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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小的瞪羚意味着可供日益增长的人口食用的肉也较少。对“野生园圃”的过度利用让这种短缺雪上加霜：人们收割了太多野谷，采集了太多橡子和杏子，导致无法实现自然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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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图夫人的健康开始受到影响，特别是儿童。这从他们的牙齿可以看出。[6]埋在哈约尼姆的晚期纳图夫人，其牙釉质发育不全的比例要比早期纳图夫人高得多。他们去世时留有的牙齿数量也更少，而且有龋齿，进一步证明了他们健康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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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短缺也会导致身体发育不良，就像在今天的饥荒受害者中所看到的。这可能解释了为何许多晚期纳图夫人（比如埋在奥伦溪村的）比最初生活在马拉哈泉村的人矮小。和在现代世界一样，男性比女性受到更大影响，在晚期纳图夫人中，两性的体型也比过去更为接近。[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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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纳图夫村落人口流失乃至村子被弃的食物短缺，不能完全归咎于纳图夫人自己，归咎于他们没能控制自己的数量。人口增长带来的问题与某种人们完全无法掌控的因素相比或许不值一提，那就是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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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千年的新仙女木期寒冷而干燥，原因是北美冰盖融化后，大量冰川融水注入北大西洋。我们可以从胡拉泥芯的花粉粒中清楚地看到它对西亚地貌的影响。[8]公元前10800年之后产生的沉积物中，树木花粉的数量大幅减少，表明许多林地因为寒冷和缺少降水而消亡。事实上，在500年的时间里，气候条件变得几乎与末次冰盛期相同：正当人口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时，食物供应出现了灾难性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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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口压力和气候恶化的双重打击下，我们不应对早期纳图夫村落生活的崩溃感到意外。但人们无法轻易回归他们克巴拉祖先的生活方式。不仅因为现在人口数量要多得多，还因为晚期纳图夫人拥有定居生活的遗产：新的技术，新的社会关系，对动植物的新态度，关于土地和居所（甚至所有权和财产）的新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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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人们回归了临时营地的古老生活方式，双脚重新习于跋涉，上述思想也没有回头路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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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追踪约旦河谷晚期纳图夫人的故事和回到卢伯克的旅行之前，我们必须首先短暂地造访向东1000千米的地方。这将带我们前往比现在废弃的阿布胡赖拉村和幼发拉底河更远的地方，来到托罗斯（Taurus）和扎格罗斯（Zagros）山脉。新仙女木时期，这里的村子没有废弃。相反，它们正第一次被建造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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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格罗斯地区边界模糊，地形多样，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较高部分，延绵的丘陵、深谷、峭壁和峰顶。日照和高度的变化导致降雨量和温度的巨大差异，即使整体条件又干又冷，仍然造就了许多生机勃勃的小块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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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地区的温度下降，降水减少，给许多最近才从地中海沿岸传播至此的树木带来灭顶之灾。但未受恶劣气候影响的低地山谷为小片橡树、开心果树和红荆提供了庇护，也容纳了被迫从现在变得寒冷刺骨的高处山坡向下迁徙的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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狩猎采集者不得不追随着动植物在那些山谷定居下来，人口密度变得比他们在山间四处游荡时高得多。他们在山谷中修建了一些有史以来最精美的建筑。建在托罗斯山脚下一条小河边的哈兰切米丘（Hallan Çemi Tepesi）是这些新村落中最迷人的一个。[9]1991年，这个考古遗址受到堤坝建设的威胁。美国和土耳其的联合考古队展开发掘，他们找到了带石头地基和抹灰篱笆墙的建筑痕迹。建筑的准确建造年代仍然不明，少数几个放射性碳定年得出的数据跨度超过2000年，但主要生活时期似乎在公元前10000年左右。哈兰切米丘人采集种类繁多的植物性食物，包括杏子、开心果、李子和豆类。他们还狩猎山羊、鹿和野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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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建筑是家庭居所，内有火炉、磨石和实用器具。但另一些建筑中发现了小雕像、带纹饰的石碗和来自北面100千米外的黑曜石。这些建筑不被用于家庭活动，而是被用于社交或仪式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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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纹饰的石碗用砂岩制成，有的平底，有的底部为圆形，侧面开孔，以悬在火上。许多碗装饰着刻出来的格子线、折线和曲线。