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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树被砍倒，以便获得建筑材料和开辟小块大麦和小麦田。这些作物在生物学上是驯化抑或野生的似乎完全不重要，因为农业的新世界无疑已经到来。现在是公元前9600年，约翰·卢伯克望着耶利哥，这个村子标志着西亚乃至世界历史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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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看到的苏丹丘（Tell es-Sultan，即古耶利哥）同样令人震惊，但没有那么风景如画。我站在巴勒斯坦山的阴影下，在那个巨大丘阜以西半千米的地方。丘阜由数千年的坍塌建筑和人类垃圾组成，受到太阳和风雨的侵蚀。向东北方向远望，可以看见一条条闪亮的黄色和炫目的白色，那是仍被太阳炙烤着的约旦河谷。我脚下是用煤渣块砌成的乏味灰色建筑，这个巴勒斯坦城镇现在环绕着古老的遗址。不过，我视野的中心是苏丹丘，以“世界上最古老的城镇”闻名。它看上去像是古老的采石场，甚至是弹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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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那是我的职业病——考古学家从1867年就开始发掘这个土丘。几年后，查尔斯·沃伦（Charles Warren）上尉来此寻找被约书亚和以色列人的号角吹塌的城墙，他相信苏丹丘就是《圣经》中的耶利哥城。1908—1911年，一队德国学者追随了他的脚步；然后是20世纪30年代，来自利物浦大学的约翰·加斯唐（John Garstang）。但把古耶利哥带到世人面前的是凯瑟琳·凯尼恩（Kathleen Kenyon）在1952—1958年间展开的伟大发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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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尼恩写道：“耶利哥绿洲犹如人们想象中的伊甸园。”[2]我看到的耶利哥被绿树和耕地环绕，从凯尼恩看到的齐整绿洲向外蔓延了许多千米。现代灌溉把苏丹泉（‘Ain es-Sultan，村子即由此得名）的水输送到谷中偏远的田地。于是，我在想象中砍倒了那些远处的树木，又在土丘周围种植了许多棕榈树。我拆掉水泥和煤渣块的建筑，代之以谷物地。然后，我在土丘脚下支起凯尼恩用过的那种白帐篷。帐篷支好后，我可以看着结束一天工作的工人鱼贯离开土丘，而考古学家和学生们则坐下喝茶，然后开始整理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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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他们第一次意识到土丘中埋着最古老的建筑。青铜时代的城镇和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长方形建筑已经为人所知。但那天（我记得是1956年的某个时候），就像凯尼恩后来所写的：“我们发现自己正在掘入一个新阶段……地面是泥土而非泥灰……墙是曲面的，房子的设计似乎是圆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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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一些纳图夫人曾在泉边驻营，因为那里发现了散落的新月形工具。他们很可能种植过谷物、豌豆和小扁豆，在获得了可怜的收获后前往山谷或山坡的其他地方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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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9600年左右，夏天的干旱画上句号。重新开始的降雨补给了从巴勒斯坦山间流过的溪流，约旦河开始泛滥。新的一年一度的洪水将厚厚的肥沃土壤带到河谷各地；泉水重获生机，滋润着土地。作物生机勃勃，很可能取代无人照料的野生植物，成为食物的主要来源。晚期纳图夫人延长了停驻的时间，直到历史重演，早期纳图夫人青睐的定居村落生活在远离地中海林地的地方获得重生。耶利哥就这样建立，那里的居民成了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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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在耶利哥的生活延续至今。一代代后人建起房屋、仓库和圣所，将最早的村子埋没；他们使用陶器和青铜，被《旧约》载入史册。就这样，苏丹泉旁出现了一个巨丘，长250米，高度超过10米。巨丘由倒塌的泥砖墙、层层堆垒的房屋地基和垃圾堆组成；除了人类垃圾，巨丘中还包含着1万年人类历史中的失传物品和隐藏墓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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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瑟琳·凯尼恩试图在耶利哥使用对她来说非常现代的发掘技术。与发现了纳图夫文明的多萝西·加罗德一样，凯尼恩是20世纪英国最伟大的考古学家之一。这两位女性在基本上仍然是男性世界的领域取得了成功。