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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画，约公元前7000年，来自土耳其加泰土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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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几何图案，还可以看到巨大的黑鹫凶恶攻击无头人的画面，以及狂热小人包围巨鹿和巨牛的景象。真人睡在平台上。他们以扭曲的姿势躺着，有时突然惊醒，瞪着从身边经过的卢伯克，仿佛可以看到又有人侵入了他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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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伯克不断上下梯子，穿梭于不同的房间，目睹了一幕幕恐怖的景象，直到最终精疲力竭，趴倒在另一堵带有雕塑的墙上。他跪着支起身子，正好面对从泥砖墙和石灰中露出的一对女人乳房。两个乳头裂开，里面可以看到秃鹫、狐狸和鼬鼠的头骨：母亲形象本身遭到了严重的玷污。卢伯克再也忍受不了，爬进了漆黑的仓库。他躲在那里，希望日光能把自己救出这个新石器时代的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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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11月一个寒冷的日子，安卡拉（Ankara）的英国考古学会学者詹姆斯·梅拉特（James Mellaart）来到加泰土丘。他从1951年开始就在安纳托利亚高地的科尼亚（Konya）平原上寻找考古遗址。事实上，他在第二年的工作中已经远远望见过这个土丘。当他终于勘察那里时，发现野草覆盖着土丘，西南风侵蚀了表面。确定无疑的泥砖墙痕迹因此显露了出来，还有黑曜石箭头和陶器碎片等手工制品。梅拉特马上明白自己有了重要发现。在他训练有素的眼睛看来，这些器物无疑是新石器时代的，当时该地区还没有发现过这个时期的定居点。土丘很大，长450米，占地32公顷。但他尚未意识到这里将被证明有多么重要。加泰土丘成了有史以来发现的最重要的新石器时代定居点——尽管现在它必须与哥贝克力石阵分享这个头衔，甚至可能要拱手相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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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拉特在1961—1966年间发掘了这个定居点，但只挖开了西南角的一小部分。他发现的壁画、牛头、人类墓葬和小塑像很快变得举世闻名。一起发现的还有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手工制品，包括黑曜石制成的镜子和带有精美雕饰骨柄的匕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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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究竟找到了什么？那里有一系列房间：较大和较精美的被认为是圣所，较小的是家庭居所。不过，尽管发现了雕塑和壁画，有专业工匠和复杂建筑的迹象，但没有存在祭司阶层、政治领袖或公共建筑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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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拉特加入了伦敦大学考古学院，他在20世纪70年代讲授的关于加泰土丘的课程引人入胜，特别是对一位名叫伊恩·霍德（Ian Hodder）的本科生而言。1993年，霍德已经成为剑桥大学的考古学教授，许多人认为他是那代人中最有创新精神的考古学家。[11]作为史前象征主义研究的先驱，他受吸引来到加泰土丘毫不奇怪——这里对想要进入古人象征世界的人来说是终极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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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霍德已经开始规划自己在加泰土丘的工作，希望不仅展开新的发掘，而且确保遗址作为土耳其遗产的一部分得到适当的保护、恢复和管理。这促成了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考古项目之一，并应用了最先进的考古科学、方法和理论。一些最重要的发现来自对地面沉积物和墙上石灰的显微镜研究，由我在雷丁大学的同事温迪·马修斯（Wendy Matthews）主持。[12]研究显示，一些墙壁上有多达40层的颜料和石灰，暗示它们可能每年，或者每当在墙下埋葬新的尸骨时都会重新粉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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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德怀疑定居点是否有过公共建筑、祭司或政治领袖。他还质疑了梅拉特对圣所和住宅的区分——对地面沉积物的显微镜研究显示，在被认为是圣所的房间里同样进行过工具制造等日常活动。霍德认为，仪式和家庭活动十分密切地交织在一起，以至于那些人自己也不可能区分两者。[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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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泰土丘的经济基础同样引发了疑问。梅拉特几乎确信这个定居点必然依靠建立在谷物和牛群之上的高效农耕经济。但他的证据并不充分。人们找到了一些碳化的谷粒，但比起约旦河谷的村子，在房子和院子里很少找到碾磨设备。块根和鹿等野生动植物的作用可能远比梅拉特认为的更重要。对新发掘材料的初步研究暗示，这里的经济与同时代的其他定居点没有区别，同样依靠驯养的绵羊和山羊、谷物和豆类。[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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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霍德的新工作确认了梅拉特原先的许多观点。梅拉特曾强调定居点内的秩序，每个房间遵循相同空间布局的方式，以及定居点整个历史时期内手工制品设计不同寻常的一致性。霍德找到了表明这种秩序的更多证据。当房屋需要重建时，它们会在同一地点按照同一设计建造，并为每种室内活动保留同样的区域。他暗示，不同类型的人——老人和年轻人、男人和女人、专业工匠和无手艺者——在每个房间内的工作位置和座位都受到非常严格的限制。