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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可以很好地学习并掌握新的技能，但无法忆起他是否学过这项内容。这意味着程序性记忆与事实或事件的“陈述性”记忆不同。另有3名对事实和事件有严重健忘症的年轻人，通过对他们进行研究证实了这一区别，结果表明，这些年轻人去上学、阅读、写作以及学习其他技能，几乎没有什么困难。经过扫描，发现这3个人的海马体都非常小。[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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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发现记忆是形成于海马体中的之外，我们还有更多的收获。H.M.和N.A.的共有损伤表明，大脑的另两个区域同记忆的形成有关：H.M.缺少内侧颞叶，N.A.缺少部分间脑。受此启发，神经科学家们在寻找最重要的记忆器官时，逐渐把范围缩小到一个主要结构——鼻周皮层上。也许是在CREB的帮助下，来自视觉、听觉、嗅觉或其他区域的感官信息正是在这里进行处理并形成记忆的，然后信息被传递到海马体，再由海马体传递到间脑进行临时存储。如果被认为是值得永久保存的，就会作为长期记忆被送回新皮质。当你在不断查找某人电话号码的时候，大脑却突然回忆起来了，而这个神奇时刻，背后经历的正是这样的过程。此外，记忆从内侧颞叶传到新皮质很可能发生在夜晚睡眠期间，因为老鼠大脑中的脑叶细胞在夜间十分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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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脑是一台远比基因组更加了不起的机器。如果你喜欢量化指标，那么，大脑有数万亿个突触，而基因组有数十亿个碱基；大脑的重量是以千克来计，而基因组的重量是以微克来计的；如果你喜欢几何学，那么，大脑是一种模拟的三维机器，而基因组是一部数字化的一维机器；如果你喜欢热力学，那么，大脑在工作时会产生大量的热，就像蒸汽机一样；对于生物化学家来说，它需要成千上万种不同的蛋白质、神经递质和其他化学物质，而DNA仅仅只需要4种核苷酸；对于缺乏耐心的人来说，看起来突触是一直都在变，一直都在创造学习记忆，而基因组却没怎么变，其变化甚至比冰川还要慢；对于崇尚自由意志的人来说，经验就好比一个无情园丁，对我们大脑中的神经网络进行修整，这对器官的正常运作至关重要，而基因组则以一种预先设定好的方式传递信息，灵活性相对较小。从各方面看来，有意识、由意志主导的生命都比无意识、由基因决定的生命更有优势。然而，詹姆斯·马克·鲍德温认识到，现代人工智能极客们所推崇的这种二分法是错误的。大脑是由基因制造的，其好坏取决于它天生的设计。事实上，它是一种被设计为可由经验修改的机器，这一点被写在了基因之中。而解密这是如何实现的成为现代生物学中最大的挑战之一。毫无疑问，人类大脑是体现基因能力的最佳写照。一个伟大领袖的标志就是他知道什么时候该放权。而基因，收放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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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弗兰肯斯坦，是玛丽·雪莱长篇小说《科学怪人》中的主角。在该小说中，弗兰肯斯坦是个热衷于生命起源的生物学家，他怀着犯罪心理频繁出没于藏尸间，尝试用不同尸体的各个部分拼凑成一个巨大人体。该作被认为是世界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科幻小说，影响十分深远，因而弗兰肯斯坦也就逐渐成了科学怪人的代名词。——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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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组：生命之书23章 17号染色体 凋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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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祖国捐躯，伟大而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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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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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是古老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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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弗雷德·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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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是在脑细胞之间建立新连接的过程，不过与旧连接的丧失也脱不了干系。自诞生以来，大脑就存在众多细胞之间的连接，只是其中很多连接在发育过程中给丢掉了。例如，对于刚出生的婴儿，大脑两侧的视觉皮层都同时接收双眼输入的信息。而（在发育过程中）经过较为大幅的修整，情况变成了大脑的一侧仅接收来自右眼的信息，而另一侧仅接收来自左眼的信息。