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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间屋子里点着用动物脂肪做燃料的油灯。屋中温暖、闷热而逼仄。地面上铺着柔软的兽皮和兽毛，围绕着中央满是灰烬的火炉。猛犸的头骨和腿骨被制成家具；各种皮袋、骨碗和木碗、鹿角和石头工具或者散放在墙边，或者挂在房梁上，形成一派石器时代的室内凌乱景象。闪动的灯光映出一个男人的脸。他看上去年纪大了，不过皮肤和骨骼在冰河时代本就衰老得很快。此人的头发编成了辫子，颈部戴着用象牙和钻孔的牙齿制作的吊坠。他的手指飞快地摆弄着针和用兽筋做的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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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外，一个男人同几名妇女和儿童坐在一起，敲打着放在膝头的石块。石片散落，最大的被小心地放在一边，其余的留在地上，或者被漫不经心地丢进周围散落的石屑中。他们聊着天，时而发出笑声；有人不小心砸到自己的拇指，不由发出了咒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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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间屋子内部没有任何家庭生活的迹象。地面上覆盖着厚厚的兽毛，屋中最显眼的是一只特别巨大的猛犸头骨，上面画着红色条纹。头骨边是用鸟骨做的鼓槌和笛子。一块石板上放着两尊长不过几厘米的象牙雕像。除此之外，屋内空空如也。这里是举行特别集会的场所；有人来访时，几乎整个村子都会在屋内集合，以便听取消息和交换礼物。屋子会变得非常闷热，气味难闻。当人们开始一起唱歌时，更增添了几分喧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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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现在，仅有的声音来自末次冰盛期的日常生活：石头相互敲击，人们轻声交谈，艰苦劳动时的气喘吁吁。持续不断的寒风带着这些声音穿过苔原。随着夜幕降临，狼嚎让风势显得更加猛恶。到了这个时候，普什卡里的人们围坐在火堆旁，分享着烤肉，开始讲起故事。气温进一步下降，到了某个心照不宣的临界点，人们分别回到自己的屋子，寻求皮毛带来的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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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普什卡里的是智人（Homo sapiens），即现代人类，在解剖学和智力上与你我别无二致。到了公元前20000年，其他种类的人都已经灭绝，所以他们将是约翰·卢伯克旅途中遇到的唯一一种人。因此，简要解释这是何时以及为何发生的，对于即将开始的历史将是一段有用的序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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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002年，在中非北部的乍得（Chad）发现了一份700万年前的化石样本，这是人类进化的最古老化石记录，也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发现之一。这群人被命名为乍得沙赫人（Sahelanthropus tchadensis）。[3]非洲的化石记录显示，从450万年前开始，出现了几种双腿走路并使用石质工具的类猿生物。200万年前，最早的类人物种诞生，考古学家称之为匠人（Homo ergaster）。这是我们最早扩展到非洲以外地区的祖先。他们的扩展速度特别快，也许早在160万年前就抵达了东南亚。[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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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人有至少两种进化上的后裔——东亚的直立人和非洲的海德堡人。后者扩散到欧洲，在大约25万年前演变为尼安德特人。尼安德特人走入了进化上的死胡同，亚洲的直立人同样如此。不过，两者都是极其成功的物种，在气候大波动中存活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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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约13万年前那段特别严酷的冰河时期，智人出现在了非洲——最早的样本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奥莫基比什（Omo Kibish）。这种新人类的行为与前人截然不同：考古学记录开始出现艺术、仪式和一系列新技术的痕迹，反映了更具创造力的头脑。智人很快取代了所有现存种类的人，将尼安德特人和直立人推向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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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0000年之后不久，智人成为地球上唯一幸存的人类，他们的足迹遍布非洲、欧洲和亚洲许多地区。