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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人类简史：从冰河融化到农耕诞生的一万五千年 [:1700178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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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人类简史：从冰河融化到农耕诞生的一万五千年 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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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人类简史：从冰河融化到农耕诞生的一万五千年 [:1700178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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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人类简史：从冰河融化到农耕诞生的一万五千年 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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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与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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狩猎采集者和森林草原，公元前20000—前123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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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卢伯克无法入眠，他坐在湖边，一边看蝙蝠嬉戏，一边享受着夜晚的微风。湖对岸，月光映出了在树林边吃草的鹿。奥哈洛的茅舍位于他身后，距离岸边只有几米。屋中现在空无一人，因为人们都围着缓慢燃烧的火堆睡在星空下。茅舍的地面没有打扫——有的散落着燧石屑，有的留有最近用餐的残渣。屋内房梁上挂着一串串鱼和一把把草药，柳条篮子和木碗堆放在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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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发出叹息并转了个身，一个哭喊的孩子得到了安抚。一阵疾风从奥哈洛的茅舍间掠过，树木发出沙沙声；火堆噼啪作响，一团余烬被卷至空中。它盘旋上升，然后飘落，但没有落到火堆里，而是掉到了覆盖着茅舍树枝屋顶的干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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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中弥漫着木头燃烧的烟味。卢伯克深吸了一口，以为它来自正在熄灭的火堆。但烟雾挥之不去，而且越来越浓，变成刺鼻而可见的烟云。卢伯克咳嗽起来，他转过身，看见茅舍着了火。人们已经惊醒，他们拆掉茅舍，踏灭火焰，又跑去取水。但微风轻易地打败了这些忙乱的努力——风卷起一堆燃烧的树干、叶子和树枝，把它们吹散到四处。现在，第二座茅舍被点燃，然后是第三座。人们退却了。他们掩住脸，紧紧拉着自己的孩子们，聚到湖边眼看着营地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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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哈洛的大火也许只用了几分钟就把一片茅舍变成了一圈烧焦的废墟。确切的起火方式无从得知——也可能是人们故意焚烧长了跳蚤和虱子的茅舍。但奥哈洛人的悲剧成了20世纪考古学家的幸事。几年后，上升的湖面缓慢淹没了这片营地，使其免于腐烂。奥哈洛从人们的视线和记忆中消失，直到1989年的旱灾导致水平面下降9米，露出了曾经是茅舍的焦炭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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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法大学的达尼·纳德尔（Dani Nadel）开始仔细发掘这片极不寻常的遗址，他和全世界的考古学家都对奥哈洛人在末次冰盛期使用的动植物种类之多样感到吃惊。[1]在第一个发掘季带来的巨大兴奋感过后，又过了十年，水位才下降到足以让纳德尔继续工作。非常幸运的是，1999年他开始工作时我也在那里。那是我见过的最富田园色彩的发掘之一——炽热的太阳、闪光的蓝色湖水、遮阳棚下的土沟里显示出远古生命的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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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奥哈洛人在热灰和仍然冒烟的定居点废墟中搜寻。他们拣出了几件宝贵的物品——一把骨柄的燧石小刀，一条在火中幸存的织毯，一把被烧焦但还能修复的弓。他们带着这些物品离开，向西进入橡树林，准备寻找另一片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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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们是农民而非狩猎采集者，这场火摧毁的将不仅是树枝建造的茅屋，而极有可能是木屋、畜圈、围栏和堆放谷物的仓库；他们的畜群可能逃走，甚至死在火焰中。农民不会抛弃定居点，而是会留下来重建家园，因为他们在周围的土地上也投入了心血：清理林地、建造围栏和种植作物。但奥哈洛人可以直接消失在林地中，向西前往地中海沿岸平原。