在我看来，他们生活的每个方面似乎都变得仪式化了，任何独立思想和行为都被公牛、乳房、头骨和秃鹫所展现的压迫理念所扼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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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听上去犹如生活在新石器时代的地狱中。讽刺的是，当我在2002年一个秋日下午造访土丘时，遗址看上去更像考古学的天堂。那里除了看守者之外渺无人烟，在科尼亚平原中部显得巍峨壮观。霍德新近开挖的壕沟盖着保护罩，我可以看到保存极其完好的墙上石灰层、火炉和一系列建筑特征：墙上的凹槽（曾经放置梯子的地方）、仓库的入口、谷物罐和下面埋葬尸骨的平台。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现场实验室、工作室和为考古学家准备的设备，为来访公众准备的展览，以及重建后供他们参观的房屋。我想起自己读过伊恩·霍德的一篇采访，当时他被要求描绘自己梦想中的考古项目。毫不奇怪，他回答说已经找到了这样的项目，他想要在未来的许多年里继续发掘加泰土丘。[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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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公元前7000年，正值加泰土丘的黎明。饱受折磨的一夜让卢伯克疲惫不堪，他再次爬上屋顶，找到可以环顾平原的有利视角。空气清新，太阳尚未升起。一位牧羊女已经离开城镇，为她的羊群寻找放牧地点；另一个女人在城镇周围的田间除草。卢伯克把目光转向东方，望着内瓦里乔利和哥贝克力石阵，那里的艺术品似乎预示着加泰土丘的诞生。他又想到，布克拉斯的鸟类图案、加扎尔泉镇的牛塑像和石膏像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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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目光转向东南方，看着今天的以色列和约旦的土地，那里是他旅程的起点。卢伯克想起在耶利哥、哈格杜德道和WF16号等最早的农业村落，猛禽曾受人崇敬，人的头骨被从身体上分开。因此，加泰土丘的壁画和雕塑也许根本不可怕——它们只是西亚在发明和发展农业的过程中，对伴随着小麦田一起出现的神话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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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他回想起更加遥远的时代，想到了被烧毁前的奥哈洛，想到了他穿越草原和沙漠的旅行，想到了在马拉哈泉村的野生园圃中收割小麦。那些克巴拉和纳图夫狩猎采集者会如何看待加泰土丘呢？他们很可能会感到困惑和恐惧，因为他们似乎信赖自然世界，事实上他们自己就是那个世界的一部分。与之相反，加泰土丘的居民似乎害怕和鄙视荒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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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伯克又向西望去，看向欧洲的方位。穿越那片大洲将是他的全球历史之旅的下一个阶段。他的行程将从冰河盛期的西北偏远角落开始，那里的人们捕猎驯鹿，以皮毛蔽体。但首先，他必须前往至今仍然介于欧洲和西亚文化之间的地方——地中海的塞浦路斯岛（island of Cyp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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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人类简史：从冰河融化到农耕诞生的一万五千年 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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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塞浦路斯的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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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绝、殖民和文化停滞，公元前20000—前6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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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伦·西蒙斯令人担心地站在崖边一块突出的石头上，下面是美丽的蓝色地中海。我专注地听他讲述1986年在阿克罗蒂里（Akrotiri）阿伊托克莱诺斯洞（Aetokremnos Cave）[1]的发掘——那里现在不过是崖壁上的一个平台，洞顶早在几千年前就坍塌了。我蹲在地上，艾伦在几米外的地方面朝着我。他背对大海，浓密的灰白头发在强风中飘摆。在他头顶上方，猛禽在高处的热气流上盘旋——也许它们知道阿伊托克莱诺斯的意思是“鹫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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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伦描绘了地面上的两层遗物，上层为石质工具、一堆贝壳和鸟骨；下层堆满了河马骨骼，但与今天非洲的品种不同，这些是像猪那么大的倭河马。从小山洞的遗物中发掘出500多具骨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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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伦解释说，公元前10000年前后，最早来到塞浦路斯定居的人捕猎了这些河马[3]；人们把尸体带到阿伊托克莱诺斯，烤熟后分拆它们的肉、脂肪和骨头。他兴奋地挥动手臂，想象着河马如何被从觅食点赶出，然后被迫跳崖身亡。我觉得，如果再后退一步，他也会加入它们的行列，掉到下面浪花覆盖的岩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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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0000—前10000年间，塞浦路斯岛上没有人类居民。那里也没有野山羊、野猪或鹿。几百万年来，和其他地中海岛屿一样，被深海包围的塞浦路斯与其他陆地隔绝，因此几乎没有什么动物。[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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