有的带动物图案：一只容器的表面有三条狗在列队行进。一些研杵打磨得非常光滑，其中一根的手柄被雕刻成抽象的羊头。考古学家们还找到了许多形状和大小各异、用彩色石头制成的珠子。所谓的小雕像用与石碗原料相同的白石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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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碗，约公元前11000年，来自土耳其的哈兰切米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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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季节性的狩猎采集者营地而言，哈兰切米丘显得过于庞大。人们在建筑中投入了可观的劳动，并且显然将较大的石质容器制成了家居配件。高度发达的物质文化和黑曜石贸易暗示，这个社会与曾经繁荣于马拉哈泉村的社会同样复杂——甚至可能更深地沉浸于象征和仪式的世界。直到许久以后的旅行，约翰·卢伯克才会意识到这些发展的影响——他将在公元前11000年抵达美索不达米亚，那时他已经走遍了几乎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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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家们仍在试图理解约旦和幼发拉底河谷的晚期纳图夫人在新仙女木期采取的新生活方式。一个有力的证据来源是他们的墓葬习惯，以及同他们生活在村子里的祖先相比这些习惯发生了什么变化。[10]最惊人的发展也许是，死者下葬时不再佩戴用兽骨和海贝制成的精美头饰、项链、手镯和吊坠。早期纳图夫人中有约四分之一以这种方式埋葬，暗示一些人比其他人有钱有势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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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和权力显然建立在定居村落生活的基础之上，这让精英阶层有机会控制从其他地方输入海贝和其他物品的贸易。回归流动生活消解了他们的权力基础，让社会重新变得平等，就像在克巴拉时期那样。不用海贝装饰死者并非因为无法再得到这种贝壳——它们在晚期纳图夫人定居点中数量很多。只不过它们没有和死者埋在一起，而是和骨珠与吊坠一起被扔进了家庭垃圾堆。贝壳失去了价值，因为人们再也不能控制它们的分配——流动的狩猎采集者可以自己收集海贝，并随心所欲地进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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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更平等社会的另一个标志是从以群葬为主（可能是作为同一家庭或宗族的成员）转向独葬。显然，家庭成员的身份不再那么重要，对人的评价建立在他们的成就和个性之上，而非他们的血缘关系。但最能说明纳图夫社会变化的是丧葬习惯中的第三种变化。很大一部分纳图夫墓葬中的尸骨杂乱无章，或者骨架有缺失——通常是头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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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家称这种现象为二次埋葬。它们表明，葬礼远不是把尸体放进坟墓、留在那里的简单行为，而是至少有两个（甚至多个）阶段——很可能以许多群体集合起来为死者最后送行作为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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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公元前10000年胡拉湖的一个秋日，一群大雁似乎宣告着黄昏降临。约翰·卢伯克在自己的小火堆旁躺下，幸福地看着夜晚拉开帷幕，等待睡意到来。但几分钟后，他被人声惊扰，那是一群前往马拉哈泉村的疲惫旅人。老人拄着拐棍，小孩子被父母背着。破败的村子里传来响亮的犬吠，与这些人同行的狗只回以低低的叫声。对狗来说，马拉哈泉村将只是一年中到过的许多落脚点中的又一个。但对人来说，这是个无与伦比的地方——那是他们祖先的家，但这却是他们多年来第一次到访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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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此行中到过几个临时营地——等到当地猎物和植物消耗到无法维持他们的生计时，就抛弃那里。他们还造访了有人去世和被埋葬的地方。在每处坟墓，骨头被挖出，放进篮子里带到马拉哈泉村。他们从有的墓中取走被干燥的皮和筋连在一起的近乎完整的骨架，但从另一些墓中只拿走头骨。在途中休息时，老人会回忆起父辈和祖辈带着他们死去亲人的尸骨前往马拉哈泉村重新埋葬的旅程。小孩子兴致勃勃地听着，把故事记在心里：他们的祖先如何整年在马拉哈泉村定居，那里的食物曾经多么丰富；他们如何用精美的首饰和服饰装点死者；狼如何变成了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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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伯克加入他们的队伍，一起走进了马拉哈泉村，受到恭敬而程式化的欢迎——村中还有少数人生活，他们住在破败不堪的屋子里，负责守卫这里。旅人放下篮子和几件随身携带的物品。人们生起火，分享了一点食物，然后全都坠入梦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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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的几天里，又有三支队伍抵达马拉哈泉村，各自带着装有他们死者骨殖的篮子。现在已经聚集了差不多100人，准备重温祖先的生活。随后的两天里，人们在树林里为宴会搜寻猎物和植物性食物。故事在人们口中被讲了一遍又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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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伯克帮忙打扫一座坍塌的屋子，清理掉石块、荆棘、腐木和泥土。马拉哈泉村古老的公墓被重新挖开。在歌声中，新死者的骨殖被从篮子里取出并放到土中。就这样，过去和现在交织在了一起。重葬行动、随后几天的庆祝、社群生活、讲故事和宴会为生者再现了他们祖先的生活。现实的挑战——在新仙女木期恶劣的干旱中艰难求生——被暂时忘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