生活经历使那些不必要的连接逐渐凋敝，从而使大脑从一个普通装置变成一个特殊的精密装置。就像雕刻家在一块大理石上凿刻，慢慢雕琢成了人形。与此类似，环境也是慢慢剥去了多余的神经元，以使大脑变得更强。而在失明或永久被蒙住双眼的年轻哺乳动物中，这种大脑神经元的筛选过程从不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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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凋敝不仅仅意味着突触连接的丧失，同时还意味着整个细胞的凋亡。当小鼠的ced-9基因出现问题时，大脑中多余的细胞无法正常凋亡，从而导致小鼠无法正常发育。最终，小鼠的大脑组织混乱，负荷过重，无法工作。民间有个普遍的说法：我们每天损失多达一百万个脑细胞。这个数据过于冰冷，毫无意义。在我们年轻的时候，甚至当我们还在子宫里的时候，我们的脑细胞就一直在快速死去。但如果不是这样，那人类的大脑将永远都无法思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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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ced-9等基因的刺激之下，多余的细胞会集体凋亡（其他ced基因会导致其他身体组织中相关细胞的凋亡）。这些凋亡的细胞有序地遵循着凋亡程序。在显微镜下观察到，线虫的胚胎包含1090个细胞，但在其发育过程中会有131个细胞凋亡，就像是为维护整体利益而英勇献身，最终成虫体内仅保留959个细胞。他们呼喊着“为祖国捐躯，伟大而光荣”，英勇地逝去了，就像士兵们冲向凡尔登的峰顶，工蜂自杀式地蜇入侵者一样。这一类比可谓恰如其分。体细胞之间的关系确实很像蜂巢中蜜蜂之间的关系。体细胞的祖先们曾经是独立的个体，大约在6亿年前，他们演化出了相互合作的决定。而在大约5000万年前，群居的昆虫也做出了几乎完全相同决定：遗传上关系相近的个体意识到，如果把繁殖后代变成一项专门的工作，效率就会高得多，在细胞那里，它们把这项任务交给了生殖细胞；在蜜蜂那里，承接这项任务的是蜂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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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主旋律是分工合作，但演化生物学家已经开始意识到这种合作也是有限度的。正如凡尔登的士兵偶尔也会被迫叛变，如果工蜂抓住机会，杀死蜂王，也可以取而代之，自己繁殖；只有依靠其他工蜂加强警惕才能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于是蜂王通过与多个雄蜂交配来确保工蜂对自己的忠诚，因为这样的话，大多数工蜂只是同母异父的姐妹，工蜂之间相同的遗传信息较少，共同的利益驱动也会较少。人体细胞也是如此，叛变是一个永恒的难题。终末分化的细胞经常会忘记为生殖细胞服务的“奉献”职责，转而开始自我繁殖。毕竟，每个细胞都是由生殖细胞繁殖而来的，让它们终生无法繁殖的确很残忍。因此每一天人体组织中都会有细胞打破这个枷锁重新开始分裂复制，似乎是受到基因自我繁殖的古老召唤。如果这些细胞的分裂失控，就会导致癌症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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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通常情况下这是可以被制止的。癌细胞叛变的问题由来已久，以至于在所有的大型动物体内，都配备了一系列精心设计的开关，一旦发现有细胞发生癌变，身体便会打开开关诱使癌细胞自杀。这些开关中最为重要的，同时也是被人们谈论得最多的人类基因，就是发现于1979年的TP53，它位于17号染色体的短臂上。本章将通过防癌基因的视角，来讲述癌症的传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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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当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宣布对癌症宣战时，除了知道癌症是某些组织过度增殖这一明显事实之外，科学家们对癌症的机理几乎一无所知。大多数癌症显然既不会传染也不会遗传。传统观点认为，癌症根本就不是一种疾病，它是由多种原因诱导的多系统疾病，其中大多数病因是外源性的。比如烟囱清扫工因接触煤焦油而患上阴囊癌；X光检测技术人员和广岛核辐射幸存者因遭受辐射而得了白血病；吸烟者因吸烟诱发了肺癌；造船厂工人因接触石棉纤维也会引发肺癌。在各种癌症之间或没有共同的联系，即便有，也可能只是免疫系统没有能够抑制住肿瘤。传统的观点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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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两项并行的研究开始得出了一些新的认识，并引发了癌症研究领域的认知革命。第一项研究是在20世纪60年代，加州的布鲁斯·艾姆斯（Bruce Ames）发现，许多化学物质和辐射，如煤焦油和X射线，都会致癌。而它们都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非常善于破坏DNA。艾姆斯由此窥见了这么一个可能：癌症或是一种基因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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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项研究开展得更早。在1909年，佩顿·劳斯（Peyton Rous）证明患有肉瘤的鸡可以把这种疾病传染给健康的鸡。