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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纳图夫人、他们的园圃和植物采集活动的上述观点有一个明显缺陷:从他们的定居点很少发现植物残骸。这既是因为保存条件差,也因为许多发掘活动是在现代复原技术出现前展开的。为了寻找公元前12000年植物采集性质的直接证据,约翰·卢伯克不得不离开地中海林地和纳图夫文化。他必须向东北跋涉500千米,来到位于幼发拉底河洪泛平原的另一个狩猎采集者村子:堪称惊奇的阿布胡赖拉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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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人类简史:从冰河融化到农耕诞生的一万五千年 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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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发拉底河沿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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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布胡赖拉与狩猎采集者定居文明的兴起,公元前12300—前108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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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约翰·卢伯克走近阿布胡赖拉村时,草原上的花草沾着露珠。这是公元前11500年一个仲夏日的黎明。他从马拉哈泉村出发,离开地中海丘陵的茂密橡树林,穿过开阔的林地,最终进入了无树草原,即今天的叙利亚东北部。他经过几个河边或湖边的村子,现代世界对它们一无所知。现在,他停下来欣赏风景——远处是平原;更远处,一条流淌的大河沿岸长着一排树,那就是幼发拉底河。再远就只剩下破晓时分模糊晨曦中隐隐约约的地平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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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走了几分钟,村子映入眼帘,但需要仔细观看才能看清。它隐没到砂岩台地之中,就像马拉哈泉村融入了周围的树林,仿佛由风塑造、由太阳催生,而非出自人类之手。每走一步,集聚在洪泛平原边缘、覆盖着芦苇的低平屋顶就变得更清晰一些。即使这样,自然和文明的边界仍然非常模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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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布胡赖拉的村民正在睡觉。狗嗅着彼此和地面,有的在挠痒,有的嚼着骨头。屋顶高度及腰,由嵌入软石中的木质小屋架支撑。[2]卢伯克向下走入一间屋子,看到了又小又挤、宽几乎不超过3米的圆形房间。一男一女睡在兽皮和干草席上,有个小女孩同样睡在一捆兽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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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散落着手工制品和垃圾——并非像马拉哈泉村那样的研杵和石臼,而是平的和凹的磨石。地上到处散放着凿制的石器、柳条篮子和木碗,甚至还有一堆爬满苍蝇的动物骨头。一只小碗里装着燧石制作的新月形细石器,很像马拉哈泉村的。居所的一边有堆尘土——墙壁已经坍塌,外面的土掉了进来。腐烂肉类和污浊空气的味道令人作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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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中生活的很大一部分在墙外进行——与我们今天想象的不同,他们不把屋子封闭起来。室外有烹饪场所、成堆的木棒、成捆的芦苇、一片片树皮和一堆堆磨石。显然,许多人会合作打理从草原上的野生园圃与河边的沼泽林地采集的植物。卢伯克弯下腰,让磨石周围各种颜色的果壳、茎秆、枝条和叶片从指间滑过。这些是垃圾,被留在了它们从磨石上掉落或者从成捆的植物和花朵上扯下的地方。不远处的篮子和石碗里装满了形状和颜色各异的坚果与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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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村子的另一个地方,卢伯克又看到了一堆磨石;但它们周围是红色石块和粉末,而非种壳和植物茎秆。这些磨石染上了用来装饰人体的红颜料。在一旁,三只瞪羚已经被掏空内脏,但尚未分割,它们的尸体被吊在狗够不到的地方。对于阿布胡赖拉村民来说,捕猎瞪羚和采集植物同样重要。但狩猎主要在每年夏天进行,时间几乎不超过几周;那时,大群瞪羚从村子旁经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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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布胡赖拉村民的日常生活开始了。瞪羚没有出现,猎人出发前往河谷寻找野猪和野驴。现在很少有动物生活在村子附近,猎人们将失望而归。女人和孩子们在野生园圃中工作,在太阳下除草、杀虫、采集时鲜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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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瞪羚群到来,一年一度的杀戮拉开帷幕。到访村子的来客受到欢迎。他们从土耳其南部带来闪亮的黑曜石作为礼物,获得角贝作为回礼。这些贝壳采自地中海沿岸,由从前的客人带到阿布胡赖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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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的1000多年里,阿布胡赖拉的狩猎采集者将继续捕猎瞪羚。这种动物的数量如此之多,以至于杀戮影响不到种群的规模。