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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卢伯克无法入眠，他坐在湖边，一边看蝙蝠嬉戏，一边享受着夜晚的微风。湖对岸，月光映出了在树林边吃草的鹿。奥哈洛的茅舍位于他身后，距离岸边只有几米。屋中现在空无一人，因为人们都围着缓慢燃烧的火堆睡在星空下。茅舍的地面没有打扫——有的散落着燧石屑，有的留有最近用餐的残渣。屋内房梁上挂着一串串鱼和一把把草药，柳条篮子和木碗堆放在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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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发出叹息并转了个身，一个哭喊的孩子得到了安抚。一阵疾风从奥哈洛的茅舍间掠过，树木发出沙沙声；火堆噼啪作响，一团余烬被卷至空中。它盘旋上升，然后飘落，但没有落到火堆里，而是掉到了覆盖着茅舍树枝屋顶的干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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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中弥漫着木头燃烧的烟味。卢伯克深吸了一口，以为它来自正在熄灭的火堆。但烟雾挥之不去，而且越来越浓，变成刺鼻而可见的烟云。卢伯克咳嗽起来，他转过身，看见茅舍着了火。人们已经惊醒，他们拆掉茅舍，踏灭火焰，又跑去取水。但微风轻易地打败了这些忙乱的努力——风卷起一堆燃烧的树干、叶子和树枝，把它们吹散到四处。现在，第二座茅舍被点燃，然后是第三座。人们退却了。他们掩住脸，紧紧拉着自己的孩子们，聚到湖边眼看着营地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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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哈洛的大火也许只用了几分钟就把一片茅舍变成了一圈烧焦的废墟。确切的起火方式无从得知——也可能是人们故意焚烧长了跳蚤和虱子的茅舍。但奥哈洛人的悲剧成了20世纪考古学家的幸事。几年后，上升的湖面缓慢淹没了这片营地，使其免于腐烂。奥哈洛从人们的视线和记忆中消失，直到1989年的旱灾导致水平面下降9米，露出了曾经是茅舍的焦炭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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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法大学的达尼·纳德尔（Dani Nadel）开始仔细发掘这片极不寻常的遗址，他和全世界的考古学家都对奥哈洛人在末次冰盛期使用的动植物种类之多样感到吃惊。[1]在第一个发掘季带来的巨大兴奋感过后，又过了十年，水位才下降到足以让纳德尔继续工作。非常幸运的是，1999年他开始工作时我也在那里。那是我见过的最富田园色彩的发掘之一——炽热的太阳、闪光的蓝色湖水、遮阳棚下的土沟里显示出远古生命的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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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奥哈洛人在热灰和仍然冒烟的定居点废墟中搜寻。他们拣出了几件宝贵的物品——一把骨柄的燧石小刀，一条在火中幸存的织毯，一把被烧焦但还能修复的弓。他们带着这些物品离开，向西进入橡树林，准备寻找另一片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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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们是农民而非狩猎采集者，这场火摧毁的将不仅是树枝建造的茅屋，而极有可能是木屋、畜圈、围栏和堆放谷物的仓库；他们的畜群可能逃走，甚至死在火焰中。农民不会抛弃定居点，而是会留下来重建家园，因为他们在周围的土地上也投入了心血：清理林地、建造围栏和种植作物。但奥哈洛人可以直接消失在林地中，向西前往地中海沿岸平原。[2]卢伯克决定等等再进入林地，他起身绕过湖泊，走进了草地和东面平缓丘陵上的树木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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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草原——草、灌木和花在稀稀落落的树木下蓬勃生长的地貌——对人类的历史进程非常关键。它能向狩猎采集者提供种类繁多的植物性食物，包括小麦、大麦、豌豆、小扁豆和亚麻等最早被驯化的庄稼的野生亲戚。类似的植物群落今天几乎已经不复存在，在戈兰高地（Golan Heights，太巴列湖以东丘陵今天的名字）更是不见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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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史前地貌的植被是理解过去的必要条件。人们通常靠分析花粉粒来做到这点：花粉是种子植物的雄性生殖细胞（或称配子），其作用是抵达花朵的雌性部分并完成受精。幸运的是，许多花粉没能做到这点，而是白白落到地上。