20世纪20年代，凯尼恩在牛津求学，继而指导了在英格兰和非洲的发掘。战争期间，她担任伦敦大学学院考古系主任，最终成为牛津圣休学院院长。她获得过许多荣誉，最高荣誉是1973年获封大英帝国女爵。[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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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她的目标是进一步探索古城的最后时期（可能与《圣经》故事有关），以及发现最早的遗存。她认为后者更为重要，值得“彻底探索”。她的想法完全正确。1957年，她出版了关于自己工作的通俗作品《挖掘耶利哥》（Digging Up Jericho），向世人证明了这点。不过，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学者们才等到详尽描绘土丘内部建筑、陶器和一系列关键地层的巨著问世。[5]不幸的是，凯尼恩在出版前几年就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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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约翰·卢伯克正在村里帮忙修建一座泥砖结构的屋舍。大量建造工作正在进行，枯树枝窝棚逐渐被更加持久性的建筑取代。有了可靠的冬季降水、丰收和河谷中充足的猎物，耶利哥人再无须离开。当他们选择在外生活几周甚至几个月，走亲访友、四处打猎或者做买卖时，他们知道自己将回到耶利哥。因此，他们非常乐意投入时间和精力建造泥砖房屋、开辟田地。一些新房子建好后，耶利哥吸引了新的居民，后者乐意离开自己的狩猎采集者团体，加入种植庄稼的新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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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卢伯克从河谷底部挖掘黏土，把它们装上木质拖车运回村中。在那里，黏土将与麦秆混合，被切成长方形的砖块，留在太阳下晒干。然后，人们用泥灰把它们黏在一起，建成圆形居所的墙壁。每座屋子直径约5米，地面略有凹陷。墙的上半部分将用棍子和树枝建造，屋顶则使用抹了黏土的芦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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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卢伯克在泉水中洗了澡，然后绕着村子步行。他看到了不少于50座屋子——有的围绕供大家族使用的院子而建，有的孑然而立，或者在偏僻处凑在一起。屋子内外都有火炉，小路上弥漫着浓烈的柴火烟雾。人们坐在院子里，有的编织着毯子和篮子，有的在交换消息、制定明天的计划。公元前9600年，可能有超过500人生活在耶利哥——完全自给自足的人群同时生活在同一地点，这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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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百年后，耶利哥已经变得更大，有超过70座房屋，人口可能达到1000。又有大量的周边林地被清理，大片土地成为耕地。许多最初的房屋已经坍塌，或者被故意推倒，以便在废墟上建造新的。但村子的最大变化在于，朝向巴勒斯坦山地的村子西面已经被一堵高大的石墙封闭，墙内还建起了一座巨大的圆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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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尼恩在1956年的发掘中找到了这些建筑。墙高3.6米，底部厚1.8米，似乎没有环绕整个定居点，因为东面没有发现墙的痕迹。她在墙的内侧找到了塔的遗迹。塔高8米，底部直径9米，估计重达1000吨。塔内有22级石阶通往塔顶。这种建筑在人类历史上完全前所未有，堪称凯尼恩最了不起的发现——建造墙和塔至少需要100个人工作100天。就像她本人所表示的：“这座塔的设计和建造完全不逊色于一座最宏伟的中世纪城堡。”[6]至今没有发现该时期有其他墙和塔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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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尼恩认为，它们被用来保护城镇免受攻击。考虑到《圣经》对耶利哥的描绘，这个结论似乎难以反驳。直到1986年，欧弗·巴尔—约瑟夫才提出一系列显而易见的问题：谁是耶利哥的敌人？建成后不超过200年，墙就被房屋残骸和垃圾掩埋，为何没有重建？为什么同一时期的西亚没有其他设防的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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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约瑟夫的结论是，墙的确被用于防御，但并非针对入侵的敌人，而是要阻挡洪水和泥石流。[7]耶利哥始终受到降雨增多的威胁，开荒导致巴勒斯坦山地上的沉积物变得不稳固，可能被附近的季节性河流带到村子周边。等到村中的垃圾掩埋了这堵墙时，人类定居点已经因为倒塌的房屋与人类垃圾的堆积而抬高，洪水和泥石流的威胁不复存在，也就不再需要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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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弗·巴尔—约瑟夫否定了塔被用于防卫的观点。