他的工作被极大地忽视掉了，因为当时几乎没有其他证据表明癌症是具有传染性的。但在20世纪60年代，一系列动物癌症病毒，或称肿瘤病毒，相继被发现。劳斯最终以86岁高龄被授予了诺贝尔奖，以表彰他的先见之明。人类肿瘤病毒不久也被发现了，现在人们知道人类的许多种癌症都是由病毒感染引起的，比如宫颈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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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劳斯肉瘤病毒进行基因测序发现，它携带了一种特殊的致癌基因，即现在所知的src基因。很快也从其他肿瘤病毒中发现了原癌基因。与艾姆斯一样，病毒学家也开始意识到癌症是一种基因病。1975年，癌症研究领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研究发现src基因根本不是一种病毒特有的基因，它其实是一种我们普遍都有的基因，鸡、鼠和人类体内也都有。而劳斯肉瘤病毒只是从它的宿主那里窃取了这个原癌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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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保守的科学家不愿意接受癌症是一种基因病的观点。毕竟，除了极少数情况之外，癌症一般是不会遗传的。可是他们忽略了，基因变异并不仅仅局限于生殖细胞中。在生物体的整个生命周期中，基因也在其他器官中发挥着作用。并非只有生殖细胞的基因突变可以导致基因病，身体其他器官的基因突变也可以导致基因病。到了1979年，从3种不同肿瘤中提取出的DNA成功诱发了小鼠细胞的癌变，这证明基因本身就能致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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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原癌基因是能够促进细胞生长的基因，这种基因帮助我们从一个细胞发育成个体，再长大成人，还能在之后的生活中帮忙愈合伤口。但重要的是，它们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关闭状态，一旦过度表达，结果就是灾难性的。人体细胞有100万亿个，更新速度也比较快。在人的一生中，即使没有容易引发变异的香烟或日照的刺激，也会有很多其他因素诱发原癌基因的表达。不过幸运的是，人体同时还拥有另外一些基因，可以察觉到过度增殖，并将其关停。这些基因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牛津大学的亨利·哈里斯（Henry Harris）首先发现的，他将其称为抑癌基因。抑癌基因与原癌基因的功能是相反的。原癌基因一旦表达就会引发癌症，而抑癌基因如果被关停则会导致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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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通过各种方式履行自己的职责，其中最著名的一种是在细胞生长、分裂周期的某个时刻将细胞隔离起来，直到一切处理妥当时才将其放出来。因此，肿瘤细胞如果要想越过这道障碍，必须激活原癌基因并关停抑癌基因，这本身就已经够难了，但还不算完。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生物体内还存在一种岗哨机制，岗哨里的士兵监控细胞内的异常行为，并向异常细胞下达“自杀”命令。这个哨兵就是TP53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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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当戴维·莱恩（David Lane）在邓迪首次发现TP53基因时，他以为TP53是一个原癌基因，但后续研究发现TP53其实是抑癌基因。1992年的一天，莱恩和他的同事彼得·霍尔（Peter Hall）在一家酒吧里讨论TP53。因为获取动物试验许可需要长达数月的时间，但如果在人类志愿者身上进行，试验就可以马上开展起来，于是霍尔伸出自己的手臂，以验证TP53究竟是不是抑癌基因。接下来的两周里，霍尔一再对手臂的一小块皮肤进行辐射，随后莱恩取下这一小块皮肤进行活检。他们发现，在受到辐射损伤后，由TP53基因产生的p53蛋白浓度急剧上升。这很好地证明了该基因对致癌损伤有响应。莱恩继而开展了p53蛋白治疗癌症的临床试验。在本书出版之时，第一批人类志愿者刚刚开始服用这种药物。确实，邓迪的癌症研究发展得如此之快，以至于p53俨然将成为继黄麻和果酱之后，这个位于泰河口的苏格兰小城的第三大著名产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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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53基因突变几乎是致命癌症的最典型特征。在人类中，有55%的癌症存在TP53缺陷，这一比例在肺癌中上升到了90%以上。在遗传所得到的2个TP53基因拷贝中，如果其中之一存在缺陷，那么患癌症的概率便可高达95%，且通常发病年龄很小。以结直肠癌为例，这种癌症始于一种突变，它破坏了一种叫作APC的抑癌基因，息肉在生长过程中如果再发生原癌基因RAS的突变，就会发展成为“腺瘤”。如果第三个突变发生在某个抑癌基因上，腺瘤就会发展成更严重的肿瘤。如果第四个突变发生在TP53基因上，危险就更大了，它会使肿瘤转变为癌。类似的“多重打击”模型也适用于其他癌种，而TP53突变在这些过程中通常会压轴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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