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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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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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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变暖、考古证据与人类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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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历史始于公元前50000年左右，也可能是公元前100000年，但肯定不会更早。人类进化的历程要长得多——从生命起源开始至少已经过去了30亿年，距离我们的谱系与黑猩猩的谱系分开也已经过去了600万年。历史，即事件和知识的积累式发展，是晚近才出现且非常短暂的事。直到公元前20000年，几乎没有发生过什么重要的事，人们只是继续作为狩猎采集者生活着，就像他们的祖先几百万年来所做的那样。他们生活在小型社群中，从不在某个定居点待很久。几处洞穴岩壁上出现了图画，一些颇为精致的狩猎武器被制造出来，但没有什么事件影响了未来历史的进程，造就了现代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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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的1.5万年惊人地见证了农业、城镇和文明的起源。[1]到了公元前5000年，现代世界的基础已经奠定，此后的一切在重要性上都无法与之相比，无论是古典希腊、工业革命、原子时代抑或因特网。如果公元前50000年标志着历史的诞生，那么公元前20000—前5000年则是它崭露头角的时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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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开始需要人们具备现代心智，完全不同于任何人类祖先或生活在今天的任何物种的心智。这种心智似乎拥有无限的想象力、好奇心和创造力。在1996年出版的《心智的史前史》（The Prehistory of the Mind）一书中，我已经讲述了心智的起源，或者说至少试图这样做了。[3]无论我提出的理论（多种专门化的智慧如何融为一体，形成“认知流动”的心智）完全正确、错误还是介于两者之间，它都无关我现在将要讲述的历史。读者所必须接受的仅仅是，50000年前进化出了一种特别有创造力的头脑。本书将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随后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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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次冰河期的顶峰发生在公元前20000年左右，称为“末次冰盛期”（last glacial maximum, LGM）。[4]在此之前，大地上人烟稀少，人类与不断恶化的气候进行斗争。地球公转轨道的细微变化导致巨型冰盖扩张到北美、北欧和亚洲的大部分地区。[5]地球被干旱吞没；海平面下降，露出了大片常为不毛之地的沿海平原。为了在最恶劣的条件下生存，人类社群退至仍能找到柴火和食物的避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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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0000年之后不久，全球变暖再次开始。这个过程最初相当缓慢且不平稳——气温和降水出现了许多小起伏。到了公元前15000万年，大冰层开始融化；到了前12000年，气候开始波动，气温和降雨大幅上升，然后突然转回寒冷和干旱。公元前10000年之后不久，一波惊人的全球变暖为冰河期画上句号，进入了今天我们所处的全新世（Holocene）。正是在这全球变暖的1万年和紧随其后的余波中，人类历史的进程发生了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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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公元前5000年，世界各地的许多人已经以务农为生。新被驯化的动植物种类开始出现；农民们生活在永久性的乡村与城镇中，养活专职的工匠、祭司和首领。事实上，他们和今天的我们没有多少差异：历史的卢比孔河已经被跨越，生活方式从狩猎和采集转向农业。即使仍然作为狩猎采集者的人们，现在也以完全不同于末次冰盛期祖先的方式生活着。对于这段历史，我们将要探索此类发展是如何以及为何发生的——它们是否催生了农业或新型的狩猎和采集。这是一段全球历史，关于公元前20000—前5000年间生活在地球上的所有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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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地球第一次经历全球变暖。地球每10万年都会重复一次冰河期结束再开始的起伏过程，我们的祖先和近亲——人类进化史上的直立人（Homo erectus）、海德堡人（H. heidelbergensis）和尼安德特人（H. neanderthalensis）——度过了相同的气候变化时期。[6]他们的反应也与一直所做的大致相同：人口经历了增长和下降，以便让自己适应环境的改变，并调整了自己的工具。他们没有创造历史，而仅仅是不断地一遍遍适应和重新适应变化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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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不是最后一次。20世纪初，全球变暖再次开始，今天仍在快速发展。新型动植物正再次被创造出来，但这次是有意识地通过基因工程。与这些新的生命体类似，我们今天的全球变暖也完全是人类活动的产物——使用化石燃料和大规模砍伐森林。[7]上述活动增加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含量，对全球气温升高的贡献可能远远超过自然本身的影响。[8]重新开始的全球变暖和转基因生物对我们的环境与社会的未来造成的影响还很不明朗。终有一天，我们未来的历史将被写下，取代今天我们苦苦做出的大量推测和预言。但在此之前，我们必须首先讲述过去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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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公元前20000年—前5000年间的人们没有留下书信和日记，用以描绘他们的生活，以及他们制造和见证的事件。首先要有城镇、贸易和工匠，然后才可能出现文字。因此，探寻这段历史并不利用书面记录，而是检查人们留下的垃圾——这些人的名字和身份永远无从知晓。