他对塔的良好保存状况印象深刻，认为这可能得益于石头建筑之上的泥砖平台。凯尼恩本人发现塔的北部有与其他建筑相连的痕迹，她认为后者可能被用于存储谷物。根据这点，巴尔—约瑟夫认为，塔归公众所有，或者为社群服务，也许被用作每年仪式的中心。虽然对塔周边的进一步发掘无疑会有所帮助，但似乎永远不太可能得出定论。显而易见的是，建造墙和塔意味着人们正在全新的规模上展开营建和群体活动。人类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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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世纪50年代晚期，欧洲类似的村落定居点已经被描述为新石器时代的，尽管年代要晚近得多。20世纪20年代，战前顶尖的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Gordon Childe）发明了“新石器革命”一词，用以指称突然出现的定居点。他相信，这反映了生活方式的彻底改变。改变不仅包括农业，也涵盖建筑、陶器和被打磨得很光滑的石斧。柴尔德认为，这些组成了“新石器套装”，总是作为不可分割的单一整体出现。[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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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尼恩发现他错了。虽然房屋、墓葬和整体生活方式非常契合新石器模式，但耶利哥最早的村民缺少新石器套装的一个关键元素：陶器。留存下来的所有碗、容器、盘子或杯子都用石头制成，还有许多可能用木头或植物纤维制作。于是，凯尼恩为早期耶利哥文化发明了一个新词：前陶新石器时代（PPN）。事实上，她把耶利哥的第一个村子归入“前陶新石器时代A时期”（PPNA）。现在我们知道，这个时期在全新世开始后持续了不超过1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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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PPNA时代的耶利哥村民名副其实地和他们的死者住在一起。尽管凯尼恩只发掘了定居点的十分之一，也发现了不少于276处墓葬。这些墓葬都以某种方式同建筑联系在一起，有的位于地板下，有的位于家宅之下，有的位于墙中间，有的位于塔内部。晚期纳图夫人的关键丧葬习俗得到延续：人们倾向于独葬而非群葬，极少用工艺品陪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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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葬之后（很可能在肉身都腐烂之后），墓坑常被挖开并取出头骨，许多头骨会重新被埋在村里的其他地方。在凯尼恩认为是祭坛下方的坑里，找到了5个婴儿头骨。但大部分儿童和婴儿（占被埋葬者的40%）未受打扰，被取出来展示、最终重葬的主要是成人头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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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对头骨如此感兴趣？随着耶利哥成为城镇，人们开始给头骨戴上镶嵌了宝贝贝壳眼睛的石膏面具，这种趣味将变得非常复杂。凯尼恩认为存在一种祖先崇拜，并与新几内亚塞皮克河（Sepik River）的居民做了比较，后者直到近代仍会在仪式中使用受到崇敬的祖先的头骨。但我们永远无法确知，为何耶利哥人（乃至整个西亚和其他地方的人）要挖出并重葬人类头骨，也许重葬之前还要进行一段时间的展示。[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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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他们的丧葬习俗一样，耶利哥村民使用的工具也与晚期纳图夫人的非常相似，尽管也有一些重大的技术创新。最引人瞩目的是用泥砖进行建造——这种劳动密集型工作展现了对村落生活的投入。但许多石制品没有多少改变。人们仍在制造细石器，还有形式多样的刀锋、刮片和镰刀。并不意外的是，石斧和石锛的数量比过去多得多。它们被用来清理植物，以开辟田地。这种清理可能促成了水土流失，增加了对防御墙的需求。不过，有一件器物值得特别注意：一种新型箭头，被考古学家称为“埃尔—希亚姆”（el-Khiam）箭头。这种箭头呈三角形，两侧有槽用于安装箭杆，名字来自它们被首次发现的埃尔—希亚姆遗址。[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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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几何形和新月形细石器那样，埃尔—希亚姆箭头也经历了从流行到消失的过程。它们在公元前9000年左右达到顶峰，几乎同时出现在新月沃地的整个西部和中部地区。我们不清楚这种设计源于何方，或者为何在这片广大地区被广泛使用。许多箭头的设计符合空气动力学，可能大大提高了狩猎效率。但使用显微技术的新研究表明，很多希亚姆箭头被当作锥子和弓钻头，而非像传统认为的那样被用作投射物的尖头。[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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