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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安娜·贝尔菲——科恩研究了骨骼证据，她很少看到创伤痕迹，比如愈合的骨折、营养不良或传染病。生活条件恶劣的人常会在牙釉质上出现细线，被称为发育不全。这些细线表明牙齿主人经历过食物短缺时期，且多在刚断奶后。纳图夫人牙齿上的细线不如务农民族常见。但纳图夫人和早期农民的牙齿都磨损严重，这证实了植物在他们生活中的重要性：用石磨碾碎种子和坚果时，沙粒会混入加工好的面粉或果糊。当人们吃这种食物时，沙粒会磨损牙齿，常常导致牙釉质几乎全被磨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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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图夫人似乎既健康又相当和平。不同于卢伯克在欧洲、大洋洲和非洲旅行时将要看到的情况，这里没有群体间冲突的迹象，比如嵌在人骨中的箭头。纳图夫狩猎采集者群体是好邻居，所有人都拥有充足的土地、园圃和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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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享受村落生活的好处，纳图夫人和阿布胡赖拉人可能准备好了忍受不利方面，例如社会紧张、人类垃圾和资源耗尽。马拉哈泉村的发掘者弗朗索瓦·瓦拉相信，纳图夫村落的兴起完全来自克巴拉人的季节性集聚。[7]他回想起社会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的工作，后者曾在20世纪初与北极的狩猎采集者共同生活过。莫斯发现，周期性集聚的特点是热情的社群生活：充满宴会和宗教仪式、智识讨论和大量性行为。相比之下，在一年中的其他时候，当人们置身相距遥远的小群体中时，生活相当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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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拉认为，纳图夫文化之前的流动猎人和采集者的集会情形可能与之类似，而纳图夫人有机会延长集聚的时段，直到最终持续整整一年。事实上，在大卫绿洲已经可以看到纳图夫村落的所有关键元素：石头居所、磨石、角贝珠、人类墓葬和瞪羚骨骼。随着气候变得日益暖湿，动植物也更加多样和丰富，人们停留的时间越来越长，并更早地回到冬季集聚地，直到有些人整年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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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马拉哈泉村、阿布胡赖拉和公元前12500到前11000年的整个西亚，定居的狩猎采集者都享受着舒适的生活。丰富的考古学证据和出色的研究工作让我们得以在头脑中重现那种生活的某些鲜活画面。无须费力，我们就可以想象橡子被装在篮子里运往马拉哈泉村，然后被磨成糊；阿布胡赖拉的猎人们终于看到了走近的瞪羚；在埃尔瓦德，人们为即将下葬的死者戴上角贝头饰、项链和脚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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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最令人难忘的画面是几个家庭享受在森林草原上的一天——远离吠叫的狗、恶臭的垃圾堆和留在村中的坏脾气家伙。他们既不在寻找猎物也没有采集植物。这是个休息日，我看见他们坐在无数夏日鲜花之间。孩子们在制作花环，年轻的恋人则溜进了长草中。有人在交谈，有人在睡觉，所有人都享受着阳光。他们吃饱喝足，没有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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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在阿布胡赖拉几天的生活和工作，约翰·卢伯克同他们坐在一起。他读着自己的书，发现那位同名者对气候变化有所了解，但知之甚少。维多利亚时代的约翰·卢伯克认识到天气发生了剧变，因为他在阳光明媚的法国南部造访过堆满了驯鹿骨骼的山洞，在泥炭沼泽中找到过橡树，还看到山谷被古代河流切开。但在1865年，人们尚未意识到气候变化的复杂性，多次冰河期的观点直到20世纪初才获得青睐，新仙女木等关键事件也直到近代才为人所知。不过，现代人约翰·卢伯克还是对同名者的书印象深刻，特别是当他读到作者暗示气候变化的原因包括太阳辐射的改变、地球自转轴的变动和洋流的变化——这些后来都被证实，而且至今仍是科学研究的前沿。[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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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伯克一度忘记了自己的历史位置，蝴蝶、花朵、太阳和微风完全是不受时间影响的。但公元前11000年和气候剧变即将到来，坐在草原上的那些家庭不知道自己正处在环境灾难的边缘：新仙女木期即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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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末次冰盛期以来的许多代人而言，人类在西亚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虽然发生过起伏——有的年份天气相对干冷，更难获得植物性食物和猎物，有的年份则食物更加充足——但趋势是气候更加暖湿，植物品种更加多样，种子、果实、坚果和块茎产量增加，动物群更大且更易预测，文化和智识生活更加丰富。在卢伯克看到的马拉哈泉村和幼发拉底河沿岸的村落生活中，这一过程达到顶峰。在草原上享受夏日阳光的阿布胡赖拉家庭无疑是幸运的，他们可能也明白这点。但他们不可能知道自己有多幸运。因为仅仅几代人之后，天气的势头将会改变，生活再也不会如此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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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人类简史：从冰河融化到农耕诞生的一万五千年 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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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干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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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仙女木期的经济与社会，公元前10800—前96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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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卢伯克再次站在胡拉湖西岸，眺望马拉哈泉村。