对迁徙的异常渴求把一些成员带到了澳大拉西亚（Australasia）的最南端，那里将成为未来的塔斯马尼亚岛。不过，当时的气候正在走向上次冰河期的高峰：气温骤降，连年干旱，冰川、冰盖和沙漠不断扩大，海平面则不断下降。动植物和人类都不得不调整生活的地点和方式，否则就将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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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次冰盛期期间，地球上有多少人活着？考虑到大片区域无法居住，恶劣的气候条件导致早亡，以及现代基因学显示13万年前只有1万名现代人的事实，我们可以猜测，数字在100万左右。但这完全是猜测，试图估算古代人口规模是考古学家面临的最困难工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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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普什卡里的猎人们建造房屋、敲凿石头时，在世界另一端的北美洲，一群猛犸正在今天南达科他州温泉市（Hot Springs）附近觅食。这是一个冬日的午后，天色正在变暗，这些巨兽有节奏地用象牙扫开积雪，寻找下面的草。它们朝着附近一个热气腾腾的池塘走去，那周围有较高的草和小灌木。[5]公元前20000年，尽管当地猎物丰富，但南北美洲仍然完全没有人类定居，因此这些动物无须害怕人类猎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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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到来的全球变暖不仅会影响约翰·卢伯克将要见证的人类历史，也会影响其他所有物种，其中一些在他的旅程走完前就将灭绝，比如猛犸。与我们今天面临的全球变暖不同，公元前20000年开始的那次变暖完全是自然原因引起的。它仅仅是地球历史中最近一次从“干冷”到“湿热”的转变，即从“冰河期”进入“间冰期”。这种气候变化的终极原因，是地球公转轨道的规律性改变。[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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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塞尔维亚科学家米卢廷·米兰科维奇（Milutin Milankovitch）第一个意识到这种轨道改变的重要性。基于他的理论，科学家们确定，每9.58万年，地球轨道会从近似圆形变成椭圆形。发生这种改变时，北半球的季节性会更加明显，南半球的情形则相反。这将引发北半球冰盖的扩大。重新变回圆形轨道后，南北的季节反差将减小，促使全球变暖、冰盖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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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公转时的倾角同样会影响气候。每4.1万年，地球的转轴倾角将在21.39度和24.36度之间来回变动一次。倾角增大时，季节会变得更极端：夏天更热，冬天更冷。地球的自转轴也会规律性地摆动，周期为2.17万年。这会影响地球倾斜着（北半球朝向太阳）公转时位于轨道上的点。如果这发生在地球相对靠近太阳时，冬天将变得短暂而温暖；反之，如果地球以这种方式倾斜时相对远离太阳，那么冬天将变得更长和更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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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上述地球轨道形状、倾角和摆动的变化会改变地球的气候，但科学家认为，它们不足以解释过去气候变化的巨大幅度和速度。而行星上发生的变化过程一定大幅放大了它们引起的微小变化。其中几种过程已经为人所知，如海洋和大气流的变化，温室气体的累积（主要是二氧化碳），以及冰盖本身的增加（冰盖扩大后会反射更多的太阳辐射）。轨道改变和放大机制的共同作用造成气候每10万年在冰河期和间冰期之间来回变动一次，经常以非常快的速度从一种状态转向另一种。[7]最剧烈的此类转变之一发生在大约公元前9600年，延续了自末次冰盛期极端气候以来一万年降雨与温度的起起伏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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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中的锯齿线描绘了从公元前20000年到今天的全球气温变化。它是基于采自格陵兰岛的冰芯化学成分的变化绘制的，是对全球气温的“替代”，或者说间接测量。[8]更准确地说，它记录了两种氧同位素（16O和18O）的比例与其实验室标准值的相对偏差（δ18O‰）。当这个数值较高时，地球相对湿热；当它较低时，地球变得干冷。就像上图中可以看到的，描绘这个数值的曲线从公元前20000年的低点开始逐渐不规则地上行，直到公元前12700年；随后，它突然升高，标志着被称为冰河晚期间冰期的相对湿热时期的开始。这一时期出现了几个小高峰，首先是波令峰（Bølling），第二个是阿勒罗德期（Allerød），但只有在欧洲才能区分它们。需要注意的关键特征只是公元前12700年到前10800年总体上的温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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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的大滑坡被称为新仙女木期（Younger Dryas）。