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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拉哈泉村只是公元前12500年左右在地中海丘陵林地上建立的几个纳图夫村子之一。另一个村子位于西南20千米处的哈约尼姆洞（Hayonim Cave）。[12]欧弗·巴尔—约瑟夫和他的同事们从1964年开始发掘这个山洞，现场工作持续了11季。洞中发现6座环形结构，每座直径约2米，有的仍然保存有高达70厘米的干砌石墙和铺过的地面。其中一座是作坊而非居所，先后被用作石灰窑和骨头加工场。洞壁附近找到了一堆野牛的肋骨，有的被部分加工成镰刀。那里还发现了用狐狸牙齿和鹧鸪腿骨制成的珠子——马拉哈泉村的村民从未如此使用过这种材料。相反，他们喜欢用在哈约尼姆非常罕见的羚羊趾骨制作首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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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饰的差别表明，不同村落的纳图夫人注重维护自己的身份。马拉哈泉村和哈约尼姆洞居民之间似乎很少通婚，因为两群人在生物学上区别明显。[13]从骨骸可以看出，哈约尼姆人要矮小得多，很大一部分人的第三颗臼齿“发育不全”（即从未长出）这种情况在马拉哈泉村非常罕见。如果频繁通婚，上述遗传状况应该在两个村子均等出现。不过，任何一个村子的居民人数似乎都不足以使之成为可独立繁衍的社群。哈约尼姆人可能与另一个今天被称为克巴拉村（Kebara）的纳图夫村子有联系。这两个村子的带纹饰骨制品拥有几乎完全相同的复杂几何图案。[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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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座村子都有自己的公墓，常常埋葬着带有大量装饰的尸骨。一些最令人惊叹的墓葬来自以色列迦密山埃尔瓦德（El-Wad）遗址的公墓。那里差不多埋葬着100名纳图夫人，主要是独葬，不过也有一些墓中埋着多具尸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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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瓦德是至今发现的最早的纳图夫遗址之一，由剑桥大学的多萝西·加罗德（Dorothy Garrod）在20世纪30年代发掘。加罗德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她是剑桥大学第一位女教授，而且领导了在近东的几次重要考察。在犹大山西侧的苏克巴洞（Shukbah Cave）进行发掘时，她发现了纳图夫文化[15]，并认为纳图夫人是农民——这种观点今天已被证明是错误的。在埃尔瓦德公墓中，加罗德在几具尸骨上找到了一些特别华丽的装饰。仅一名成年男子就佩戴着精美的头饰和项链，一条腿上缠绕着带子或袜带，全都用角贝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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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仍不清楚人们生前是否也会佩戴这类首饰。用来装饰年轻成年男女的首饰最为精美，尽管墓葬中的男性数量要比女性多得多。这也许代表了社会身份，也许表明了财富和权力。许多首饰用角贝制成，可能是纳图夫人自己从地中海沿岸采集的。但来自美国塔尔萨大学（University of Tulsa），对约旦南部进行过广泛研究的考古学家唐纳德·亨利（Donald Henry）暗示了另一种可能。他认为，贝壳可能是从生活在位于今天内盖夫（Negev）沙漠的大草原上的狩猎采集者处获得的，后者以此换回谷物、坚果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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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纳图夫人来说，很可能正是对这种贸易关系的控制为个人带来了财富和权力，而维持它们的关键在于限制村中流通的贝壳数量，其中最有效的做法是定期将大量贝壳陪葬。那些墓葬就像今天装满黄金的银行保险库，旨在确保只有一小部分进入流通（无论是黄金还是贝壳），以便维持价值，从而让少数拥有它们的人获得地位或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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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缕阳光透过繁茂的枝叶在地上投下光斑。卢伯克醒来，听见从树林里传来脚步声和说话声。四个男人和几个男孩结束了黎明的狩猎，正在返回马拉哈泉村。他们扛着三头瞪羚的尸体，已经取出内脏，部分切割，在树林里滴下一路血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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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村子，猎物的尸体被挂在一间屋子里，好避开日照和蚊蝇。肉烤熟后，家人和朋友就忙不迭地分享它们。归来的猎人们受到欢迎，开始讲起杀戮的故事——男人们如何埋伏，男孩们如何把受惊的动物驱赶进箭雨。他们谈起自己看到的各种动物留下的痕迹，女人们则获悉了各种可供采集的植物。两个年轻女人拿起柳条篮子，出发去采猎人们看到的那片蘑菇，希望赶在鹿之前找到它们。卢伯克决定跟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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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纳图夫村子都拥有和马拉哈泉村相同的经济基础。