这一过程借助他们的石质工具、陶器、火炉、食物残渣、遗弃的定居点和其他许多考古研究对象，比如纪念碑、墓葬和岩画；利用关于过去环境变化的证据，如埋在古代沉积物中的花粉粒和甲虫翼。偶尔也会得到现代世界的一些帮助，因为我们携带的基因和所说的语言能告诉我们往昔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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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此类证据的风险在于，由此得到的历史可能几乎完全变成人工制品目录、考古遗址概要或者一系列可疑的“文化”。[9]更加易懂而吸引人的历史应当提供关于人们生活的叙事，描绘往昔生活的经历，并认可人类活动是社会和经济变化的原因。[10]为了如此呈现历史，本书把一个现代人送到史前时代：他将目睹石质工具的加工，炉火的燃烧，以及定居点的建立；将领略冰河期的风光，并见证其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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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选择了一个名叫约翰·卢伯克（John Lubbock）的年轻人担当这项工作。他将依次造访各大洲，从西亚开始环球之旅：欧洲、南北美洲、大洋洲、东亚、南亚和非洲。他的旅行就像考古学家的发掘工作——目睹人类生活最私密的细节，但无法提出任何问题，自己的存在也完全不为人知。我将通过评论解释考古遗址是如何被发现、发掘和研究的，以及它们如何帮助我们理解农业、城镇和文明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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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约翰·卢伯克？在我的想象中，他是一位对过去感兴趣但对未来心怀恐惧的年轻人——并非恐惧自身的将来，而是担忧地球的未来。他与维多利亚时代的一位博学家同名，后者在1865年出版了一本关于往昔的著作，书名是《史前时代》（Prehistoric Times）。维多利亚时代的约翰·卢伯克（1834—1913）是查尔斯·达尔文的邻居、朋友和追随者。[11]作为银行家，他发起了关键的金融改革；作为自由党议员，他起草了关于保护古代纪念碑和设立银行（公共）假日的最早立法；作为植物学家和昆虫学家，他发表了许多科学作品。《史前时代》成了标准教材和畅销书，1913年刊印了第七版，也是最后一版。这是一部先锋之作，是最早驳斥《圣经》编年的作品之一，后者宣称世界的历史只有6000年；该书引入了“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等术语，它们在今天被视作史前历史的关键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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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夫伯里勋爵（Lord Avebury）约翰·卢伯克，乔治·里奇蒙德（George Richmond）绘制，皇家艺术研究院，186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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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除了洞见，这位维多利亚时代卢伯克的无知同样惊人。他对石器时代的年代和长度几乎一无所知，提供的关于古代生活方式和环境的证据寥寥无几，他从未听说过拉斯科（Lascaux）、史前的耶利哥（Jerico）和其他无数今天被视作人类历史里程碑的遗址。在构思本书时，我想过把维多利亚时代的卢伯克送往这些遗址，以感谢他写出了《史前时代》。但他的时代已经过去；即使知道了拉斯科和耶利哥，我觉得他也不会抛弃维多利亚时代的标准态度，即一切狩猎采集者都是头脑幼稚的野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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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旅行更合适的受益者是一个尚未在世界留下印记的人。因此，我将把现代的约翰·卢伯克送到史前时代，他将携带一本那位同名者的著作。在世界的偏远角落阅读此书时，他既能看到维多利亚时代的卢伯克的成就，也会看到考古学家们在《史前时代》问世不到150年后所取得的非凡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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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卢伯克，我确保了这段历史是关于人类生活的，而非仅仅是考古学家找到的物品。我自己的目光无法逃离当下。我看到的仅仅是被抛弃的石质工具和食物残渣，还有空屋的废墟和冰冷的火炉。虽然发掘提供了通往其他文化的大门，但这些门只能被稍稍撞开，永远无法通过。不过，我可以利用自己的想象把卢伯克挤进门缝，让他看见我自己的眼睛无法看到的东西，成为旅行作家保罗·索鲁（Paul Theroux）所描述的“陌生土地上的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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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鲁书写自己“最大限度地体验相异性（otherness）”的欲望，描绘了成为陌生人如何让他发现自己是谁、代表着什么。[12]这是考古学在今天能为我们所有人所做的。随着全球化导致世界各地出现了乏味的文化同质性，富有想象力的史前旅行也许是我们现在最大程度地体验差异性，从而认识自身的唯一方式。这也是我找到的唯一方式，能将我所知道的考古学证据翻译成我希望写就的那种人类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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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凝视着自己亲手发掘的废弃定居点时，常常会产生像另一位伟大旅行作家威尔弗雷德·塞西格（Wilfred Thesiger）那样的想法。1951年，他曾和伊拉克南部的沼泽阿拉伯人（Marsh Arabs）共同生活。第二年回到那里时正值黎明，塞西格望着旭日映衬下的大片芦苇，想起了自己的首次来访——河道上的独木舟、鹅的鸣叫、建在水上的芦苇屋、湿淋淋的水牛、在黑暗中歌唱的孩子们和蛙鸣。他后来写道：“我再次体验到对于分享这种生活，而不仅仅做一名旁观者的渴望。”[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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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技术让我们所有人都能成为史前生活的旁观者——虽然要通过模糊的透镜。和塞西格一样，我也渴望更进一步，去体验史前生活本身，并用这样的体验来书写人类历史。塞西格可以坐着独木舟出发，而我所拥有的只是有细致和详尽的考古证据支持的想象。因此，在本书中，约翰·卢伯克实现了我不仅仅做一名旁观者的愿望。通过他，我成了在陌生土地上旅行的陌生人，就像索鲁和塞西格那样——只不过我身处的是史前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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