变化、抽烟或喝酒等原因所能解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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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脏病是一种缺乏生活控制权所导致的症状，这就很好地解释了它的散发现象，也解释了为什么那么多位高权重的人在退休“闲下来”后不久就会心脏病发作。因为退休后的他们从公司管理者的角色转变为在家中任由老伴使唤的角色，干一些“低级”家务活（洗碗、遛狗）。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人们往往在婚礼、重大庆典或一段时间的忙碌工作结束后才容易患上疾病，因为之前的他们在那些情形中处于主导地位。（学生也往往会在紧张的考试之后，而非在考试期间生病。）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失业后靠救济金救助的人更容易生病，因为他们需要接受政府福利部门严格的管控，这种管控甚至比猴群中猴王对低级别猴子的管控还要严苛。这甚至可以解释为什么居住在无法开窗的现代建筑中更容易生病，因为在老式的房子中，人们能更好地支配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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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需要再重复强调一遍：不是生物特性支配行为，而是行为常常影响其生物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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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类固醇激素也具有与皮质醇相似的特性。睾酮激素水平高低与攻击性强弱相关。那是因为激素释放导致了攻击性行为吗？还是因为攻击性行为诱发了激素释放？若是依据唯物主义理论，第一种描述更可信。但事实上，通过对狒狒的研究，结果表明：第二种说法更接近事实。心理变化先于身体反应，精神活动驱动身体行为，身体行为开启了基因组的表达。[4]睾酮激素与皮质醇一样，也有抑制免疫系统的作用。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许多物种中，雄性比雌性更易感染，且感染后死亡率更高。动物的免疫系统受到抑制，不仅会降低机体对微生物的抵抗力，对大型寄生虫的抵抗力也同样会下降。皮蝇会在鹿和牛的皮肤上产卵，孵化出来的蛆会钻进动物的肉里，然后再回到皮肤上形成一个结节，蛆会在这个结节里变成蝇。挪威北部的驯鹿深受这类寄生虫的困扰，而且雄性明显比雌性更为严重。一般来说，在2岁龄时，雄性驯鹿皮肤上的皮蝇结节数量是雌性驯鹿的3倍。然而，被阉割的雄性驯鹿皮肤上的结节数却与雌性驯鹿是一样的。在许多传染性寄生虫中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例如，大家普遍认为能诱发南美洲锥虫病的原虫，是使查尔斯·达尔文饱受慢性疾病折磨的元凶。达尔文在智利旅行时被携带南美洲锥虫病的虫子咬伤，他后来出现了与此疾病相符的症状。如果达尔文是个女人，或许他就不会花那么多时间自怨自艾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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