一旦被科学家发现（也许此时花朵已经死了几千年），它们就可以扮演另一个角色，告诉我们冰河期世界变化的地貌中曾经有哪些植物欣欣向荣。[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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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不同种类植物的花粉粒完全不同。它们在肉眼看来只是微粒，但在双筒显微镜下则各具特色。比如，松树的花粉粒有两个翼囊，而橡树的花粉粒看上去是颗粒状的，每条边有三个裂口。用电子显微镜放大时，它们会呈现出一系列奇异的超现实3D带刺球体和其他奇妙的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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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粉粒从草、灌木和乔木的花朵上落下，常常陷入池塘或湖泊的淤泥中。随着更多同样带着花粉的淤泥开始堆积，它们被埋了起来。更多的淤泥，更多的花粉，也许来自开始在附近生长的某些完全不同的植物。这样的过程可能延续几千年，直到湖泊被淤泥完全填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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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种沉积物中可以提取“芯”，即泥土或泥炭的细圆柱，上面的每一英寸都会把我们带到更久远的过去。孢粉学家（花粉粒的专业研究者）像切萨拉米香肠那样切开这些芯。他们从每个切片中分离出花粉粒，从而找出当某层淤泥位于最上方时，附近生长着什么植物。通过比较来自连续切片中的花粉，他们重构出植被是如何随时间改变的。通过对埋在芯中的茎、叶或种子进行放射性碳定年，他们可以勾画出植被变化的历史。[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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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卢伯克旅行到欧洲时，将有许多“花粉芯”供我们检验。它们显示了苔原如何变成林地，然后又变了回去。但西亚很少有这种芯，而且几乎没有很深或包含保存良好的花粉的芯。不过，其中一个芯极具价值，它采自加利利海以北20千米处的胡拉（Hula）谷地的沉积物。[5]这个芯长16.5米，包含了上至末次冰盛期奥拉洛人在湖边定居时的沉积物，它能告诉我们空气中曾经飘浮着何种花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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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粉证据显示，当猎人们从地中海沿岸地区向东迁徙时，林地消失了，只留下草和灌木之间的零星树木，即森林草原。一过约旦河谷，树木就变得不那么茂密了，不过在通往高原的斜坡上仍有留存；再往东前行，草和灌木本身也开始减少，直至进入沙漠——就像今天当地的情况。但在沙漠中也有绿洲，特别是在艾兹赖格（Azraq），那里的内陆湖不仅吸引了许多鸟兽，而且引来了猎人和采集者。在草原上一大片生机勃勃的红罂粟中小憩后，卢伯克现在正前往艾兹赖格。[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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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粉证据本身无法提供关于冰河期草原的准确画面。不同种类的禾本科植物——包括野生谷类——无法通过花粉粒轻易区分，而任何虫媒植物都比例偏低，因为它们产生的花粉数量有限。因此，考古学家考察了西亚现存的少数几处草原，特别是那些没有放牧大量绵羊和山羊的，比如自然保护区和军事训练基地。它们为无法仅凭考古证据复原的古代植物群提供了参考。[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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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伦敦大学学院考古系的戈登·希尔曼（Gordon Hillman）是世界上最顶尖的“考古植物学家”之一。他研究现代草原植物群已经超过30年，影响了一整代学生从事类似的工作。他展现了史前草原如何由齐膝高的多年生灌木和种类丰富的草组成，前者长着多肉的小叶片，植物学家称之为蒿和藜。有的草会长成硬而粗糙的草丛，而更高的“羽状”草形成了一片随风飘摆的银色羽毛的海洋（希尔曼语）。每到春天，草原将变得花团锦簇，蓟、矢车菊、野茴香和各式各样的其他植物色彩缤纷、香气奔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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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植物学家不仅研究现存的草原植物群，也研究传统社会的人们（比如美洲印第安人和澳大利亚原住民）如何从这些植物获得食物。他们证明，对于懂得植物学知识、知道该吃什么的人而言，草原上到处是主食和美味。