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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勒德发现了大量此类遗址，其中一些被反复使用了数千年，留下一系列巨大的器物堆。[14]艾兹赖格的诱人之处可能是来此喝水和采食湖边植物的瞪羚群，它们的数量很可能非常大，而且每年、每天都在可预测的时间到来。狩猎采集者可能知道时间，大批赶来捕捉这种脆弱的猎物，他们可能还会回到前一年用过的营地。磨损的工具和制作新工具产生的废物被丢弃在现有的大堆垃圾之上，最终成为安迪·加勒德发掘时面临的艰巨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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燧石刮削器和细石器，约公元前20000年，来自约旦埃尔乌瓦伊尼德山谷14号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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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勒德的工作开始前2万年左右，卢伯克看到两个男子抵达了埃尔乌瓦伊尼德山谷的营地。他们的狩猎收获寥寥。暮色降临，人们烤着穿在木条上的野兔，就着盛在倒置龟壳里的浓粥一起吃。[15]附近的营地有人来访，需要准备更多食物和柴火。很快就聚集了至少20个人，他们的谈话不知不觉间汇成一首轻柔的歌。卢伯克爬上附近的玄武岩山崖，俯视着简陋的居所、火堆和坐着的人群。星星出现，月亮升了起来。这幕景象不仅在艾兹赖格盆地各处，也在整个西亚多地出现——考古学家们只能通过他们留下的石器堆来了解这个狩猎采集者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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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的4500年里，当地的植物和人口密度都将大大增加。到了公元前14500年，艾兹赖格以西，曾经的荒漠将被草、灌木和花朵覆盖。树木将在曾经的空旷草原上蔓延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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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西亚变得更加湿热，那里的动植物也变得更加丰富。这种环境变化的直接证据来自胡拉湖的泥芯。泥芯上溯到公元前15000年左右，显示由橡树、开心果树、杏树和梨树组成的茂密森林显著增加。这个温度和湿度升高的时期在公元前12500年达到顶峰，即冰河晚期间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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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植被变化使草原上可获得的植物性食物大大增多。[16]根部可食用的植物曾经很少，但现在变得充足，如野萝卜、番红花和麝香兰。野生禾本植物欣欣向荣，不仅享受着更加温和的自然条件，而且四季更加分明——冬天更为湿冷，夏天更为干热。我们必须设想草原各处出现了大量野生小麦、大麦和燕麦，周围是零星的树木。事实上，在整个新月沃地，狩猎采集者所能获得的野生植物性食物大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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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更加暖湿的世界里，人类的数量开始增加。营养的改善让妇女可以生育更多孩子，而且他们中有更多的人能活过婴儿期，最终繁衍自己的后代。他们分散到新的林地和草原各处，并开始在此前过于寒冷和干燥的高原地区狩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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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人口增加了，但人类的生活方式与末次冰盛期在奥哈洛和艾兹赖格驻营的人相比，几乎没有改变。不过，考古学家发现了人类文化中新的一致性。[17]公元前14500年后，从幼发拉底河到西奈（Sinai）沙漠，从地中海到沙特阿拉伯，人们都使用形状类似的细石器和加工方法。随着人数的增加、活动范围的扩大和人们的频繁相聚，各种老式的工具制造传统已经式微。整个地区的人们开始选择使用长方形和梯形的细石器。在随后的2000年间，它们变得比其他所有形状都更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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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遗址依然出现在艾兹赖格盆地和地中海丘陵的林地中。有新的定居点出现，比如坐落在以色列迦密山（Mount Carmel）西麓的大卫绿洲（Neve David）。[18]来自海法大学（Haifa University）的丹尼尔·考夫曼（Daniel Kaufman）发掘出了一座石头建造的圆形小屋和墙壁的废墟，还有许多石质工具——玄武岩的磨石和臼、石灰石的碗、贝壳珠串和一处人类墓葬。骨架右侧朝下放置，双膝在身下紧紧地蜷起。两腿间放了一块平整的磨石，头骨上方放了一只打破的臼，肩颈后面是一只破碗。在墓中放置碾磨植物的工具暗示了这种活动和食物来源对大卫绿洲居民的重要性。考夫曼认为，臼被打破的事实非常重要：这表明它“死了”，就像墓中之人死了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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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埃尔乌瓦伊尼德山谷出发，穿越150千米和6000多年，卢伯克回到了地中海地区的茂密林地。现在是公元前12300年的一个秋日午后，他正站在胡拉湖西岸，向西眺望被橡树、杏树和开心果树覆盖的山丘。在东向的山坡上坐落着一个定居点，分布着由红色、黄褐色和棕色的兽皮和树枝建造的屋子，几乎与周遭的林地融为一体。