女人和孩子们将继续打理野生园圃并获得丰富的收成。室内积累的土、沙、丢失的器具和其他垃圾让居所变得无法忍受,或者干脆没法进屋。那时,阿布胡赖拉人会建造新的居所,这次将完全位于地面以上。但艰难时期终将到来。新仙女木期的干旱将打乱瞪羚的迁徙,并严重破坏草原的生产能力。村子将被遗弃,人们回归四处迁徙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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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将在公元前9000年返回,但并非作为狩猎采集者,而是作为农民。他们将建造泥砖房屋,在冲积平原上种植小麦和大麦。瞪羚将恢复迁徙,被继续猎取1000年,直到阿布胡赖拉人突然转向放牧绵羊和山羊。房屋不断被重建,形成了长500米、深8米、包含超过100万立方米沉积物的丘阜。阿布胡赖拉最早的地下居所的遗存将被深深掩埋,从人类的记忆中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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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考古学家安德鲁·穆尔(Andrew Moore)发掘了部分丘阜。由于是水坝建设前的抢救性行动,他的工作仅限两季。今天,丘阜被淹没在阿萨德湖(Lake Assad)的水下。在他能够发掘的小片区域中,穆尔找到了阿布胡赖拉最早期居民的几处居所和垃圾堆的顶部。没有找到公墓或任何墓葬的痕迹。这让他陷入困惑。他们如何处理死者?是否像马拉哈泉村那样明显存在着贫富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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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那两季的工作得到了关于这个村子的大量信息。这次发掘采用的方法确保了哪怕最小、最脆弱的植物残骸也得以复原,而这也是最早采用这类方法的发掘之一。其中包括“浮选法”,即让碳化的种子从包裹的沉积物中漂浮起来,然后捞起并准备用于研究。戈登·希尔曼发现,有不少于157种不同植物被带到了村中,并怀疑至少还有100种被采集过但没有留下考古学痕迹。[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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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能够确定至少两个采集季:一个是从春天到夏初,另一个是秋季。但他认为居民整年都留在村里,不然冬天他们还有什么地方可去呢?天气条件会让草原和周围的山地变得一片荒凉。盛夏时,最关键的资源可能是来自山谷的水。通过留在阿布胡赖拉,他们可以享用在夏天达到最佳品质的植物,比如藨草和香附子的块茎——尽管在考古残骸中没有找到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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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两位最杰出的动物考古学家,彼得·罗利——康维(Peter Rowley-Conwy)和托尼·莱格(Tony Legge)研究了每年的瞪羚屠戮。[5]通过两吨碎骨,他们证明只有成年、新出生和一到两岁的瞪羚会被捕杀。这表明屠戮发生在初夏,因为只有在此时才会出现这种特定的年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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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尔、希尔曼、罗利——康维、莱格和其他许多考古学家了不起的工作显示,阿布胡赖拉的狩猎采集者享受着最诱人的环境条件,这种条件持续了数千年,早在末次冰盛期之前很久就开始了。没有其他哪个时代的动植物如此充足,品种如此丰富,而且获得方式如此可预测——就像地中海林地的纳图夫居民所面临的那样。这让他们有机会抛弃自350万年前人类在非洲草原上出现起就过着的流动生活。但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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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在村中有了长期的邻里之后,社会紧张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何必造成这种情况?更加安定的生活方式伴随着人类垃圾和健康风险,为什么要让自己面对这些?为什么要冒耗尽自己村子附近的动植物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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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几乎可以肯定,人们并非因为人口过剩而被迫采取这种生活方式。纳图夫遗址的数量并不比之前时代的遗址更多。如果哪个时代有过人口压力,那就是公元前14500年,当时克巴拉遗址数量大幅增加,并出现了细石器形状的标准化。当纳图夫村落在2000年后出现时,没有证据表明当时有过人口增加。此外,从他们的骨骼证据来看,纳图夫人相当健康——完全不像因食物短缺而被迫采取不想要的生活方式。[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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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安娜·贝尔菲——科恩研究了骨骼证据,她很少看到创伤痕迹,比如愈合的骨折、营养不良或传染病。生活条件恶劣的人常会在牙釉质上出现细线,被称为发育不全。这些细线表明牙齿主人经历过食物短缺时期,且多在刚断奶后。纳图夫人牙齿上的细线不如务农民族常见。但纳图夫人和早期农民的牙齿都磨损严重,这证实了植物在他们生活中的重要性:用石磨碾碎种子和坚果时,沙粒会混入加工好的面粉或果糊。当人们吃这种食物时,沙粒会磨损牙齿,常常导致牙釉质几乎全被磨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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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图夫人似乎既健康又相当和平。不同于卢伯克在欧洲、大洋洲和非洲旅行时将要看到的情况,这里没有群体间冲突的迹象,比如嵌在人骨中的箭头。纳图夫狩猎采集者群体是好邻居,所有人都拥有充足的土地、园圃和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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