老鹳草、天竺葵和野生欧洲防风草等植物能提供粗大的块根，藜能提供大量种子，野生禾本科植物能提供谷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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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这些植物的营养价值对重建史前草原生活至关重要。不幸的是，关于采集的具体是哪些植物，证据非常有限。不同于石质手工制品，植物残骸一被丢弃，几乎马上就会腐败，除非极端干燥、水淹或高度碳化阻止了腐败过程——就像在奥哈洛发生的情况。但即使在该遗址被烧焦的残骸中，也找不到多肉的蔬菜和叶片的踪迹，尽管它们很可能就在采集的食物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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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历史，我们知道野生谷类是森林草原上生长的最重要植物。野生和驯化品种的关键区别在于谷穗。野生谷类的穗十分脆弱，成熟时能自动破裂，将种子撒到地上。驯化品种则不是这样，它们的穗仍然完整，需要通过脱粒分离出种子。所以，驯化品种离开了人的管理就无法生存，因为它们无法靠自身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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豌豆、小扁豆、苦野豌豆和鹰嘴豆等其他早期驯化作物同样如此。就像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研究野生和驯化谷类基因的专家丹尼尔·佐哈里（Daniel Zohary）曾经解释的，驯化的谷类和豆类品种“等待着收割者”。[8]他揭示从野生到驯化的改变取决于某个基因的变异。这种变异的另一个后果是发芽方式的变化：成片的野生植物中，不同个体的发芽和成熟时间会略有不同——这保证了至少它们中的一些能够成熟，在降水无法预测的情况下为下一年提供种子。而驯化品种则都同时发芽和成熟。它们不仅等待收割者，还让他（或她）的生活轻松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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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的起源与上述驯化的谷类和豆类品种，以及被用来生产最早的亚麻布的亚麻植物的出现密切相关。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这只可能发生在人类干预植物生命周期的情况下——人类修改食物基因的历史可谓非常悠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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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不包括奥哈洛人和他们的同时代人。为了收获野谷，他们用棒子击打植物，好让谷粒落到下方的篮子里。这也是许多近代民族所用的方法，比如北美印第安人就这样收集野草的种子。为了保证效率，人们必须找准收集的时间——如果谷物没有成熟，只有很少谷粒会落到篮子里；相反，如果谷物熟过了头，许多种子已经掉到了地上。有的掉进缝隙，获得温暖、享受雨水的滋润，将在春天时发出新芽；另一些——可能是绝大多数——则被鸟儿和啮齿动物贪婪地吞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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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对奥哈洛人非常重要，同样重要的还有生活在林地和草原的动物。奥哈洛人在整个地区最喜欢的猎物是瞪羚，后者分成好几种，各自适应了不同的栖息地：山瞪羚生活在地中海地区，小鹿瞪羚生活在崎岖的山地，波斯瞪羚（鹅喉羚）生活在东部草原。黇鹿在黎巴嫩山区觅食，野驴在草原上吃草，而野山羊则在山地的峭壁间穿梭。在林地可能会找到野牛、狷羚和野猪，还有其他许多较小的哺乳动物、鸟类和爬行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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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奥哈洛发掘的动物骨骼告诉我们，上述物种中有一部分是狩猎对象。鱼捕自加利利海，也可能来自地中海。海岸线能提供许多种类的鱼，还有蟹、海草和贝类。但这些东西是否也被奥哈洛人采集，我们只能猜测：早在考古学家能够开始工作前很久，这些海岸线就已经被淹没，北方大冰盖的融水导致海平面上升，冲走了所有沿海定居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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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卢伯克攀上熔岩砾石形成的最后一道山脊时，艾兹赖格映入了他的眼帘，那里曾被劳伦斯（T. E. Lawrence）称为绿洲的女王。[9]从加利利海到这里，他走过了100千米，途中很大一部分是穿越夜晚寒冷刺骨的荒芜沙漠。现在，他把目光投向初升朝阳下波光粼粼的湖水彼岸。羚羊小心翼翼地穿过周围的沼泽；随着树木的形状显露，更远处的一抹紫色正在变成枝叶，呈现出一片鲜艳的绿色、黄色和棕色。鸟儿叫声甜美，湖周围许多营地的火堆冒出轻烟，迎接新一天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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