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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某些考古学家坚信早期纳图夫人仍然是流动的狩猎采集者，但有更多证据链支持纳图夫人是定居者的观点。[17]花费如此之多的气力建造石屋，每年却只住几周或几个月，这似乎不太可能。村中垃圾堆里大量老鼠和麻雀的骨骼同样能说明问题；驯化品种在纳图夫文化中首次出现，可能是为了利用永久人类定居点所创造的新环境而进化出来的。[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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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的情况可能正是如此。马拉哈泉村墓葬中的小狗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表明在纳图夫人的时代，野狼已经进化成了家犬。另一个墓葬中出现狗的例子来自哈约尼姆洞，三具人类和两具狗的尸骨被小心地排列在同一墓穴中。[19]这些动物并非被驯服的狼，而是真正被驯化的狗，比它们的狼祖先小得多。所有动物的驯化变种体型都将缩小，我们后面将看到绵羊、山羊和奶牛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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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村子应该对狼颇有吸引力，它们会前来从源源不断的垃圾中取食，或者捕猎丰富的老鼠。这些行为本身应该对纳图夫人有利，能帮助他们控制有害生物的数量。于是，有些动物可能被驯服，用于打猎或者陪伴老人和病人，另一些则被用作警卫犬，在陌生人走近时发出警报。与野生种群分开后，这些被驯服的动物很快在基因上变得不同，因为纳图夫人会控制它们的繁育，以保证某些特征得到扩散，另一些逐渐消失。一类新物种就此问世：家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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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所有纳图夫人都整年生活在村子里——也许没有人这样做。约旦河谷东面的几个定居点似乎只在短期内使用，比如塔布卡（Tabqa）和贝达（Beidha）。那里既无居所也无墓葬，似乎最可能是临时的狩猎营地，也许与卢伯克在艾兹赖格看到的那些没什么区别。生活在贝达的人们狩猎山羊、羱羊和瞪羚，还拥有来自红海的角贝。[20]他们每年是会在真正的村子里度过一段时间，还是会像早得多的克巴拉人那样过着完全居无定所的生活，至今还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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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狗决定跟着两个年轻女人。它看上去非常像狼，蹦跳着从卢伯克身边经过，迅速消失在灌木丛中。卢伯克很快就放弃了跟随的尝试，因为女人们快步走在迷宫般的小径上。那些路虽狭窄但常有人走，在橡树和杏树间蜿蜒而过，穿过羽扇豆丛和山楂丛。卢伯克跟丢了她们，发现自己来到一片更开阔的林地，附近是胡拉盆地的湖边沼泽。小径继续向前，橡树下有几片人工栽种的植物，包括藤蔓交织的豌豆和耷拉着沉重谷穗的野小麦。卢伯克在一片这样的作物边坐下休息，听见远处传来犬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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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被当作宠物还是用于劳动，驯服的狗都很像孩子。它们需要关爱，可以成为建立深厚关系的对象；和今天一样，在纳图夫人的时代，狗也是“人类最好的朋友”。纳图夫人可能把对动物的这种关爱态度延伸到了他们采集的植物身上。我们不应该认为他们采集谷粒、采摘果实和收集坚果完全是出于经济目的，只考虑用最小的努力让眼前的产出最大化。人类学家记录的任何狩猎采集者群体都不是这样，没有理由认为史前人会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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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的布须曼人（Bushmen）、澳大利亚的土著人和亚马孙雨林的印第安人都展现了对周遭植物丰富而翔实的了解，甚至是对那些没有经济价值的。常有一部分根和穗被留在地下，确保来年在同一地点还能有收获。人们经常放火烧掉老枝干，促进新芽的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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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考古学家克里斯蒂娜·哈斯托夫（Christine Hastorf）强调了“植物培育”对理解植物驯化最早阶段的重要性。[21]她提醒我们，除了很少的例外，采集和种植植物的往往是女性，她们常把在家中对待孩子的态度和关爱用到园中的植物身上。纳图夫女性可能类似哥伦比亚西北部的巴拉萨纳人（Barasana），后者在居所附近开辟了“厨房园圃”。园中的大部分植物都是野生品种，但被种植以作为食物、药物、避孕品和毒品。巴拉萨纳人常与亲朋好友交换插条，于是园中每种新增的植物都伴随着一个维持社会关系的故事。此外，许多植物具有与巴拉萨纳人起源神话相关的象征意义。用哈斯托夫的话来说，“穿行在（巴拉萨纳）女人的园圃中就像是在审视她的日常生活、先人谱系和家族社会关系的历史”。