距离他上次看到这座位于橡树、杏树和开心果树中间的村子里生机勃勃的景象，已经过去了50代人、1500年。时过境迁，林地此时已变得稀疏，乔木和灌木不再像从前那样，长满美味多汁的果实，向村民提供充足的食物。村中，屋顶和墙壁已经坍塌，有的屋子只剩下一堆瓦砾。有几座新建的圆屋，但又小又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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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方向50千米外，哈约尼姆村被彻底抛弃。在那里住了200年后，人们离开洞穴，前往台地生活，用之前的居所埋葬死者。但即使是那些新建的房子如今也已荒芜。荆棘和野草、蛇和蜥蜴、地衣和苔藓成了仅有的居民，自然开始索回它的石头，欢迎石灰石墙、玄武岩臼和燧石刀锋回归地下。阿布胡赖拉同样如此——人们已经离开，任由空屋坍塌，手工制品被抛弃和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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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公元前10800年。定居村落生活只存在于人们代代相传的故事中，他们此时生活在临时营地中，四散分布在苦苦挣扎的林地和现在变得犹如荒漠的草原上。纳图夫人的文化成就只在这些人的手工制品、服装和社会习俗中留下了微弱的回响——考古学家称他们为晚期纳图夫人。其中许多人定期在马拉哈泉村、埃尔瓦德和哈约尼姆碰面，带来死者的尸骨，将它们埋在祖先身旁。埋葬之地已经成为圣所，是存在于历史和神话之间的地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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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居村落生活的实验持续了近2000年，但最终失败了，迫使人们回到更古老的漂泊生活。在此之前，纳图夫文化的范围已经远远超过了地中海林地（欧弗·巴尔—约瑟夫称那里是它的“故乡”）。这种文化的标志——新月形细石器在西亚各地广泛传播，从阿拉伯半岛南部的沙漠一直到幼发拉底河畔都出现了晚期纳图夫人定居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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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图夫文化的传播暗示，定居村落生活在一定程度上是自身成功的受害者。它们的居民人数可能不断上升。流动的狩猎采集者人口存在天然限制，因为他们在营地间迁徙时不仅要带着自己的财产，还要带上最小的成员。生育必须间隔3到4年，因为一次不可能带超过一个孩子。马拉哈泉村、哈约尼姆和其他村子的纳图夫居民则能够更加自由地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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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上去，纳图夫文化的传播可能部分要归功于离开自己的村落去建立新定居点的人群。这可能是雄心勃勃的年轻男女能够为自己赢得权力的唯一途径。但另一个传播原因也不言自明：再也找不到足够的食物维持生计。晚期纳图夫人进入内盖夫沙漠建立了罗施霍雷沙（Rosh Horesha）和罗施金（Rosh Zin）等村子[1]，或者来到地中海沿岸建立了奥伦溪村（Nahal Oren）[2]，或者在幼发拉底河畔建立穆赖拜特（Mureybet）定居点[3]，他们可能是最初的一批经济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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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开始过度利用他们依赖的野生动植物。垃圾堆中的瞪羚骨很能说明问题，这些骨头表明了他们如何试图控制动物种群，但最终适得其反，导致了食物短缺。来自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卡罗尔·科普（Carol Cope）仔细研究了哈约尼姆和马拉哈泉村的瞪羚骨骼。[4]这些村子狩猎的瞪羚与阿布胡赖拉捕获的习性大不相同。它们常年生活在纳图夫定居点附近，从未形成在幼发拉底河附近被伏击的那种大型瞪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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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发现，纳图夫人更喜欢捕猎公瞪羚。这显而易见，因为她研究的距骨很容易根据大小分为两类，大骨头的数量是小骨头的4倍。大脚意味着大身体，对瞪羚而言，那意味着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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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克巴拉人开始使用哈约尼姆洞时（比纳图夫人过上定居生活早了5000年），他们杀死的公瞪羚和母瞪羚比例相当。[5]纳图夫人也许试图通过优先选择雄性来维持瞪羚数量。虽然雌雄的出生比例相同，但事实上只需几只公羊就能维持瞪羚群。卡罗尔·科普认为，纳图夫人认定公羊是可牺牲的，并认识到需要确保有尽可能多的母羊用于繁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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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是他们的目标，那么就大错特错了。纳图夫人的错误在于，他们不仅捕猎公羊，而且选择所能找到的最大的。于是，母瞪羚只能和较小的雄性交配——这不可能是它们的自然选择。由于较小公羊的后代也较小，而且纳图夫人会杀死其中最大的，每代瞪羚的体型都变得更小。因此，哈约尼姆洞垃圾堆中的瞪羚骨骼比来自台地的大得多——两者相距5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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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小的瞪羚意味着可供日益增长的人口食用的肉也较少。对“野生园圃”的过度利用让这种短缺雪上加霜：人们收割了太多野谷，采集了太多橡子和杏子，导致无法实现自然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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