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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今天许多考古学家遇到无法解释的问题时喜欢做的那样，他的答案是“仪式”。鹿岛墓地的主人一定有不把陶器和家畜骨头放进死者墓穴的仪式禁忌。于是，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恩格斯的历史观仍然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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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夫多尼卡斯完全错了。卢伯克的独木舟上的人们从来没有听说过陶器，也没有家畜的概念。他们比拉夫多尼卡斯认定的时代至少早了4000年，在公元前6700—前6000年之间将这个岛用作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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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木舟抵达岛上，被拖上了岸。这个岛很小，长只有2.5千米，宽不到1千米，岛上长满了云杉和落叶松。尸体被放在担架上，人们一言不发地沿着树木间的小道前行。卢伯克跟着他们来到一片空地，那里已经聚集了大约50个人。这里就是墓地。沙土小丘是之前的墓葬所在。有的看上去还很新，有的则已经长满了小草和幼苗。人们挖好了新的坟墓，和其他的一样，墓很浅，呈东西向。葬礼仪式开始，卢伯克站在围观者中间，看着萨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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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体被安放进墓中，头朝东，死者的财产被放在他的身侧：一把石刀、一些骨制尖头和燧石工具。[4]现在，人们分散到墓地边缘的火堆旁开始闲谈。卢伯克留在墓边，对死者的生平感到好奇。过了8000年多一点的时间，在他的衣物和肉体早已腐烂得无影无踪之后，古里纳发掘出了他的尸骨。她仔细地画下每块骨头和每件器物，同样对那个人的身份感到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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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夫多尼卡斯对古里纳的发现做出解释差不多50年后，有人做了第二次尝试。这次的解释来自两位完全不受马克思主义正统理论影响的考古学家：密歇根大学的墓地分析专家约翰·奥谢（John O’Shea）和谢菲尔德大学（University of Sheffield）的北欧中石器时代狩猎采集者研究顶尖专家马雷克·兹韦莱比尔（Marek Zvelebil）。[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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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以古里纳的信息为基础，使用复杂的统计学方法，将各处坟墓放到一系列相互重叠的群组中。他们认为这些群组反映了鹿岛墓地主人在昔日社会中所处的社会阶层。他们宣称那个社会分为两大宗族，分别以驼鹿雕像和蛇的雕像为标志。[6]这些雕像只出现在某些墓穴中，墓主人可能属于宗族的世袭首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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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某些工具只与男性埋在一起——如骨制箭头、鱼叉、石刀和匕首——奥谢与兹韦莱比尔提出，社会中存在鲜明的劳动性别分工。女性没有特定的工具陪葬，更常见的是和用河狸牙制作的珠子埋在一起。考古学家们认定，用驼鹿、河狸和熊的牙齿制作的吊坠是财富的标志，因为当墓中出现大量此类物品时，刀和箭头的数量也很多。用熊牙陪葬的人最富有，主要是年轻的成年男子。这暗示了财富的取得取决于身体健康程度，特别是狩猎能力的高低——年老体衰意味着失去威望和权力。对女性而言，通往财富的道路似乎是婚姻和与男性的血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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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处墓穴与其他的截然不同。墓中放置了许多陪葬品，尸体以几乎垂直的方式落葬，死者看上去就像仍然站在地上。奥谢与兹韦莱比尔认为这些是萨满，就像古里纳本人曾经提出的那样。最后，11处年长男子的墓穴中只有骨制箭头——他们可能是一群特殊的猎人，被禁止积累自己的财产和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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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谢与兹韦莱比尔得出结论，在鹿岛墓地埋葬死者的那些人的社会生活比过去和当时绝大部分狩猎采集者更复杂。因此，他们很可能整年生活在尚未发现的村落中，远离这个似乎是祖先专属世界的亡灵岛。