事实上，所有村子都坐落在非常相似的环境中——位于茂密林地和森林草原的交界处，这些地方可能有永久性水源，适合狩猎瞪羚，而且提供了来自两种不同环境的可食用植物。在发掘纳图夫遗址的过程中找到了大量瞪羚骨。其他动物也被狩猎，比如鹿和小猎物——狐狸、蜥蜴、鱼和鸟。瞪羚骨所透露的不仅是纳图夫人的食谱，它们还表明，人们可能整年都生活在村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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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瞪羚的牙齿了解到这些。与所有哺乳动物一样，瞪羚的牙齿主要由牙骨质组成，在动物活着时会缓慢地一层层生长。在生长最快的春天和夏天，骨质层是半透明的。在生长受限的冬天，它们是黑色的。因此，通过从牙齿上切片并检验最后一层牙骨质，我们可以确定动物被杀死时是夏天还是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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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新泽西州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的动物考古学家丹尼尔·利伯曼（Daniel Lieberman）用这种技术研究了在西亚各地的纳图夫遗址找到的瞪羚牙齿。[16]在他检验的样本中，有的瞪羚在春天或夏天被杀，有的在秋天或冬天被杀。他认为这意味着永久居住——用考古学家的话来说就是“定居”（sedentism）。他对来自更古老遗址的瞪羚牙齿的研究发现，那些地方只在冬天或夏天有人居住，这反映了狩猎采集者流动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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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某些考古学家坚信早期纳图夫人仍然是流动的狩猎采集者，但有更多证据链支持纳图夫人是定居者的观点。[17]花费如此之多的气力建造石屋，每年却只住几周或几个月，这似乎不太可能。村中垃圾堆里大量老鼠和麻雀的骨骼同样能说明问题；驯化品种在纳图夫文化中首次出现，可能是为了利用永久人类定居点所创造的新环境而进化出来的。[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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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的情况可能正是如此。马拉哈泉村墓葬中的小狗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表明在纳图夫人的时代，野狼已经进化成了家犬。另一个墓葬中出现狗的例子来自哈约尼姆洞，三具人类和两具狗的尸骨被小心地排列在同一墓穴中。[19]这些动物并非被驯服的狼，而是真正被驯化的狗，比它们的狼祖先小得多。所有动物的驯化变种体型都将缩小，我们后面将看到绵羊、山羊和奶牛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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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村子应该对狼颇有吸引力，它们会前来从源源不断的垃圾中取食，或者捕猎丰富的老鼠。这些行为本身应该对纳图夫人有利，能帮助他们控制有害生物的数量。于是，有些动物可能被驯服，用于打猎或者陪伴老人和病人，另一些则被用作警卫犬，在陌生人走近时发出警报。与野生种群分开后，这些被驯服的动物很快在基因上变得不同，因为纳图夫人会控制它们的繁育，以保证某些特征得到扩散，另一些逐渐消失。一类新物种就此问世：家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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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所有纳图夫人都整年生活在村子里——也许没有人这样做。约旦河谷东面的几个定居点似乎只在短期内使用，比如塔布卡（Tabqa）和贝达（Beidha）。那里既无居所也无墓葬，似乎最可能是临时的狩猎营地，也许与卢伯克在艾兹赖格看到的那些没什么区别。生活在贝达的人们狩猎山羊、羱羊和瞪羚，还拥有来自红海的角贝。[20]他们每年是会在真正的村子里度过一段时间，还是会像早得多的克巴拉人那样过着完全居无定所的生活，至今还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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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狗决定跟着两个年轻女人。它看上去非常像狼，蹦跳着从卢伯克身边经过，迅速消失在灌木丛中。卢伯克很快就放弃了跟随的尝试，因为女人们快步走在迷宫般的小径上。那些路虽狭窄但常有人走，在橡树和杏树间蜿蜒而过，穿过羽扇豆丛和山楂丛。卢伯克跟丢了她们，发现自己来到一片更开阔的林地，附近是胡拉盆地的湖边沼泽。小径继续向前，橡树下有几片人工栽种的植物，包括藤蔓交织的豌豆和耷拉着沉重谷穗的野小麦。卢伯克在一片这样的作物边坐下休息，听见远处传来犬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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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被当作宠物还是用于劳动，驯服的狗都很像孩子。它们需要关爱，可以成为建立深厚关系的对象；和今天一样，在纳图夫人的时代，狗也是“人类最好的朋友”。纳图夫人可能把对动物的这种关爱态度延伸到了他们采集的植物身上。我们不应该认为他们采集谷粒、采摘果实和收集坚果完全是出于经济目的，只考虑用最小的努力让眼前的产出最大化。