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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有数以百计的中石器时代遗址，甚至可能有几千个——这个考古学记录与之前冰河期人类来此的短暂痕迹完全不同。有的遗址采用奇特的丧葬习俗，有的拥有惊人的艺术，但两者在斯塔卡都不存在。那么这个遗址为何如此特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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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很简单。斯塔卡是中石器时代真正开始的地方。那个时代名副其实地从这里开始——这是整个欧洲已知最早的中石器时代定居点之一。对我个人来说，那个时代始于这里——斯塔卡是我听说的第一个中石器时代遗址，对我决定成为考古学家至关重要。在某种历史意义上，它同样始于这里：比起之前的旧石器时代和之后的新石器时代，在格雷厄姆·克拉克于1949—1951年展开发掘之前，中石器时代被完全忽视。[2]这是欧洲所有时代的遗址中，第一个进行放射性碳定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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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5年，维多利亚时代的约翰·卢伯克对欧洲史前历史的这个关键阶段还一无所知。他在《史前时代》中写道：“通过对我们所获遗物的仔细检验，史前考古学似乎可以分成四大阶段。”[3]他随后描绘了旧石器时代——“当时人类与猛犸、穴居熊、披毛犀和其他灭绝的动物共享欧洲”[4]；新石器时代——“该时代的特征是用燧石和其他石头制造的精美武器和工具”[5]；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6]作者没有提到中石器时代，后者在1865年并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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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文中，维多利亚时代的卢伯克描绘了丹麦考古学家沃索（Worsaae）教授如何想要把旧石器时代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包括与灭绝动物有关的石质工具，第二阶段与丹麦海岸的发现有关，特别是包含鱼骨、兽骨和人工器物的科肯莫丁格（Køkkenmøddinger，意为厨余堆）大贝丘。另一位丹麦考古学家斯滕斯特鲁普（Steenstrup）教授则认为，贝丘属于卢伯克所说的新石器时代。在衡量了双方仅有的证据后，维多利亚时代的约翰·卢伯克站在了斯滕斯特鲁普一边：虽然他认为科肯莫丁格代表了丹麦历史上的一个特定阶段，很可能属于新石器时代。[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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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知道沃索是正确的，斯滕斯特鲁普完全错了，中石器时代全然不同于欧洲史前史上的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这是欧洲的全新世狩猎采集者时代，在最早的农民到来前，他们就生活在茂密的森林中。20世纪30年代，格雷厄姆·克拉克开创了英国的中石器时代研究，他编撰了一份关于该时期石质工具的目录和分类表。[8]但对斯塔卡的发掘才真正让他把兴趣转向中石器时代的生活方式和环境。这样做不过是追赶丹麦考古学，后者从19世纪50年代首次发掘科肯莫丁格起就开始研究此类问题——尽管沃索和斯滕斯特鲁普对其年代存在分歧。[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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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平静的夏日午后，我想象这位年轻的剑桥讲师和他的队伍抵达斯塔卡后的活动：他们建立营地，开始发掘工作。克拉克选择斯塔卡，是因为那里的一条排水沟中发现了石质工具。这被证明是个聪明的选择。在约克郡田野浸湿了的泥炭中，他找到了保存完好程度史无前例的狩猎采集者营地遗迹，不仅有兽骨，还有鹿角和木制工具。此前和此后其他英国中石器时代遗址的完好程度，都要远为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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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愉快的午后我坐的地方，可能正是中石器时代的居民坐过的。但他们所看到的南北两侧的小山上并没有约克郡的田野界墙和石砌的农舍，他们眼中是被桦树林和浓密的蕨类灌木丛覆盖的山坡。他们面前不是牧场，而是一个大湖，我打盹的矮坡就是昔日湖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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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地是他们在桦树林和湖岸边打猎的基地。马鹿是他们最喜欢的猎物，但他们也捕猎野猪、獐、驼鹿和野牛。