奥谢与兹韦莱比尔认为，鹿岛墓地的主人通过在覆盖涉及俄国北部和芬兰东部的燧石与板岩贸易网络中扮演“中间人”来获得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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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夫多尼卡斯对鹿岛墓葬的解释直到将近半个世纪后才受到重大挑战，而奥谢与兹韦莱比尔的解释只享受了不到10年的荣光。1995年，他们的结论遭到蒙特利尔大学肯·雅各布斯（KenJacobs）的质疑，鹿岛墓地再次被重新解读。[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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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布斯认为，墓穴间的相似点比不同点更重要。他提出，鹿岛曾是散布在奥涅加湖沿岸和附近林地中的许多狩猎采集者小群体的“仪式中心”。他认为这是一个平等社会，把墓中珠子、吊坠和器物数量的不同归因于保存状况的差异，而非财富与地位的区别。在雅各布斯看来，鹿岛墓地类似于在当地一直生活到19世纪的萨米人（Saami）的圣所。萨米人同样把死者埋在湖中的小岛上。这样做是为了防止亡灵回到定居点，因为他们相信亡灵会试图把亲属和财产带到冥界。被限制在岛上后，亡灵就不会打扰他们喜欢的狩猎和捕鱼地点。将死者埋在鹿岛墓地的人们可能有类似想法，也许他们是萨米人的直系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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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色降临，卢伯克看着月光下舞动的影子，他听着歌唱，但听不懂歌词。此时的他可能对今天的考古学家们心有戚戚，如弗拉季斯拉夫·约瑟福维奇·拉夫多尼卡斯、约翰·奥谢、马雷克·兹韦莱比尔和肯·雅各布斯。他们同样在追逐过去生活的影子，同样缺少人来翻译他们试图解读的语言——熊牙、鹿齿和骨制箭头的语言。当月亮升起、流星到来时，卢伯克借来一条独木舟，驶入了夜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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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离开奥涅加湖西缘，向波罗的海沿岸行去。有时，他不得不把独木舟从一条河拖到另一条河，不得不涉过许多林中的积水，都是河狸筑起的堤坝造成的——在北方森林中，这种动物似乎远比任何人都更专注于改造自然。[8]卢伯克瞥见过驼鹿，他靠鱼和浆果为生，在星空下入睡——当没有被猫头鹰和嚎叫的狼惊醒时。要不是永远湿漉漉的双脚、酸痛的身体和不断的昆虫叮咬，他的游荡生活将如田园诗般愉快恬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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驶过广袤的拉多加湖（Lake Ladoga）后，他进入了涅瓦河（River Neva）出海口附近的芬兰湾（Gulf of Finland），抵达后来圣彼得堡将繁荣发展起来的地方。随后他开始向南而行[9]，穿越宽阔的河口，在大量小岛间穿梭，有时朝开阔的水域驶去。海豚经常尾随，偶尔也会带路；海豹总是保持警惕；海鸥则会俯冲到这个来到它们中间的陌生独木舟驾驶者的头顶。卢伯克经过了许多沿岸营地，有的可以看到印第安棚屋似的帐篷，有的则是小木屋。人们坐在自己的独木舟和缓慢燃烧的火堆边。他们在修理渔网和鱼叉，准备食物，相互讲着故事。[10]卢伯克在波罗的海上向南行进了超过1500千米。现在是公元前5000年，冬天即将到来。岸边出现了大群椋鸟，树叶已经变黄，夜晚越来越长。因此，瑞典南部一个潟湖口周围的杂乱定居点显得非常吸引人，袅袅的烟雾暗示着温暖的火堆和烤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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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定居点今天被称为斯卡特霍尔姆（Skateholm），是整个北欧最大的中石器时代遗址之一。今天在斯卡特霍尔姆的平静农田上完全看不到其活跃的史前过去。海平面比当时下降了几米，昔日潟湖中的小岛成了平地上的低矮土丘。如果土壤被刮走或吹走，史前海滩上的沙子就会露出。犁让中石器时代生活的废墟重见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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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末，人们的确是在犁地过程中发现了石质工具，那是中石器时代的斯卡特霍尔姆的最早痕迹。[11]隆德大学（Lund University）的考古学教授拉尔斯·拉松（Lars Larsson）对此展开勘察。他在1980年试挖掘的壕沟中不仅发现了丰富的器物，还找到了许多动物骨骼，包括小鱼的，表明这里的保存状况非常好。不仅如此。正当这处中石器时代废墟的出土物品变得稀少，暗示已经到达生活区边缘时，一条试挖沟露出了下方海滩干净黄沙中的一片深色沉积物。在表层的几厘米被刮去后，一颗人类头骨露了出来。