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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打茎秆并用篮子接住掉落谷粒的人不会采集到基因变异的植株。只有当用镰刀收割时，来自这些植株的谷粒才会与正常易碎植株的谷粒被一起采集。设想一小队纳图夫人开始收割野谷的场景：如果小麦或大麦已经成熟，来自易碎植株上的许多谷粒已经撒落在地，但罕见的不易碎植株的谷穗仍然完整。因此，当谷物被收割时，收获的谷粒中来自这些植株的种子比例相对要高于它们在林地或草原上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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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设想纳图夫人重新播种从前一轮收获中留下的野生谷粒，或者把它们种到用棍子钻出的洞里乃至耕过的地里，这样会发生什么？谷种中来自不易碎变种的比例将相对较高。当人们用镰刀进行新一轮收割时，不易碎的变种将再次被顺利收获，在成果中占据更高的比例。如果这一过程一再重复，不易碎的品种将逐渐占据主导。最终，它们将成为唯一留存的品种——“等待收割者”的驯化变种将就此诞生。但如果遭到遗弃，驯化品种会逐渐消失，因为它们无法自行繁衍，而新的基因变异（谷穗易碎，就像最初的野生品种）将成为唯一能够繁衍的种类，很快再次统治田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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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登·希尔曼和威尔士大学的生物学家斯图尔特·戴维斯（Stuart Davies）用他们的植物基因与古代采集技术知识（多数通过实验获得）估算了从野生到驯化品种的变化需要多长时间。[26]通过计算机模拟，他们证明在理想条件下，最少只需20个收割和再播种周期就可以将易碎的野生小麦变成不易碎的驯化变种。在更现实的条件下，200到250年是最可能的转变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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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证据显示，纳图夫文化时期并没有发生这种转变。在显微镜下可以看到驯化品种和野生品种谷粒的形状差异，虽然纳图夫考古记录中发现的谷粒很少，但已知的显然都是野生品种。我们要再等至少1000年才能在叙利亚的阿布胡赖拉（Abu Hureyra）和艾斯沃德丘阜（Tell Aswad），以及巴勒斯坦的耶利哥等定居点看到最早的驯化谷粒。因此，纳图夫人似乎在300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用他们的镰刀收割野谷，没能完成从易碎到不易碎植株的进化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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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似乎有个非常简单的解释，由罗曼娜·翁格尔——汉密尔顿（Romana Unger-Hamilton）在20世纪80年代通过某项了不起的研究提出，当时她在伦敦大学考古系工作。[27]在戈登·希尔曼的指导下，她花费了许多个月来再现纳图夫人收割野谷的方法。她在迦密山的山坡上、加利利海周围和土耳其南部进行了一系列控制实验，使用同样是骨质手柄和燧石刀刃的镰刀收割野生小麦和大麦。然后把刀刃放到显微镜下，检验上面的“镰刀光泽”痕迹——不同种类和不同成熟阶段的谷物留下的光泽在质地、位置和亮度上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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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格尔——汉密尔顿发现，真正纳图夫刀刃上的光泽与她用来收割尚未成熟的谷物时所用刀刃上的最接近。那种状态下，易碎品种只会掉落一点点谷粒，来自不易碎变种的种子比例几乎与野生状况下一样微不足道。因此，即使纳图夫人通过播种获得新一轮收获，不易碎变种也无法获得统治地位。收割不成熟谷穗是完全有道理的，因为这避免了易碎品种大部分谷粒的损失，否则它们可能已经掉到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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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阻碍纳图夫文化时期出现驯化谷物的因素可能是他们的定居生活。巴黎亚莱斯研究院（Jàles Research Institute）的帕特里夏·安德森（Patricia Anderson）开展了与罗曼娜·翁格尔——汉密尔顿类似的研究计划，证实了后者的许多结论。[28]她还发现，当用镰刀收割野谷时，即使它们仍处在“不成熟”阶段，掉到地上的谷粒也完全足够实现来年的收成。因此，纳图夫人只有在开辟一片全新麦田时才需要播种，其他情况下，他们可以依赖现有麦田的“再生”。所以，即使纳图夫人采集的谷粒中不易碎变种的比例较高，除非他们在新的地方开辟新的麦田，否则这些变种将永远没有机会成为主导品种。随着纳图夫人成为定居者，他们不再开辟新地，一直在地中海林地的野生园圃中种植野生谷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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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纳图夫人、他们的园圃和植物采集活动的上述观点有一个明显缺陷：从他们的定居点很少发现植物残骸。这既是因为保存条件差，也因为许多发掘活动是在现代复原技术出现前展开的。为了寻找公元前12000年植物采集性质的直接证据，约翰·卢伯克不得不离开地中海林地和纳图夫文化。他必须向东北跋涉500千米，来到位于幼发拉底河洪泛平原的另一个狩猎采集者村子：堪称惊奇的阿布胡赖拉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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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人类简史：从冰河融化到农耕诞生的一万五千年 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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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发拉底河沿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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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布胡赖拉与狩猎采集者定居文明的兴起，公元前12300—前108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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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约翰·卢伯克走近阿布胡赖拉村时，草原上的花草沾着露珠。