[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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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每一位园丁都会理解这点。比如，在我自己的城郊园圃里，我妻子的植物中有的是别人给的礼物，有的标出了我们死去宠物被埋葬的地点，有的是过去20年间我们搬家时从一个园圃移植到另一个园圃的。我妻子每年都会精心收集万寿菊的种子，以便来年重新播种。她的祖母生前也每年播种万寿菊；许多年前，她把自己亲手收集的种子交给了孙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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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知道纳图夫人对身边的植物有何看法。但鉴于他们定居点的永久性，需要养活的大量人口，还有数量众多的磨石、研杵和石臼，他们似乎用一种会被我们视为种植的方式打理野生植物。我觉得那几片野谷、坚果树、羽扇豆、野豌豆和小扁豆可能被当成了野生园圃，它们得到控制和管理，在社会关系中发挥作用并被注入了象征意义，就像在巴拉萨纳的厨房园圃那样。多萝西·加罗德把纳图夫人视作农民的观点也许有误，但可以非常肯定地说，他们是相当特别的园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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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点上，一些来自纳图夫遗址的手工制品变得更加重要，因为它们可能如实描绘了园圃本身。在哈约尼姆发现了一块约为10厘米×20厘米的长方形石灰石板，上面刻的线把表面分成不同区域。欧弗·巴尔—约瑟夫和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纳图夫艺术专家安娜·贝尔菲——科恩（Anna Belfer-Cohen）提出，可以认为这种图案“标明了具体的领地或某种‘田地’”[23]，也许是通过小径来分隔的。这块石板并非独一无二，另一些石板上也有类似图案，虽然可能不是对田地或园圃空间的精确描绘，但它们可能呈现了抽象的版本——就像伦敦地铁路线图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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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约翰·卢伯克翻读《史前时代》，在胡拉盆地的纳图夫世界中观察鸟类。当高升的太阳烤散了晨间的几缕云彩，一对秃鹫在明澈的蓝天上盘旋，一队大雁飞抵湖上，鸣禽落到野小麦上吃起谷粒。正当卢伯克决定返回马拉哈泉村时，来了一群女人，站在他身边检视小麦。她们发出咒骂，因为小麦比她们预料的成熟更快，她们知道从现在开始会有不少损失。几分钟后，女人们开始干活，用卢伯克看到的挂在131号屋中的那种燧石刃镰刀割麦秆。她们从底部切断茎干，以便同时获得麦秆和谷粒；正如她们所担心的，麦穗一碰就破，麦粒连在一起聚成的许多小穗散落到地上。她们干得很快，将麦秆和麦穗堆积起来并绑成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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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村子后，麦穗被敲打进木碗里，以便分离出剩余的小穗；人们还加入烧红的石头，并摇晃木碗。卢伯克推测，这会烤干小穗，让它们变得很脆。然后，它们被倒进空的木臼中，靠碾压脱出谷粒。木臼里的东西被倒到树皮做的托盘上，通过簸扬分离和去除谷壳。[24]谷粒被倒回木臼中，仔细地磨成面粉。加水混合制成面团后，它们被放在滚烫的石头上做成扁平的面饼。这一切距离谷粒生长在马拉哈泉村的野生园圃中，仅仅过去了几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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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纳图夫人用镰刀收割野谷。从它们装饰性的手柄来看，这也许是一种被赋予了象征意义的活动，就像采摘万寿菊之于我的妻子。用镰刀收割比起将谷粒敲进篮子要高效得多，因为这减少了掉到地上未能收集的谷粒数量。[25]纳图夫人尚未意识到这种新式收割法的另一个影响：用镰刀收割为从野生到驯化品种的转变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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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记得，野谷与驯化谷类的主要差别是谷穗的易碎性——野生品种成熟时，谷穗会自然破裂，将种子撒到地上，而驯化品种的谷穗仍然完整，“等待着收割者”。在野生谷类中，总会出现少数谷穗相对不易碎的植株——这种基因变异非常罕见，据戈登·希尔曼估计，每200万至400万棵易碎植株中，只有1到2例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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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打茎秆并用篮子接住掉落谷粒的人不会采集到基因变异的植株。只有当用镰刀收割时，来自这些植株的谷粒才会与正常易碎植株的谷粒被一起采集。设想一小队纳图夫人开始收割野谷的场景：如果小麦或大麦已经成熟，来自易碎植株上的许多谷粒已经撒落在地，但罕见的不易碎植株的谷穗仍然完整。