[2]卢伯克决定等等再进入林地，他起身绕过湖泊，走进了草地和东面平缓丘陵上的树木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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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草原——草、灌木和花在稀稀落落的树木下蓬勃生长的地貌——对人类的历史进程非常关键。它能向狩猎采集者提供种类繁多的植物性食物，包括小麦、大麦、豌豆、小扁豆和亚麻等最早被驯化的庄稼的野生亲戚。类似的植物群落今天几乎已经不复存在，在戈兰高地（Golan Heights，太巴列湖以东丘陵今天的名字）更是不见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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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史前地貌的植被是理解过去的必要条件。人们通常靠分析花粉粒来做到这点：花粉是种子植物的雄性生殖细胞（或称配子），其作用是抵达花朵的雌性部分并完成受精。幸运的是，许多花粉没能做到这点，而是白白落到地上。一旦被科学家发现（也许此时花朵已经死了几千年），它们就可以扮演另一个角色，告诉我们冰河期世界变化的地貌中曾经有哪些植物欣欣向荣。[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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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不同种类植物的花粉粒完全不同。它们在肉眼看来只是微粒，但在双筒显微镜下则各具特色。比如，松树的花粉粒有两个翼囊，而橡树的花粉粒看上去是颗粒状的，每条边有三个裂口。用电子显微镜放大时，它们会呈现出一系列奇异的超现实3D带刺球体和其他奇妙的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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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粉粒从草、灌木和乔木的花朵上落下，常常陷入池塘或湖泊的淤泥中。随着更多同样带着花粉的淤泥开始堆积，它们被埋了起来。更多的淤泥，更多的花粉，也许来自开始在附近生长的某些完全不同的植物。这样的过程可能延续几千年，直到湖泊被淤泥完全填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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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种沉积物中可以提取“芯”，即泥土或泥炭的细圆柱，上面的每一英寸都会把我们带到更久远的过去。孢粉学家（花粉粒的专业研究者）像切萨拉米香肠那样切开这些芯。他们从每个切片中分离出花粉粒，从而找出当某层淤泥位于最上方时，附近生长着什么植物。通过比较来自连续切片中的花粉，他们重构出植被是如何随时间改变的。通过对埋在芯中的茎、叶或种子进行放射性碳定年，他们可以勾画出植被变化的历史。[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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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卢伯克旅行到欧洲时，将有许多“花粉芯”供我们检验。它们显示了苔原如何变成林地，然后又变了回去。但西亚很少有这种芯，而且几乎没有很深或包含保存良好的花粉的芯。不过，其中一个芯极具价值，它采自加利利海以北20千米处的胡拉（Hula）谷地的沉积物。[5]这个芯长16.5米，包含了上至末次冰盛期奥拉洛人在湖边定居时的沉积物，它能告诉我们空气中曾经飘浮着何种花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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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粉证据显示，当猎人们从地中海沿岸地区向东迁徙时，林地消失了，只留下草和灌木之间的零星树木，即森林草原。一过约旦河谷，树木就变得不那么茂密了，不过在通往高原的斜坡上仍有留存；再往东前行，草和灌木本身也开始减少，直至进入沙漠——就像今天当地的情况。但在沙漠中也有绿洲，特别是在艾兹赖格（Azraq），那里的内陆湖不仅吸引了许多鸟兽，而且引来了猎人和采集者。在草原上一大片生机勃勃的红罂粟中小憩后，卢伯克现在正前往艾兹赖格。[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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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粉证据本身无法提供关于冰河期草原的准确画面。不同种类的禾本科植物——包括野生谷类——无法通过花粉粒轻易区分，而任何虫媒植物都比例偏低，因为它们产生的花粉数量有限。因此，考古学家考察了西亚现存的少数几处草原，特别是那些没有放牧大量绵羊和山羊的，比如自然保护区和军事训练基地。它们为无法仅凭考古证据复原的古代植物群提供了参考。[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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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伦敦大学学院考古系的戈登·希尔曼（Gordon Hillman）是世界上最顶尖的“考古植物学家”之一。他研究现代草原植物群已经超过30年，影响了一整代学生从事类似的工作。他展现了史前草原如何由齐膝高的多年生灌木和种类丰富的草组成，前者长着多肉的小叶片，植物学家称之为蒿和藜。有的草会长成硬而粗糙的草丛，而更高的“羽状”草形成了一片随风飘摆的银色羽毛的海洋（希尔曼语）。每到春天，草原将变得花团锦簇，蓟、矢车菊、野茴香和各式各样的其他植物色彩缤纷、香气奔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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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植物学家不仅研究现存的草原植物群，也研究传统社会的人们（比如美洲印第安人和澳大利亚原住民）如何从这些植物获得食物。他们证明，对于懂得植物学知识、知道该吃什么的人而言，草原上到处是主食和美味。老鹳草、天竺葵和野生欧洲防风草等植物能提供粗大的块根，藜能提供大量种子，野生禾本科植物能提供谷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