这是一座墓穴，它是拉尔斯·拉松将在斯卡特霍尔姆发掘的64座墓穴中的第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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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后，他挖出了超过3000平方米的史前定居点，发现了不是1处，而是3处墓地，并找到数量可观的工具和兽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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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5000年时，潟湖入口宽0.5千米，中间有两座小岛，其中之一只比水面稍高。那里是被淹没前的墓地。现在，人们使用较大的那个岛，它将是被拉松完整发掘的墓地：共53座墓穴。潟湖背后，岸边长着粗大的芦苇，因为寒冬而枯蔫，蜿蜒的河水在其间穿流而过。远处是一片密林，但并非北方的松树林，而是落叶林。卢伯克回到了橡树、榆树、酸橙树、桤木和柳树的世界。[12]他在距离岸边1千米的海面上上下起伏，看见人们围坐在火堆边和小毛舍旁。独木舟停泊在芦苇丛中，还晾着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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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卡特霍尔姆人被潟湖种类极其丰富的动植物所吸引。冬天，他们到附近的林地追踪野猪和鹿，设陷阱捕捉狗鱼和鲈鱼，用网捕捞河中繁盛的大群刺鱼来榨油）。网还被用来沿着岩石岬角捕捉海鸟：海鸥、刀嘴海雀和绒鸭。当海面平静时，他们会出海捕捞鲱鱼，或者用鱼叉捕猎白海豚和鼠海豚，还在一些夜晚追踪聚集在岸边的海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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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拉尔斯·拉松发掘出的动物骨骼中可以清楚地想见所有这些活动：共发现了87种不同生物。鉴于品种如此丰富，他认为人们整年生活在斯卡特霍尔姆。但彼得·罗利——康维后来得到了这些骨头，并利用自己精通的动物解剖、生殖和行为知识展开分析。[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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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利——康维发现，野猪骨骼（更准确地说是它们的幼崽）讲述的斯卡特霍尔姆人生活的故事与拉尔斯·拉松所想象的不同。野猪对动物考古学家来说是理想的动物，因为它们可以很快从新生的小猪崽长成成年大猪。因此，动物的体型成了其年龄的准确指征，并且不是以年，而是以出生后的月数计算的。中石器时代的猪崽很可能在春天出生，就像今天的猪崽那样。通过估算它们被猎杀时的年龄，我们可以确定打猎发生在哪个月。当然，我们无法测量真正的猪崽，因为只有零星的骨骼留存下来，但根据其中的一些（如趾骨和脚骨）可以对整头猪崽做出非常准确的估算。就这样，罗利——康维测量了斯卡特霍尔姆的骸骨，发现所有野猪都是在冬天被猎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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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鹿的颌骨和海豹骨骼的研究表明了同样的季节。几乎所有鸟类都在冬天来访，只有两块骨头属于可能在夏天来到瑞典沿岸的候鸟：达尔马提亚鹈鹕和琵嘴鸭。同样能说明问题的是，骸骨中缺少人们夏天待在斯卡特霍尔姆时可能捕获的品种，比如鳕鱼、鲭鱼和长嘴鱼，当它们在繁殖期游向近海时一定可以大量捕获。但在确认的2425块鱼骨中，属于它们的只有15块。这暗示人们只在冬天捕鱼，那时这些鱼远在波罗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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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己的独木舟上，卢伯克可以看到斯卡特霍尔姆岸边的几座小屋。有的是覆盖着兽皮的印第安棚屋式帐篷，有的是拱形茅屋，或者摇摇欲坠的木架构小屋。靠近些看时，他发现每座小屋中的人衣着也完全不同：有的身着长披肩，有的穿着毛皮衣物。他们有的脸上涂着颜料，有的没涂；有的脖子和腰间挂着珠子，有的则什么都没挂。各群人之间似乎很少接触，只是不情愿地承认他人也有权在潟湖边驻营。[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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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卢伯克摇桨驶向岸边时，一只狗叫了起来。然后是第二只，还有潟湖西岬的一群。这些大狗非常凶猛，很像今天的德国牧羊犬。卢伯克决定继续在远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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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松发掘的斯卡特霍尔姆墓地显示，因为存在种类极多的丧葬习惯，各个家庭只是松散地组成一个社群。这与鹿岛墓地的统一性形成了巨大反差。拉松在完成发掘工作后发现，人类墓穴随意地分布在墓地中，没有一致的模式。[15]死者有的仰卧，有的站着，有的蹲伏，有的坐着，有的斜倚着，四肢部分弯曲，部分伸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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