他们采集植物，捕捉鸭子、䴙䴘和潜水鸟，还很可能坐着独木舟捕鱼。他们每年夏天来到斯塔卡，关键任务之一是焚烧湖边茂密的芦苇丛。人们在营地制造和修复工具——新的石质箭头和倒钩被装到箭上，清理过的兽皮缝制成衣物，鹿角被加工成鱼叉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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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角在秋天和冬天就已收集好，存放在营地备用。加工鱼叉头是一项既讲技巧又费力气的手艺。加工者使用形似凿子的石质工具。他们沿着鹿角刻出平行的凹槽，然后取下一段平整的角片；角片被切割、塑形和打磨。有人选择制作带许多倒钩的鹿角叉头，有的只是做出几个形状粗糙的倒钩。也许这些是设计来捕捉不同种类猎物的，或者只是试验，因为没人知道哪种设计对捕猎最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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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坐在约克郡的田野上时，我不得不想象中石器时代的场景：火焰在干芦苇中噼啪作响，眼睛被烟雾熏得流泪，兴奋的孩子们追逐受惊的水鸟、兔子和田鼠。芦苇丛的火势很大，火焰烧着了上方的树枝，鲜艳的橙色柳絮随风飞舞，在湖面停留片刻后沉入水中。烧芦苇是为了看清湖面的情况，便于走上独木舟。此举还促进了新芽的生长，好让他们下次沿着岸边打猎时，能找到在那里吃草的鹿。在公元前9000年史前世界的其他地方，另一些人也在培育新芽——耶利哥田野中的大麦和小麦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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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人们可能载歌载舞，吃饱了鹿肉，在草药的作用下陷入迷醉。我可以想象一些人穿着皮衣，戴着鹿角面具，在歌声、鼓声和芦笛的音乐中，像鹿一样性感地扭动身体。舞者会突然停下，嗅嗅空气，惊恐地撒腿就跑；然后，他们会死于猎人的箭下，并因为献出自己的生命而受到感谢和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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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象着在星空下入睡的人们第二天离开——有的朝小山走去，有的坐着独木舟前往东边的湖岸。鹿角面具和切割后的兽骨丢在一起，后者是制作鱼叉头和石质工具时产生的垃圾。这些东西将留在那里，被埋在死去芦苇变成的泥炭下，很快被遗忘，直到对它们的发现改变了我们对欧洲过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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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克的发掘为我的想象提供了许多依据。[10]他找到了鹿角面具——但这些可能是打猎时的伪装，而非跳舞时的装饰。他还发现了许多不同形状和大小的带倒钩的鹿角叉头和植物食物的残渣，尽管都没有致幻作用。那里还有一把木桨，但没有独木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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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发掘在1951年结束，但那只是对斯塔卡的发现进行不断重新分析和重新评估的开始，而这一过程持续至今。[11]克拉克曾认为该据点是冬季的大本营，因为那里发现了大量鹿角——只有临近年末被狩猎的动物身上才有这些。不过，1985年，动物考古学家彼得·罗利——康维和托尼·莱格在重新分析兽骨后发现，没有证据暗示冬天有人居住。[12]相反，很多证据表明居住时间为夏天，特别是鹿的牙齿。通过检查长出了哪些牙齿，并将其与现代鹿的已知牙齿生长模式进行对比，莱格和劳利——康维确信，大多数鹿是在5月到6月间被捕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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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烧芦苇的行为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被发现。发现者是彼得拉·达克（Petra Dark），这是一位专门研究环境重建的考古学家，也是我在雷丁大学的同事。[13]她从昔日湖泊的边缘和中心采集了新的泥炭样本，对一系列薄如剃刀的切片中的花粉粒、焦炭颗粒和植物碎片做了特别细致的显微镜研究。最早的切片来自人类抵达皮克灵山谷之前，显示了非常符合冰河期地貌的植被：草、禾本科植物、零星的矮柳、松树和桦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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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9600年之后，泥炭切片中的花粉粒增加了杨树和刺柏，随后桦树占据了主导。公元前9000年后不久，泥潭中出现了焦炭颗粒，那是从湖边最早的篝火中吹来的。焦炭颗粒突然增多，再加上烧焦的芦苇和柳絮碎片，这些反映了集中活动的开始。