这是公元前11500年一个仲夏日的黎明。他从马拉哈泉村出发，离开地中海丘陵的茂密橡树林，穿过开阔的林地，最终进入了无树草原，即今天的叙利亚东北部。他经过几个河边或湖边的村子，现代世界对它们一无所知。现在，他停下来欣赏风景——远处是平原；更远处，一条流淌的大河沿岸长着一排树，那就是幼发拉底河。再远就只剩下破晓时分模糊晨曦中隐隐约约的地平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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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走了几分钟，村子映入眼帘，但需要仔细观看才能看清。它隐没到砂岩台地之中，就像马拉哈泉村融入了周围的树林，仿佛由风塑造、由太阳催生，而非出自人类之手。每走一步，集聚在洪泛平原边缘、覆盖着芦苇的低平屋顶就变得更清晰一些。即使这样，自然和文明的边界仍然非常模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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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布胡赖拉的村民正在睡觉。狗嗅着彼此和地面，有的在挠痒，有的嚼着骨头。屋顶高度及腰，由嵌入软石中的木质小屋架支撑。[2]卢伯克向下走入一间屋子，看到了又小又挤、宽几乎不超过3米的圆形房间。一男一女睡在兽皮和干草席上，有个小女孩同样睡在一捆兽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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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散落着手工制品和垃圾——并非像马拉哈泉村那样的研杵和石臼，而是平的和凹的磨石。地上到处散放着凿制的石器、柳条篮子和木碗，甚至还有一堆爬满苍蝇的动物骨头。一只小碗里装着燧石制作的新月形细石器，很像马拉哈泉村的。居所的一边有堆尘土——墙壁已经坍塌，外面的土掉了进来。腐烂肉类和污浊空气的味道令人作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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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中生活的很大一部分在墙外进行——与我们今天想象的不同，他们不把屋子封闭起来。室外有烹饪场所、成堆的木棒、成捆的芦苇、一片片树皮和一堆堆磨石。显然，许多人会合作打理从草原上的野生园圃与河边的沼泽林地采集的植物。卢伯克弯下腰，让磨石周围各种颜色的果壳、茎秆、枝条和叶片从指间滑过。这些是垃圾，被留在了它们从磨石上掉落或者从成捆的植物和花朵上扯下的地方。不远处的篮子和石碗里装满了形状和颜色各异的坚果与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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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村子的另一个地方，卢伯克又看到了一堆磨石；但它们周围是红色石块和粉末，而非种壳和植物茎秆。这些磨石染上了用来装饰人体的红颜料。在一旁，三只瞪羚已经被掏空内脏，但尚未分割，它们的尸体被吊在狗够不到的地方。对于阿布胡赖拉村民来说，捕猎瞪羚和采集植物同样重要。但狩猎主要在每年夏天进行，时间几乎不超过几周；那时，大群瞪羚从村子旁经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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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布胡赖拉村民的日常生活开始了。瞪羚没有出现，猎人出发前往河谷寻找野猪和野驴。现在很少有动物生活在村子附近，猎人们将失望而归。女人和孩子们在野生园圃中工作，在太阳下除草、杀虫、采集时鲜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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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瞪羚群到来，一年一度的杀戮拉开帷幕。到访村子的来客受到欢迎。他们从土耳其南部带来闪亮的黑曜石作为礼物，获得角贝作为回礼。这些贝壳采自地中海沿岸，由从前的客人带到阿布胡赖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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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的1000多年里，阿布胡赖拉的狩猎采集者将继续捕猎瞪羚。这种动物的数量如此之多，以至于杀戮影响不到种群的规模。女人和孩子们将继续打理野生园圃并获得丰富的收成。室内积累的土、沙、丢失的器具和其他垃圾让居所变得无法忍受，或者干脆没法进屋。那时，阿布胡赖拉人会建造新的居所，这次将完全位于地面以上。但艰难时期终将到来。新仙女木期的干旱将打乱瞪羚的迁徙，并严重破坏草原的生产能力。村子将被遗弃，人们回归四处迁徙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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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将在公元前9000年返回，但并非作为狩猎采集者，而是作为农民。他们将建造泥砖房屋，在冲积平原上种植小麦和大麦。瞪羚将恢复迁徙，被继续猎取1000年，直到阿布胡赖拉人突然转向放牧绵羊和山羊。房屋不断被重建，形成了长500米、深8米、包含超过100万立方米沉积物的丘阜。阿布胡赖拉最早的地下居所的遗存将被深深掩埋，从人类的记忆中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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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考古学家安德鲁·穆尔（Andrew Moore）发掘了部分丘阜。由于是水坝建设前的抢救性行动，他的工作仅限两季。今天，丘阜被淹没在阿萨德湖（Lake Assad）的水下。在他能够发掘的小片区域中，穆尔找到了阿布胡赖拉最早期居民的几处居所和垃圾堆的顶部。没有找到公墓或任何墓葬的痕迹。这让他陷入困惑。他们如何处理死者？是否像马拉哈泉村那样明显存在着贫富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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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那两季的工作得到了关于这个村子的大量信息。这次发掘采用的方法确保了哪怕最小、最脆弱的植物残骸也得以复原，而这也是最早采用这类方法的发掘之一。其中包括“浮选法”，即让碳化的种子从包裹的沉积物中漂浮起来，然后捞起并准备用于研究。戈登·希尔曼发现，有不少于157种不同植物被带到了村中，并怀疑至少还有100种被采集过但没有留下考古学痕迹。[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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