它比卢伯克见过的其他任何定居点都要大得多，真正称得上是一座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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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人类简史：从冰河融化到农耕诞生的一万五千年 [:1700178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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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人类简史：从冰河融化到农耕诞生的一万五千年 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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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树林地的村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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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纳图夫狩猎采集者社群，公元前12300—前108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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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枝叶茂密的树木缝隙，约翰·卢伯克看见林地山坡上整齐地排列着五六座房屋。它们深入土中，底部位于地下，用低矮的干砌石墙支撑起树枝和兽皮做的顶棚。有了如此建造精良、井然有序的房屋，村子看上去与临时规划和仓促建造的奥哈洛和艾兹赖格定居点截然不同。人们显然计划整年都住在村子里。这是马拉哈泉村（‘Ain Mallaha），它采用了诞生于遍布地中海丘陵的橡树林地的生活方式。[1]那不仅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还是一种全新的文化，考古学家称之为纳图夫文化（Natufian）。[2]哈佛大学考古学教授，也是西亚考古学前辈欧弗·巴尔—约瑟夫（Ofer Bar-Yosef）相信，这种文化是人们通往农业道路上“不可回头的关键点”。[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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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伯克站在村子前看着人们工作。他们高大而健康，穿着兽皮制作的利落服装，有的佩戴着贝壳和骨珠做的吊坠。和奥哈洛类似，他们的主要工作是把野生植物变成食物，植物采集自林地和森林草原。但现在，他们的任务大不相同，不仅规模大得多，工作也要艰苦得多。他们使用的石臼变成了圆形巨石。许多人参与工作，包括碾磨、捣碎、去壳和切割。一篮篮的橡子和杏仁等着被砸开，然后磨成粉和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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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伯克在工人间走来走去，从他们背后观察，还偷尝了一点杏仁糊。被捣碎蔬菜和柴火散发出浓郁气味，混合着石臼有节奏的击捣声、成年人的低声交谈和孩子们的笑声。但并非所有成年人都在工作，有的无所事事地坐在午后的阳光下，至少有两名孕妇的肚子已经很大了。还有一名女子倚靠着屋墙，一只狗在她的膝头睡着了。卢伯克走了过去，从两旁抹了灰泥的土坑（用于存放坚果，供日后使用）间穿过，进入了她的屋子。1954年，法国考古学家让·佩罗（Jean Perrot）最终将发掘出那里的遗物，毫不浪漫地将其称作131号。[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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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号屋比其他的略大一些，可能宽9米，容许五六个人舒服地坐着或睡觉。屋中有的地方阴暗发霉；在另一些地方，午后的阳光透过枯树枝搭成的屋顶照进来，用石块支起、固定的内柱支撑着屋顶。石墙上盖着兽皮，地上铺着灯芯草的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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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口内侧有一堆灰，昨晚这里生过火，以防咬人的虫子进入。屋子中央燃着另一个火炉，有个男人蹲在旁边，正给一对鹧鸪拔毛。他把鸟切成块，放在滚烫的石板上烹饪。他的身后燃着第三堆火，几个年轻人围坐在火边，正修理着弓箭。刻着平行深槽的平整石头被用来将细树枝压直，以便制成箭杆；剃刀般锋利的燧石片被用树脂粘到箭杆上，成为箭尖和倒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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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周的墙边堆放着研杵和石臼、柳条篮子和木碗。房梁上挂着一堆与卢伯克之前看到的都截然不同的工具：镰刀。它们的骨柄有的装饰着几何图案，有的被雕刻成瞪羚的形状。[5]刀刃由5到6片燧石组成，用树脂紧紧地黏在凹槽中。它们摆动、旋转着，切过数以千计植物的刀刃被磨得锃亮，在阳光照射下闪闪放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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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佩罗在发掘马拉哈泉村131号屋时发现了上述家庭场景的遗迹——天花板支柱留下的洞和石堆，古老火炉里石板周围散落的鸟骨、燧石芯和石片、带凹槽的石头、玄武岩石臼和燧石刃片。许多刃片带有“镰刀光泽”，表明它们曾被用来切割大量植物的茎，最有可能的是野生小麦和大麦。当然，佩罗没有找到灯芯草垫、兽皮、柳条篮子和木碗——我们只能猜测，这些东西的存在能提供某些便利，并充分利用林地中的许多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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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131号屋不远，卢伯克找到了一座废弃的屋子——屋顶和墙壁早就坍塌，石基被撬走用于他处。没有活人居住后，这座废弃破败的屋子成了公墓。墓地没有标志，但尸体上有大量装饰。让·佩罗找到了11具男子、女子和孩子的遗骨，他们都被埋在不同的墓穴中，可能是同一家族的成员。其中4人戴着用羚羊趾骨和海贝制成的项链与手镯，特别是细长而天然中空的角贝，就像我们在艾兹赖格见到的。有一个女人头上戴着的精致帽子，就是用一排排这样的贝壳制成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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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后，131号屋也将遭到废弃，成为另一个马拉哈泉村家族的墓地。12名死者将被埋在那里，5人被以类似的方式装饰。其中一位死者是个老妇，她和一条小狗躺在一起，后者蜷曲着，仿佛睡着了。她的手搭在狗小小的身体上，就像她在那条狗短暂的生命中一直做的那样。[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