每年用火清理一遍湖边植被的行动持续了80年。随后的一两代时间里，人们遗忘了这个湖，直到公元前8750年左右才回到那里，将上述活动延续了至少一个世纪。当时，柳树和白杨正在侵袭湖泊，把大片湖面变成“卡尔群落”（carr），即水中的茂密树丛。到了公元前8500年，榛树在当地站稳了脚跟，最后一次焚烧过后，人们抛弃了斯塔卡，前往其他地方打猎和采集。湖泊完全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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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仙女木时期结束后不久，榛树、桦树、柳树、松树和白杨等树木从它们在冰河期的藏身处重新现身，很快发展成大片林地，重新开始向北扩张。[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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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站稳了脚跟，新的林地就鲜有宁日。因为紧随着这些坚韧的先驱物种，喜欢更加暖湿条件的树木接踵而至，包括在南欧山谷中幸存下来的橡木、榆树、酸橙树和桤木，它们的向北扩张因新仙女木时期而受阻，而发展中的全球变暖满足了它们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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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些物种从南方的冰河期庇护所向北扩张时，它们在身后留下的花粉粒轨迹成了对其旅行的记录。比如，当新仙女木时期戛然而止时，橡树已经出现在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腊各地。到公元前8000年，它们已经接近了法国西海岸，抵达不列颠的西南角；到公元前6000年，它们覆盖了整个欧洲大陆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最南端；到公元前4000年，它们抵达了苏格兰的北端和挪威的西海岸。不过，为种植谷物而清理土地的农民，那时正在砍伐更南面的橡树。酸橙树的旅程有所不同，这种树从东南部出发，在意大利北部和巴尔干地区躲过了严寒。它们进入东欧和中欧，直到公元前6000年左右才抵达英格兰东南。榛树、榆树和桤木也完成了类似的跨越欧洲的跋涉。由此形成的林地是众多物种的大杂烩，不仅有乔木，还有大量底层灌木和植物、菌类、苔藓和地衣。这种森林覆盖了整个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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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生存，动物必须适应，或者迁徙。有的没能成功。猛犸、披毛犀和巨鹿灭绝了，也许是被石质枪尖的投矛逼入了深渊。另一些动物通过迁徙到无法形成密林的高山或极北之地活了下来，比如驯鹿和驼鹿。全球变暖的巨大受益者是马鹿、狍子和野猪，但它们很快成为中石器时代猎人最喜欢的猎物。大群马鹿生活在苔原和南欧的开阔草场上，狍子和野猪则躲在能遮蔽风寒的山谷中，在生长不良的橡树和榆树林里逃过了末次冰盛期和新仙女木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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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地貌和动物群体发生改变，人类的生活同样起了变化。对猎人来说，动物行为的改变和物种本身的改变同样重要。在埃蒂奥勒驻营与在迈恩多夫狩猎的人们依赖迁徙的驯鹿群。他们守候、注视着动物们走上熟悉的道路，然后在狭窄的山谷中或渡河处伏击杀死大批猎物。但在新的林地中，鹿分散成小群，以家庭为单位集体生活，有时每群只有一两只。因此，依靠蛮力的血腥屠杀必须被偷偷的行动取代——跟踪落单的动物，在茂密的灌木中射箭，还需要顺着受伤猎物滴下的血迹追踪更远。[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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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石器，约公元前8800年，来自英格兰的斯塔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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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和狩猎习惯的上述改变伴随着新技术的发展，这毫不奇怪。厚重的矛头和箭头被细石器取代：砸碎的小石片（通常是燧石）很快成了全欧洲石质工具技术的最重要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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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点上，欧洲人做出同样的决定的时间比西亚的克巴拉人早了至少1万年——加工小石片并将其凿制成一系列独特的形状，是对石头资源最有效的利用方式。这种武器在力度和穿透性上打了折扣，但在多样性和灵活性上得到了充分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