人类学家记录的任何狩猎采集者群体都不是这样，没有理由认为史前人会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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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的布须曼人（Bushmen）、澳大利亚的土著人和亚马孙雨林的印第安人都展现了对周遭植物丰富而翔实的了解，甚至是对那些没有经济价值的。常有一部分根和穗被留在地下，确保来年在同一地点还能有收获。人们经常放火烧掉老枝干，促进新芽的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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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考古学家克里斯蒂娜·哈斯托夫（Christine Hastorf）强调了“植物培育”对理解植物驯化最早阶段的重要性。[21]她提醒我们，除了很少的例外，采集和种植植物的往往是女性，她们常把在家中对待孩子的态度和关爱用到园中的植物身上。纳图夫女性可能类似哥伦比亚西北部的巴拉萨纳人（Barasana），后者在居所附近开辟了“厨房园圃”。园中的大部分植物都是野生品种，但被种植以作为食物、药物、避孕品和毒品。巴拉萨纳人常与亲朋好友交换插条，于是园中每种新增的植物都伴随着一个维持社会关系的故事。此外，许多植物具有与巴拉萨纳人起源神话相关的象征意义。用哈斯托夫的话来说，“穿行在（巴拉萨纳）女人的园圃中就像是在审视她的日常生活、先人谱系和家族社会关系的历史”。[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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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每一位园丁都会理解这点。比如，在我自己的城郊园圃里，我妻子的植物中有的是别人给的礼物，有的标出了我们死去宠物被埋葬的地点，有的是过去20年间我们搬家时从一个园圃移植到另一个园圃的。我妻子每年都会精心收集万寿菊的种子，以便来年重新播种。她的祖母生前也每年播种万寿菊；许多年前，她把自己亲手收集的种子交给了孙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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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知道纳图夫人对身边的植物有何看法。但鉴于他们定居点的永久性，需要养活的大量人口，还有数量众多的磨石、研杵和石臼，他们似乎用一种会被我们视为种植的方式打理野生植物。我觉得那几片野谷、坚果树、羽扇豆、野豌豆和小扁豆可能被当成了野生园圃，它们得到控制和管理，在社会关系中发挥作用并被注入了象征意义，就像在巴拉萨纳的厨房园圃那样。多萝西·加罗德把纳图夫人视作农民的观点也许有误，但可以非常肯定地说，他们是相当特别的园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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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点上，一些来自纳图夫遗址的手工制品变得更加重要，因为它们可能如实描绘了园圃本身。在哈约尼姆发现了一块约为10厘米×20厘米的长方形石灰石板，上面刻的线把表面分成不同区域。欧弗·巴尔—约瑟夫和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纳图夫艺术专家安娜·贝尔菲——科恩（Anna Belfer-Cohen）提出，可以认为这种图案“标明了具体的领地或某种‘田地’”[23]，也许是通过小径来分隔的。这块石板并非独一无二，另一些石板上也有类似图案，虽然可能不是对田地或园圃空间的精确描绘，但它们可能呈现了抽象的版本——就像伦敦地铁路线图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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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约翰·卢伯克翻读《史前时代》，在胡拉盆地的纳图夫世界中观察鸟类。当高升的太阳烤散了晨间的几缕云彩，一对秃鹫在明澈的蓝天上盘旋，一队大雁飞抵湖上，鸣禽落到野小麦上吃起谷粒。正当卢伯克决定返回马拉哈泉村时，来了一群女人，站在他身边检视小麦。她们发出咒骂，因为小麦比她们预料的成熟更快，她们知道从现在开始会有不少损失。几分钟后，女人们开始干活，用卢伯克看到的挂在131号屋中的那种燧石刃镰刀割麦秆。她们从底部切断茎干，以便同时获得麦秆和谷粒；正如她们所担心的，麦穗一碰就破，麦粒连在一起聚成的许多小穗散落到地上。她们干得很快，将麦秆和麦穗堆积起来并绑成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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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村子后，麦穗被敲打进木碗里，以便分离出剩余的小穗；人们还加入烧红的石头，并摇晃木碗。卢伯克推测，这会烤干小穗，让它们变得很脆。然后，它们被倒进空的木臼中，靠碾压脱出谷粒。木臼里的东西被倒到树皮做的托盘上，通过簸扬分离和去除谷壳。[24]谷粒被倒回木臼中，仔细地磨成面粉。加水混合制成面团后，它们被放在滚烫的石头上做成扁平的面饼。这一切距离谷粒生长在马拉哈泉村的野生园圃中，仅仅过去了几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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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纳图夫人用镰刀收割野谷。从它们装饰性的手柄来看，这也许是一种被赋予了象征意义的活动，就像采摘万寿菊之于我的妻子。用镰刀收割比起将谷粒敲进篮子要高效得多，因为这减少了掉到地上未能收集的谷粒数量。[25]纳图夫人尚未意识到这种新式收割法的另一个影响：用镰刀收割为从野生到驯化品种的转变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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