因此，当谷物被收割时，收获的谷粒中来自这些植株的种子比例相对要高于它们在林地或草原上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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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设想纳图夫人重新播种从前一轮收获中留下的野生谷粒，或者把它们种到用棍子钻出的洞里乃至耕过的地里，这样会发生什么？谷种中来自不易碎变种的比例将相对较高。当人们用镰刀进行新一轮收割时，不易碎的变种将再次被顺利收获，在成果中占据更高的比例。如果这一过程一再重复，不易碎的品种将逐渐占据主导。最终，它们将成为唯一留存的品种——“等待收割者”的驯化变种将就此诞生。但如果遭到遗弃，驯化品种会逐渐消失，因为它们无法自行繁衍，而新的基因变异（谷穗易碎，就像最初的野生品种）将成为唯一能够繁衍的种类，很快再次统治田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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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登·希尔曼和威尔士大学的生物学家斯图尔特·戴维斯（Stuart Davies）用他们的植物基因与古代采集技术知识（多数通过实验获得）估算了从野生到驯化品种的变化需要多长时间。[26]通过计算机模拟，他们证明在理想条件下，最少只需20个收割和再播种周期就可以将易碎的野生小麦变成不易碎的驯化变种。在更现实的条件下，200到250年是最可能的转变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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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证据显示，纳图夫文化时期并没有发生这种转变。在显微镜下可以看到驯化品种和野生品种谷粒的形状差异，虽然纳图夫考古记录中发现的谷粒很少，但已知的显然都是野生品种。我们要再等至少1000年才能在叙利亚的阿布胡赖拉（Abu Hureyra）和艾斯沃德丘阜（Tell Aswad），以及巴勒斯坦的耶利哥等定居点看到最早的驯化谷粒。因此，纳图夫人似乎在300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用他们的镰刀收割野谷，没能完成从易碎到不易碎植株的进化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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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似乎有个非常简单的解释，由罗曼娜·翁格尔——汉密尔顿（Romana Unger-Hamilton）在20世纪80年代通过某项了不起的研究提出，当时她在伦敦大学考古系工作。[27]在戈登·希尔曼的指导下，她花费了许多个月来再现纳图夫人收割野谷的方法。她在迦密山的山坡上、加利利海周围和土耳其南部进行了一系列控制实验，使用同样是骨质手柄和燧石刀刃的镰刀收割野生小麦和大麦。然后把刀刃放到显微镜下，检验上面的“镰刀光泽”痕迹——不同种类和不同成熟阶段的谷物留下的光泽在质地、位置和亮度上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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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格尔——汉密尔顿发现，真正纳图夫刀刃上的光泽与她用来收割尚未成熟的谷物时所用刀刃上的最接近。那种状态下，易碎品种只会掉落一点点谷粒，来自不易碎变种的种子比例几乎与野生状况下一样微不足道。因此，即使纳图夫人通过播种获得新一轮收获，不易碎变种也无法获得统治地位。收割不成熟谷穗是完全有道理的，因为这避免了易碎品种大部分谷粒的损失，否则它们可能已经掉到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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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阻碍纳图夫文化时期出现驯化谷物的因素可能是他们的定居生活。巴黎亚莱斯研究院（Jàles Research Institute）的帕特里夏·安德森（Patricia Anderson）开展了与罗曼娜·翁格尔——汉密尔顿类似的研究计划，证实了后者的许多结论。[28]她还发现，当用镰刀收割野谷时，即使它们仍处在“不成熟”阶段，掉到地上的谷粒也完全足够实现来年的收成。因此，纳图夫人只有在开辟一片全新麦田时才需要播种，其他情况下，他们可以依赖现有麦田的“再生”。所以，即使纳图夫人采集的谷粒中不易碎变种的比例较高，除非他们在新的地方开辟新的麦田，否则这些变种将永远没有机会成为主导品种。随着纳图夫人成为定居者，他们不再开辟新地，一直在地中海林地的野生园圃中种植野生谷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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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纳图夫人、他们的园圃和植物采集活动的上述观点有一个明显缺陷：从他们的定居点很少发现植物残骸。这既是因为保存条件差，也因为许多发掘活动是在现代复原技术出现前展开的。为了寻找公元前12000年植物采集性质的直接证据，约翰·卢伯克不得不离开地中海林地和纳图夫文化。他必须向东北跋涉500千米，来到位于幼发拉底河洪泛平原的另一个狩猎采集者村子：堪称惊奇的阿布胡赖拉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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