这个时期在北半球的人类历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可能又一次没有影响到南半球。极为干冷的状况在公元前9600年戛然而止，温度开始了第二波大幅上升，标志着上次冰河期的真正结束。事实上，它标志着地球历史上两大时期的过渡——从更新世（Pleistocene）进入了全新世。经过这次骤升后，曲线继续波动，在公元前7000年攀上顶峰，在公元前6200年出现了明显的下降。除此之外，全新世期间地球的温度非常稳定，尽管这种稳定现在可能已经走到了尽头，因为一个新的人类造成的全球变暖时期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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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猛犸骨骼建造房屋、缝制衣物、加工石质工具和获取食物并非末次冰盛期人类在地球上的全部活动，欧洲西南部的洞穴里还有艺术家在创作。在后来被称为佩什梅尔（Pech Merle）的法国洞穴中，地上放有几只燃烧着动物脂肪的油灯。有个小男孩高高举起另一盏灯，为艺术家手部的迅捷动作提供照明。艺术家年纪虽老却精力充沛，他留着灰色长发，赤身裸体，但身上涂了颜料。他来自法国南部苔原上一个靠狩猎驯鹿为生的社群。油灯之间放着他的颜料：红赭石块碾成粉，然后在木碗中用地上水坑里的水拌匀。另一只碗中装着黑颜料；碗之间散落着碳棒，还有几块毛皮、磨损的棒子和毛刷。药草在火上冒烟，空气中带着甜香。艺术家每过一段时间就会跪倒、深吸几口气，让头脑中的图像重新变得鲜明。[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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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壁上已经画了两匹马的侧影，它们尾对着尾，后腿和臀部叠在一起。艺术家正在轮廓里添上大大的斑点；他含了一口颜料，通过皮质模具将其喷到岩壁上，形成一个个圆圈。他的呼吸是让马匹栩栩如生的关键。然后他回到草药边，并更换了颜料。现在他把手贴到岩壁上，喷上颜料，留下手的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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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地工作，只在改换颜料或模具、更换笔刷或海绵、添加灯油和麻醉自己的头脑时停下。他对着那些马说话、唱歌，四肢着地，然后像公马那样用下肢站起身。他又添加了更多的斑点和手印。马的头部和颈部被涂成黑色。当艺术家完工时，他已精疲力竭。[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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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获悉普什卡里的猛犸骨屋和佩什梅尔的岩画的年代，考古学家们不得不使用他们最宝贵的科学工具：放射性碳定年。没有这种技术，撰写史前人类历史将完全不可能，因为考古学家们将无法把他们发掘的遗址，也就是约翰·卢伯克将要造访的生活定居点，按正确的时代顺序进行排列。因此，作为本书所述历史最后的序曲，我们应当简要概述一下考古科学里这种最不寻常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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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后的原理非常容易理解。大气中包含了三种碳同位素：12C、13C和14C。这些是拥有不同中子数的碳原子（分别为6、7和8个）。生物摄入的碳同位素比例与大气中的相同；生物死后，体内的14C开始衰减，而其他碳同位素仍然相当稳定。知道了14C的衰减速度，通过测量12C与14C的比值，我们就可以确定死亡发生的年代。[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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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年的物品必须含有碳，这意味着它必须曾经有生命。史前时代最随处可见的石质工具本身无法定年，石壁或陶罐同样不行；考古学家必须找到与可定年材料（如兽骨或植物残骸，最好是木炭）有密切联系的物品。另外，样本中还必须留存足够的14C。不幸的是，早于公元前40000年的任何样本都无法做到这一点，导致其成为放射性碳定年的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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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两个难点。首先，放射性碳定年的结果永远不是精确值，而仅仅是由平均值和标准差组成的估计值，比如7500±100BP。考古学家用BP表示“距今”（Before Present，“今”曾被约定为公元1950年）。在这个例子中，7500是包含真实年代的数据分布的平均值，100为标准差。它告诉我们，真实年代有68%的可能性（超过三分之二）落在平均值的一个标准差之内，即距今7400到7600年之间，有95%的可能性落在两个标准差之内，即距今7300到7700年之间。当然，标准差越小越好。但由于偏差不可能小于50年，过去事件的年代将总是近似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